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秦川黄文弼在陕西|西安市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李正一

2023年是黄文弼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提及这位考古学家，印象中浮现出的往往是他在广袤的大西北穿越戈壁、沙漠与荒原发掘的身影。殊不知黄文弼亦曾在今日陕西的大地上忙碌奔波，长达十年之久，是现代科学的文物考古事业在陕西地区的擘画者，是存亡绝续的抗战烽火中西北教育的播种者。一九三四年五月，尚在黄沙中的黄文弼已经登上了《申报》、《大公报》的版面，被“官宣”聘任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从当时的报纸、报告、档案和刊物中，我们都能看到黄文弼与陕西的邂逅。他犹如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入朝的唐玄宗李隆基一样“自从关路入秦川”，在自己一个永不停息的旅途中留下了同样熠熠生辉的节点。

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生活照（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提供）

壹入秦

黄文弼与西安的故事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征途访古”，这一雅称来自与他同行的美术史家滕固（1901-1941）记录此次行程的《征途访古述记》。二人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外派公干，在十二月五日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行，沿途停留于徐州、开封、安阳、洛阳，十二月十八日到达西安。

在滕固的记录中，二人前往西安的过程颇费周折：在十七日从洛阳前往潼关时，“车窗外剧烈之阳光耀于平野童秃之黄土。此种单调之色感反射于车中，余为之头目晕眩”，滕固因为晕车，选择留在旅行社休息，二人推迟至次日再出发，黄文弼则多得半日时间，前往潼关城游览。次日二人早晨五点乘火车，十一点到达临潼，“飞雪微闪而夹细雨，候西京筹备会汽车，未至，乃自肩行李搭公共汽车赴西安。此为新建之公路，但成路基，路面未施砖石，淤泥泞滑。敝车重压于道途，狼狈不前，时复乘客下车推动，时复缺少汽油而待他车赶来乞借，乘客莫不怨声嗟叹也”，这样看来，黄文弼和滕固应该也同属于“抱怨的乘客”之列。

自十二月十九日起，黄文弼与滕固的行迹应是这样：十九日与陕西省府商谈，到陕西考古会、碑林；二十日至兴平县城；二十一日到兴平东北的茂陵、霍去病墓，咸阳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周康王陵、周公墓；二十二日到西安城内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东岳庙；二十三日到临潼华清池、秦始皇陵。二十四日二人从临潼启程返回。

在滕固看来，黄文弼似乎一直精神充足、永不疲倦。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二十三日），滕固记录道：“饭后仲良约余往观秦始皇陵，余觉体乏，请其独往，余则酣睡于浴室。下午四时许，仲良返浴室告余……陵上有古代之砖瓦碎片，类皆宽厚粗笨，恐即秦时遗物。仲良言次即出数块作证。相与谛视，确为汉陵上所未见者，余始悔不同行也……”可见黄文弼并不放过一切能够顺路考查古迹的机会。

此次“入秦征途”的结束，同时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先声。很快，黄文弼与滕固就组织了提案，呈交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在进行决议后，一月三十一日的《西京日报》即先登出黄文弼将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消息，二月六日的《西京文化日报》即宣布黄文弼“刻已由京动身起程来陕，若无其他耽延，日内即可抵省云”。

在经历过五年新疆行和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后，黄文弼早已习惯于高效率的工作。他在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三月三十日时就已向南京函告西安办事处的筹备情况和预期工作，促成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在两天后的四月一日顺利成立。

1935年国民政府致祭中部县黄帝桥陵合影（1936年《西北揽胜》）

初任主任的黄文弼在正式上任仅两日后，就经历了南京中央的“巡视”。四月四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邓家彦（字孟硕，1883-1966）与邵元冲（1888-1936）前来陕西祭谒黄帝陵。据《邵元冲日记》，黄文弼与各陕西省府要员接待了他们，同日即随行出发，途经咸阳、三原、同官、宜君等地，于四月七日到达中部（今名黄陵县）举行祭陵仪式。四月八日起，众人途经耀县、三原、咸阳、兴平等地，九日返回西安。四月十二日，几位中央委员再度外出祭谒醴泉唐太宗昭陵，当日返回，黄文弼亦随行。利用此次机会，黄文弼沿途考察了同官文庙、耀县孔庙、药王山、泾阳东里观、醴泉昭陵等此前未曾到访的古迹。

至此，黄文弼已真正的“入秦”。西安办事处的设置、与当地要员的接触与合作，都让他在陕西有了落脚点与职责所在，而不再只是走在“征途”中的匆匆过客。

贰行走

西安办事处成立伊始，黄文弼“行走”于陕西各处的序幕已经拉开。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运作期间，黄文弼在陕西访查古迹古物的踪迹，还包括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前往华阴县五龙宫、华岳庙；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八日前往韩城县、龙门山禹门口、蒲城县；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前往鄠县、周至和咸阳；三月六日前往三里桥镇；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前往周至、郿县、渭惠渠、扶风、武功和兴平；四月七日前往中部县黄陵；九月十一日前往西安南乡；九月底前往乾县；一九三七年五月前往宝鸡县。两年间，黄文弼在陕西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东、西、北三个方向，最远至东北方的黄河交界处。

