第四次探访“白苍山庄”仍迷了路全国唯一女子高等学府曾“藏身”于此|陈独秀_新浪财经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一九四八级国文系毕业留影

台静农

□郑劲松

“老乡，新桥怎么走？”

“不知道吔。”

“就是女师院遗址呀，怎么走？”

“女师院？更不晓得。”

“白苍山庄呢？”

“没听说过！”

再一次去江津白沙镇寻访“白苍山庄”，依然迷了路，不得不时不时把车停在道边问路，最终还是打通镇政府宣传干事的电话，才走对了方向，抵达了目的地。

其实，自2006年以来，几年一次，我已四次造访，但每次都这样“投石问路”才能准确找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在？是我的记忆力衰退，还是方向感太差？我均不承认。我更想矫情地说，这样的遗忘，似乎更像一种可怕而难堪的隐喻。

这是不能忘却的纪念，也是不该记忆模糊的遗址：江津区白沙镇新桥村的金驴溪畔，抗战时期曾经有座“白苍山庄”，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就藏身于此，那是今天的西南大学重要前身——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白苍山庄在哪里？

大多数江津人也不晓得，因为它只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邮政代号

历史是最好的品牌塑造师，一个地方能名扬天下，往往得益于特定历史的因缘际会。长江之滨的江津白沙镇，就是这样一处所在。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这里云集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等多家文化机构和十余所迁建或新建的大中小学，集结大批文化名人。白沙镇与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北碚的夏坝、宜宾的李庄并称战时四川最著名的文化五坝，与高校内迁集中的昆明、桂林、贵阳等地一道，被历史学家认为“好歹安放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是“中华文脉的存续之所”。

所以，必须从历史的时间方位去寻觅白苍山庄的空间方位。

毋庸置疑，抗战时期的教育与文化内迁，对中华文脉的保存厥功至伟。在重庆，除了当时的中央大学迁到沙坪坝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复旦大学迁到北碚的东阳镇夏坝、山东大学迁到万州（当时的四川万县）等之外，随着大量外来人员聚集，仅仅靠这些有限的外来大学，根本解决不了大量青年特别是女青年的读书问题，何况还有不少中学内迁，“师荒”严重。于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1940年9月20日，在当时的白沙镇创办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院”），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国字号女子高等学府，这所学校存在了整整10年。1950年10月，该校与沙坪坝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所以，白沙镇是重庆乃至中国教育史不能轻易绕过的地方。

历史脉络如此清晰，按理女师院遗址应该不难找，那怎么每次去都得问路呢？因为它不在白沙镇街上，而是六七里之外的新桥村，学校所在的“白苍山庄”本不是地名，只是一个邮政代号，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

白苍山庄其实很美

因为抗战时期，这里终于安放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女师院师生大多因抗战避乱而来，办学之初，还有很多信件来自敌占区。为减少敌伪“检查”，也避免日军飞机按迹循踪的无差别轰炸，女师院教授、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就把泥墙茅屋的陋室题名为“白苍山庄”，校方也就此向邮局申请了“白苍山庄”的通讯地址，用于对外联络。

女师院在白苍山庄办学近6年，1946年，女师院迁至重庆九龙坡区的国立交通大学（即现上海交通大学）内迁校址（现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白苍山庄就此遗失乡村，渐渐淹没在稻田麦地，鲜为人知。白沙镇上的其他战时文化机构与学校，虽然陆续迁走，但因在街上而得人气，其遗址或多或少得以保存至今。

好在总有一些不朽的文字在保存历史。《西南大学校史》（第一卷）这样记载：“……女师院自然风光迷人。学院周边有三条溪水环绕，最大的一条叫驴子溪，又名金驴溪。溪水清澈，两岸芳菲。夏季水涨可行船，秋冬水落石出，溪碧如画。校园里，路的两旁都种了树木，还在每个十字路口建有造型不一的花坛，花种繁多，四季飘香。校中另有两棵高大的玉兰树，开花时节一红一白，格外养眼……令人心旷神怡，是为读书修身之圣地。”

