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街区寻古寺|胡同_新浪财经

　　▌高申

　　作为元明清时期北京的主城区之一，西城修建有大量寺观建筑。这些寺观的建造历史悠久，浓缩了城市发展演进的历史。原宣武区的寺观就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士人文化紧密联系，清代以后宣武区的寺观多与文人的活动有关，因此报国寺、崇效寺、长椿寺等留下了很多文人墨客的游览遗迹和文化遗存。什刹海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环湖寺庙众多，人文荟萃。不过，随着岁月的变迁，不少寺观只停留在老北京人的记忆中。

保安寺旧址中的石碑

保安寺旧址

嘉兴寺旧址东侧的旌勇祠

　　什刹海边庙宇多

　　“嘉兴寺？就在我们这片房的前面。这儿是兴华胡同，前面那片叫做五福里，嘉兴寺原来就在那边。”在冬季的寒风中，一位被冻得直流鼻涕的老人，耐心地跟我指路。

　　有清一代，在京城之内，曾经矗立着不少规模颇大的庙宇，有些被称为“京师内八刹”。依次为：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龙泉寺、贤良寺、广化寺、拈花寺。其中，位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五福里南口外的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如今已无踪迹。

　　在京城中，嘉兴寺最为人知的，是其曾经作为停灵场所以及殡仪馆的用场。从清末到1949年，嘉兴寺是全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寺庙，平均每天会有四五家办白事。嘉兴寺山门前时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用毛笔蘸大白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赵宅开吊前院”等字样。因此，一年下来，这里“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不拆，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到庙里就地做活”。“管事的高阔亭，精明能干，专门应酬该庙停灵、办丧事的业务，经常任总提调，指挥丧礼，无论大小事，无不圆满。他与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广合斋冥衣铺、护国寺前街永合斋于记冥衣铺、鼓楼西大街郭记家伙座铺、新街口夏记棚铺都有交往，只要嘉兴寺一有办事的，准找他们。”

　　嘉兴寺的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百分之九十是用来“丘”灵柩的。曾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溥儁，于1942年病死后，就埋在嘉兴寺里。一些富户人家有人亡故，先买口棺材入殓，随后便将死者遗体在嘉兴寺寄存起来，择吉日发丧，入土为安。外地人要回原籍归根，因为受季节限制，运送灵柩不便，有时灵柩要在庙里寄存几个月甚至几年。

　　自1949年春天起，京城内外的各处庙宇皆奉令取消停灵业务。对于所有的暂厝灵柩，一律由庙里通知本家，限期起灵，否则按无主灵柩代为处理。随后，嘉兴寺、贤良寺、法源寺、陶然亭（慈悲庵）等都办起了殡仪馆，承办治丧业务。在嘉兴寺殡仪馆治丧的有不少名人，例如：载沣、齐白石等。

　　嘉兴寺的旧址，现在是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和紧邻的民居杂院。各个建筑中，并无昔日庙宇“斗拱交错”的痕迹。在什刹海街道办事处的东侧，有一处古建，也就是居于原嘉兴寺旧址东侧的旌勇祠，原为纪念前清云贵总督明瑞而建。明瑞是何许人也？他的叔叔是富察·傅恒，他的姑姑是乾隆帝钟爱一生的孝贤纯皇后。明瑞曾为首任伊犁将军，后任云贵总督，在与缅甸军队作战中，不幸殉国。消息传来，乾隆帝大为悲痛，下旨立祠祭奠。明瑞生前的府邸，就在内务部街胡同11号。近两百年后，已成大杂院的明瑞故宅，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血色浪漫”故事。此后，又被居住于此的姜文，编写并导演了一部名曰《阳光灿烂的日子》。

　　旌勇祠的东侧是一处大杂院，院门口挂着文保牌，上面标明“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保安寺”。保安寺的初建时间，为元至元年间，原名半藏寺，及至明嘉靖年间重修后又被更名为保安寺。

　　待我走过一小段大杂院中的巷道之后，在尚未看到山门的情形下，便见到了夹在小房内侧的前殿。殿堂尚在，且基本完好。两边小房的外侧过道处，东路有碑一通，西路有碑两通。此三座古碑，乃是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与嘉庆十七年（1812年）所立之物，但碑文均已无法识别。