1934年黄文弼拍摄的西安慈恩寺大雁塔照片（1936年《征途访古述记》）

现存黄文弼的两篇长篇调查报告，记录了一九三六年初黄文弼两度西行至鄠县、周至等处的考察内容。这两篇报告中还各附有一篇“视察碑石记录”，为民国中期陕西地方碑刻留存的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

在报告中，黄文弼如实地记下了多处文物因保护不善而遭破坏的情况。三月二十四日，黄文弼来到扶风县的绛帐镇，与当时参与渭惠渠修建工程的一位姓傅的工程师交谈。傅工程师说：“曾有一次在常兴镇附近，发见（现）古墓一座，墓室宏大，陈设陶器之类，井井有序，壁画灿然，方在开掘之际，墓室猝塌，伤及工人、监工各一人，及二次掘开既崩之墓室，则一切皆成粉碎矣。且细观前后所出品物，多非普通人所用者，并时有剑戈之类，悉由常兴镇附近掘出。该镇原名长禾营，传曾驻兵营于此，年久渐成土著，此类官弁之家庭，器具当不侔于一般平民，证以发见之古物，或非无因也。”可知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这座古墓，因操作不当而直接崩塌粉碎，墓室、壁画等珍贵遗存即刻不复存在。可以想象在当时文保技术与意识均不足的情况下，施工的过程已不知破坏了多少古物和遗迹。

除去渭惠渠等掘地工程的影响，多数百姓对古物的价值毫无概念，经常造成无意的破坏。三月二十五日，黄文弼来到扶风法门寺，当时明万历年间复建的法门寺砖塔尚存，地宫尚未被发现（至一九三九年朱庆澜组织重修砖塔时发现），他便著录了寺内石碑。其中一座大碑为《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黄文弼写道：“下半为乡农以石击损，已成无数之凹窝。概乡农因石声甚亮，每击之以听其声，相习成风，妇孺皆晓也。为大历十□年岁次戊午，余多不可识。”

在法门寺附近的杨恂墓所发现的《弘□先贤积庆之碑》，根据黄文弼的记录，也是同样的情况：“碑上文字既锈于苔斑，复损于无知农民之敲击，故下半段文已不可读，仅上半段完好，而苔锈横生。碑上标题可见者，为‘□□武部尚书□□□碑’，文有‘……国忠之父也’。”则此碑是为杨贵妃的叔叔、杨国忠的父亲杨恂所立。而要保护这类被损坏的碑石，仅靠西安办事处显然不足，而需地方政府出面，如修筑围栏、派人视察等。黄文弼痛心于乡民之破坏，只能先如实记下，以期后续有所改变。

“入秦”后不断行走，力求保护文物的黄文弼，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西京建设工程与缺乏保护意识的破坏，不安的地方局势、不良的财政状况同样成为掣肘。因此，他的“行走”并非局限于陕西，由于责任在兹，为了获得更多支持，黄文弼更需要行走在陕西与各地之间。在西安办事处的三年期间，黄文弼的“行走”更多是在“出入秦川”。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距离黄文弼结束韩城、蒲城考察刚刚一周，南京政府即因预算紧张，将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教育部改隶内政部，并要求北平、西安两个办事处于同月二十四日结束工作。根据此令，黄文弼在西安仅履职三个月就被中止，他此前向南京提交的五六月份办事处工作计划书中，所有的展望似乎都立刻化为了泡影。黄文弼当时的心情应颇为复杂沉重，然政令不可违，他开始着手办理各项结束事宜。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七月。据七月二十一日的《西京日报》，黄文弼一直等到七月中旬，中央始终未发令文告知结束后事宜，他决定亲自前往南京请示。至八月下旬，《西北文化日报》刊登了决定保留西安办事处的消息。九月十一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再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办事处保留问题，最终确定裁撤北平，保留西安。黄文弼这次离开秦川，恰恰把握住了西安办事处存废的命运。正是黄文弼心怀保护古物、不畏困难的使命和责任，方能有一九三六年的对陕西西部古迹的考察与著录，以及同年开始组织并实施的黄陵与碑林培修工程。

实际上，黄文弼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至西安时，就已与滕固同去碑林。滕固记录道：“余等入内巡览石经，复审视唐以来各代之碑版，意兴殊浓。余对于《大智禅师碑》、《玄秘塔碑》、《多宝塔感应碑》、《隆阐法师碑》及《景教流行中国碑》等之碑首形制、碑侧画像，一一审视比较，觉在美术史上之价值，异常重要。惜室内阴暗，且诸碑密列，少隙地，不能摄影，乃雇工选拓碑侧画像，以为研究之资料。此地虽在清乾隆中改筑，然屋宇敝旧，时有崩圮之虞，余与仲良周览建筑，归京后将提议改筑，以树一劳永逸之计。”滕固与黄文弼在讨论碑林古物之精良价值的同时，也深感碑林建筑之破败，亟须修复以保古碑无虞。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黄文弼与滕固向古物保管委员会呈交的提案中，尚未纳入改筑碑林的计划。新的转机出现在同年五月，西安办事处迁入碑林前的孔庙办公，“近水楼台先得月”，黄文弼得以对碑林所藏古物进行清点。同年九月十一日，黄文弼联合滕固、徐炳昶提出与陕西省政府合组整理碑林，并请中央补助经费。