女师院首任院长是当时的国家督学、著名心理学家谢循初教授，虽是女子大学，但谢先生认为同样应该培养民族崛起之英才，所以学院诞生之初就确立了“气魄远大”“思想缜密”“行为热烈”的校风，1943年，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整洁朴素”。这样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启迪。

可见，女师院和昆明的西南联大一样，虽然都是临时建起的泥墙草屋，但校风同样纯正，何况周边环境尚好，加之这里完全处于乡下，隐于长江之滨的茂林修竹间，一次也没有被日机轰炸过，师生们虽然生活清苦，但却十分安宁。难怪曾在此任教的女书法家、考古学家游寿在回忆中感叹“安放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曾经的女师院教师、著名作家舒芜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巴山多雨，通常夜雨昼晴，伞固然不可少，更不可少的是当地出产的桐油的钉鞋，走在任何泥泞的山路上都很把稳，虽不美观，女学生们却不得不穿。学生宿舍在半山以上，那座芦席棚的饭厅兼礼堂靠近山麓，每当雨后她们下山来吃饭时，几百双钉鞋的声音之流，以及晚间开什么大会时，几百盏手提小白纸灯笼的光影之流，我以为可称白苍山的两景。”

大家名师云集的白苍山庄

台静农和陈独秀在这里结成忘年交

感谢舒芜先生笔下的复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女师院不如当时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有名，更没法和昆明的西南联大相提并论，但曾在这里执教的名家也堪称“云集”，而这恰好一直为重庆史学界所忽略，更是笔者真正想寻证的所在。

其中之一的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教授，早年毕业于北大，也曾是北大教师——西南联大教授，女师院创办后不久，他就应邀来校创办了“国语专修科”，成为当时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抗战胜利后，魏建功教授还带领女师院部分师生到台湾推行国语近两年，为破除日占时期的奴化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正脉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事件。新中国成立后，魏建功教授担任了首版《新华字典》的总主编，其学术影响不言而喻。

再如英文系的李霁野、国文系的台静农都曾是鲁迅先生的门生。在白沙期间，李霁野教学之余，多次围绕读书与生活、爱的艺术与自然历史等主题发表演讲，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生活的热爱给战时离乱求学的青年带来不少心灵的慰藉，后来这些演讲整理成《给少男少女》一书，至今畅销，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台静农后来主持台湾大学中文系二十余年，除作家、学者身份，书法更是了得，被誉为台湾书法第一人。台静农还在白沙结识了陈独秀，两人过从甚密，成了忘年交。

南京沦陷前，被国民党关押多年的陈独秀出狱。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在友人帮助下，住进离白沙镇不远的石院墙——当地一个清朝贡生的宅院，直到1942年病逝。

台静农在《回忆陈独秀》一文中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自己是‘小不点’，对陈独秀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读他作品最多，他是我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者之一，是我未晤而又十分敬慕的导师。”之所以在江津见面，是因为当时台静农应老舍之约，前往重庆做纪念鲁迅先生的专题报告。而台先生的父亲此前已在江津的邓初家与陈独秀相识。邓初即邓仲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曾任山东大学校医，当时也逃难到了江津。台静农乘船去重庆前，先到邓初家中拜访，恰好陈独秀也在。台静农回忆说：“仲老（即陈独秀）听说我要来邓初家，一直在等我。刚一到，邓初即高呼‘静农到了！’仲老立即迎上来，伸手和我紧紧相握，虽未见过面，但就像老朋友一样。我对这位曾是中共创始人又是我思想进步启迪者的大文豪肃然起敬。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此，我们便成了忘年交（他年长我二十三岁）。”

两人结识后，经常见面，书信往来更是频繁。《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记载，白沙短短几年中，陈独秀写给台静农的信函即达104封，内有诗词20余首。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台静农冒着风险一直保存着陈独秀的这些珍贵文献，令人肃然起敬。

女师院时期的胡小石、舒芜就已名满天下，后来更是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国文系佘雪曼，历史系张维华、柴德庚，教育系黄敬思，音乐系吴伯超、杨仲子等都是相关领域知名学者。数学家何鲁后来担任重庆大学校长，物理专家谢立惠担任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后任电子科大校长、九三学社和中国科协创始人之一）。当时的青年教师、诗人方敬后来担任西南师院副院长、重庆文联主席，姚奠中、游寿则成长为一代书法大师。