　　能仁寺与白马寺“结缘”

　　洛阳的白马寺是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白马寺中收藏有一批造像精品。根据《大佛堂佛教文物移交洛阳白马寺工作大事记》记载，1973年时，曾从故宫慈宁宫大佛堂中往白马寺调运了一批精美的佛像、法器。

　　这批佛教造像既然出自大佛堂，其皇家御用之物的工艺水平自然是极高的。在文物被送往洛阳之前，故宫曾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于干漆夹纻三世佛、十八罗汉等21尊造像进行了研究。这次研究有意外的收获：大佛堂内的主要造像，起初并不是大佛堂中的原物。

　　在21尊佛像的腹内，专家们都取出了一张黄板纸，其上刻印着“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板”的字样。这个发现令研究者们大吃一惊。原来，在大佛堂内存放数百年的精美造像，居然来自一座名曰能仁寺的京城古刹。

　　根据《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文献中的记载，大能仁寺始建于元延祐六年（1319年），此乃一座元代中后期的官方佛刹。及至明初，能仁寺已然破败，洪熙元年（1425年）由仁宗朱高炽下令重修，且赐其“大能仁寺”匾额。待声势浩大的建造工程接近完工时，能仁寺的规模堪比附近的广济寺、妙应寺（白塔寺）等。由于耗资太多，以致天王殿与左右廊等皆未修葺。这些被“遗漏”的区域，让太监孔哲复看在眼里。于是，孔哲复自募善款，最终将能仁寺修缮一新。

　　能仁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其造像皆藏传佛教风格。这与明前期（正统朝）建造的智化寺中佛教造像风格基本一致。移入白马寺的佛教造像，便带有藏传佛教风格。

　　明仁宗修葺能仁寺的初衷，是为了接待一位名曰智光的大和尚。该僧乃山东庆云人，遁入空门后勤习佛法，且最终成为明初的大国师。智光大和尚曾被太祖朱元璋派遣至乌斯藏、西域以及印度等地出巡传教，并代明廷宣讲国策。成祖朱棣继位后，对智光大和尚宠信有加，并赐其诸多珍宝。待到智光坐化之时，年已八十八岁，且受到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帝王的推崇。能仁寺也以智光国师居住过为荣。

　　关于能仁寺的衰败过程，相关史料并不详实。当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明嘉靖年间的“崇道抑佛”运动，或许极大地影响了能仁寺。此后，能仁寺于明万历时期由藏传佛教的庙宇变成了汉地佛教庙宇。能仁寺最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清乾隆时期。自此以后，能仁寺便于史料记载中彻底消失。于是，有学者推断，能仁寺的衰亡时间，是在清乾隆朝至民国初年。

　　至于能仁寺内的造像“搬入”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的时间，或许有三种可能：其一，明万历年间，即“九莲菩萨”李太后居住于慈宁宫的时期；其二，清康熙年间，孝庄文皇太后居住于慈宁宫的时期；其三，清乾隆年间，崇庆皇太后居住于慈宁宫（寿康宫）的时期。第一段时间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李太后不会在居住地摆放藏传佛教的造像”；第二、三段时间倒是皆有可能，因为清代帝后对于藏传佛教较为推崇。慈宁宫后殿原为孝庄文皇太后所居，后改作大佛堂，太后搬至慈宁宫东南角的围房暂住，随后又迁往慈宁宫东侧的别院。所以，在孝庄文皇太后活着的时候，能仁寺造像显然有搬入大佛堂的可能。待崇庆皇太后在世时，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至于能仁寺的概貌，按照北京文史专家郁寿江先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说法：“笔者曾到此考证，按图索寻，未见任何寺院痕迹，在与两图（《明北京城复原图》与《清乾隆北京城图》）相应的位置上，则是老式四合院建筑，说明寺院早已不存。准确的毁坏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印证。”

　　能仁寺已然无存，但在地名上却留下“能仁胡同”之名。能仁胡同南起兵马胡同，北至砖塔胡同，因能仁寺得名。不过，曾经的能仁胡同的北半截，已经成了名曰“西城晶华”的住宅小区，而南半截也被铁皮板围了起来。后人提起能仁寺，也只能从史册上查到其位于“能仁胡同13号”了。

　　（文中图片均为高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