然而，整修碑林的进度却由于资金原因不断延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京方面最终同意补助修理费用五万元，但这笔钱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才全部拨到。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中，黄文弼正忙于培修黄陵和讨论碑林整修方案与预算，此五万元可谓不早也未晚。十一月二日，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组织成立，十二月初鸿兴丰建筑公司获得招标。然接洽似仍有问题，故黄文弼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前往南京，三月初再往北平，至三月十二日返回西安。四月下旬，碑林正式开工整修，由于材料未齐，先进行了碑石拆卸和焊补。七月初，碑林举行了整修奠基典礼。

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旧照片（1936年《征途访古述记》）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碑林整修宣告完成。这天的《申报》使用了“辉煌灿烂、伟大庄严”来形容这一文化事业的成功实现，这一赞誉同样应该献给为此行走于东西路途上的黄文弼。经此整修，黄文弼与滕固当时所见的唐人碑铭，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能完好地立于碑林之中。

黄文弼行走在陕西的道路充满荆棘与险阻，他的多次“出入秦川”，则是尽力为他的进一步“行走”开辟新的道路。黄文弼的努力，也让西安—南京—北平三地之间就古物保护与整理工作产生了活跃的互动。

叁出秦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早八时，碑林监修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委员顾问联席会议，时间和世界仿佛仍静止在紧密排列的石碑之间。而这天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或许当时仍在讨论如何排列和加固石碑的黄文弼尚未意识到，从此日起中国将会陷入何种灾难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教机构和组织被裁撤、迁移与改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因经费紧张而被裁撤，西安办事处真正地戛然而止。那么，黄文弼应该何去何从？

根据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四期，黄文弼当时已任历史学系讲师，居住于府学门二十五号。按西安临时大学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黄文弼有可能是在十月进入西安临时大学任教。此时阔别曾经任教的北京大学已有三年，若将黄文弼两度进入新疆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他离开教坛可能已接近十年。

一九三八年三月，因日军迫近，西安临时大学正式从西安迁往秦岭以南的汉中，黄文弼随行，离开了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同年四月一日宣布碑林整修工程正式竣工时，黄文弼业已“出秦”。

约1938年西北联大历史系师生在樊哙墓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黄文弼（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提供）

几日后的四月三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位于汉中城固县，黄文弼约在此时被聘为历史学系教授。据《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第十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黄文弼与西北联大校长、历史系教职员和数十位学生共同调查了张骞墓。据后来成为国立西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兼任讲师的何士骥所记，师生在早晨八点半到达张骞墓后，“当由黄仲良先生摄影多张”，惜黄文弼所摄照片并未收录入校刊中，且师生此次仅对张骞墓进行了地面调查。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日，西北联大历史系学生对张骞墓已毁墓道进行了整理。同年内，黄文弼以及历史系学生还对位于城固的樊哙墓进行了调查。

根据档案资料，一九三九年二月黄文弼从西北联大辞职，但以特别讲演的名义继续在西北联大代课。至五月，黄文弼离开陕西前往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据陕西省档案馆所藏西北大学档案，一九三九年五月，西北联大致函黄文弼，他的通讯地址为“四川峨眉东门外大佛寺故宫博物院办事处转黄文弼先生”。事实上，短暂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他要利用庚款资助的机会，完成早年西北科考的名山之作《罗布淖尔考古记》。

黄文弼再次“入陕”，应是在一九四一年加入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同年十二月十日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第二期刊登了聘定黄文弼为历史学系四年级导师的消息。任教于历史系期间，黄文弼承担了“秦汉史”、“西北边疆史”、“史籍名著”等课程的教学，并在一九四三年第三次前往新疆考察。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立西北大学从汉中城固回迁，黄文弼才返回了阔别近十年的西安。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黄文弼即被调任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兜兜转转，黄文弼在十三年后再次回到了北京，此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秦”，也是黄文弼在陕西工作经历的最后谢幕。

黄文弼“出入秦川”的十三年（1935年至1947年），同样是近代中国挣扎于危机和劫难中的艰难岁月。在两度进出西北之后，黄文弼本已声名鹊起，成为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的“宠儿”，但他依然心怀西北考察期间培养而成的热忱、毅力与责任感，先于他旧日的友人一步立足于陕西。在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所有人的心中时，黄文弼直面所有困难与限制，踏出了保存保护古物、研究发扬学术、培养后继人才的大道。与“出入秦川”的前三年相比，后十年间黄文弼从报纸新闻的虚名中淡出，他选择再次走向讲台，在简陋的条件下担负起了教授之责，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播下了最初的火种。“出入秦川”间，大西北的文明遗产与文化星火都因黄文弼曾经的驻足停留而永远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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