值得一提的还有女师院第二任院长劳君展教授。早在五四时期，劳君展就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是她丈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是她的女婿，而她自己早在1924年就考入巴黎大学，成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弟子。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邀请劳君展夫妇在红岩村共进午餐。告别时，劳君展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恳切言辞令人动容。

女师院在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1942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当天，女师院和其他白沙镇师生、民众一道，在学校的驴溪半岛广场，举办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以此形式号召民众抗日救亡。女师院教师、著名剧作家、诗人卢前创作了《白沙镇歌》，由音乐系主任、后来的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指挥，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这次音乐会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史无前例的万人大合唱，影响深远。女师院还于1944年在白沙镇发起“节约献金”大会，号召民众捐资购买飞机支援前线抗战，共募捐献金650多万元，创全川之最。西南大学校史馆收藏有一份档案，这次献金购买的一架飞机就被命名为“教师号”。

冯玉祥将军亲临大会现场，深受感动，其回忆录《我的抗战生活》第十四章“献金琐记”记下了白苍山庄所在的驴溪半岛这样一幅感人场面：

“……这些青年学生，为了献金，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摆在街上去卖，并且是贱卖……到了开献金大会的一天，各处来的学生排着队，吹着号，打着旗子，步伐很整齐，都来了。你的数目多，我比你的数目还要多，六十万加到七十万，紧加紧加到了九十多万。大学先修班（当时的一个学校，后并入女师院，作者注）说商会的数目太少,希望他们多加一些，那位商会会长说什么也不加。学生们推了十几个代表上台来，请求他加钱,他还是一个不加。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向台上大声一喊，大家都向商会会长跪下了，就这样，商会会长才勉强答应了。当时许多的女学生，除了把钱拿出来以外，还把她们穿的大褂脱下来献了。有的女学生把皮鞋也脱下来献了，愿意光着脚回去。会上的光景热烈到万分。当学生一万多人跪下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落下泪来。”

所以，后来冯玉祥将军在一次演讲中说“白沙的民众是最爱国的。”

这样的历史细节应当被还原，因为它是这个民族的热血与气节。我为这样的校史，而感到骄傲。

不应该被淡忘的白苍山庄

已基本修复，将成重要的抗战文化遗址

无需过多追溯，足以说明消失的“白苍山庄”不应该被淡忘。8年前的夏天，我和同事为拍摄校史专题，几经查考，在镇宣传委员带领下，走过羊肠小道，穿过两岸栽满高粱、玉米、大豆、稻谷的金驴溪，找到了女师院遗址。那时还有几排破烂的学生宿舍和一栋快要垮塌的食堂。后来，为编纂《西南大学校史》我再次来此寻访，但见该遗址大部分房屋已经坍塌，仅剩几间石灰斑驳、房梁东歪西倒的老宿舍。庆幸的是，镇上同志告诉我，女师院遗址保护引起江津区地方政府重视，这里也一直保留着国有土地身份，没有“下放”包干给村民，希望校地双方合作，早日保护性复原，让难忘的历史空间再度重现。

令人欣慰的是，江津区已把女师院遗址的保护性复原列入重要规划并快速行动。目前，两栋学生宿舍组成的四合院、原来的学生食堂兼礼堂等部分建筑已经修复。遗址修复完全参照档案老照片，采用传统土木混合、穿斗构架，修旧如旧，外墙也照样用白色石灰涂抹，流失民间的女师院桌椅、食堂水缸、碾米的碾盘等器物也找了回来。作为校地合作项目，西南大学档案馆开始启动国立女师院历史展陈项目，目前已完成展陈设计并通过招标……消失80年的“白苍山庄”即将“回归”。

真好！满怀憧憬穿过在建工地，我走到遗址边的金驴溪畔，但见溪水依然清澈，两岸芳草萋萋，不远处就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江水无声，好像又回声荡漾。

这是历史的回声，文化的荡漾。我们应该致敬历史，时不时地穿越时空，抵达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白苍山庄，给自己一次精神的洗礼。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