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学”：构建中国近现代史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共同体|上海大学_新浪财经

2023年9月10日，第一届中国近现代史上海中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承办，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等单位二十多位学者参会，并有数十位硕博士研究生旁听了会议。此次论坛不设主题，议程包括开幕式、三场讨论及会议总结。参会代表以本市高校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就各自研究领域的新思想、新见解及新成果展开了交流讨论。

参会学者集体合影

开幕式于9月1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正式举行，主持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廖大伟教授对亲临上海大学现场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代读了因公外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宁镇疆的欢迎辞。欢迎辞道，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荟萃之地，青年学者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生力军。本次论坛是为传承老一辈学者学术风范，为青年学者搭建交流切磋平台，构建良好学术共同体。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陶飞亚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教授也分别致辞。陶教授结合自身学术成长经历，给在座的中青年学者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语言训练要趁早，且要持之以恒；第二，打好史料基础；第三，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张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举办上海近现代史学界中青年学者论坛，初衷是加强交流联系与合作，因此本次论坛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感谢主办方创造的“坐而论学”学术氛围，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廖大伟、陶飞亚、张仲民分别主持及致辞

第一场会议讨论由《探索与争鸣》叶祝弟主编主持，本场共有六位报告人和六位点评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教授以《“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对胡适与商务印书馆早期关系重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胡适，更好认识商务印书馆“营业主义”和与时俱进的一面，进而更好理解胡适同商务印书馆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意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杨雄威对该报告作了点评，他认为张仲民的研究可与此前所做的研究进行一个对话，并建议论文结构上的“余论”与“结论”部分可以适当调整，再者论文题目中的“世界”一词迷惑性比较大。杨雄威则以《“用假名骂人的‘新文化’”——〈晨报副刊〉的笔名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伦理》一文作学术发言，他从《晨报副刊》中“浩然”身份的考证入手，认为笔名与真名之间的身份分离，不仅引出相关的批评伦理问题，也引发时人对文坛风气的反思。张仲民对杨雄威的报告进行点评，认为文章中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笔名文化在当时的报刊中可能广泛存在，不仅是《晨报副刊》所独有。

杨雄威点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以《上海切入“二次革命”研究的几种可能》为题进行报告，他提出上海在“二次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了，在详细论述后得出三点上海存在的优势：一，革命力量的中心在上海；二，革命起事选在扬子江畔；三，上海战事具有全局性意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王皓对本次报告进行点评，认为徐涛的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和延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广阔的全球视野背景，来认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何爱国以《章太炎与近代“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题作演讲报告，认为章太炎的史学理论同其他史学理论相比，具有继往开来、辩证反思、系统独创性、经国救民等特点，建构了一套富有“自国自心”特色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鸿进行点评，认为章太炎晚期的思想变化可以深一步探讨，同时提出近代中国是否存在一批同章太炎思想相近的一批人的疑问，另外与其他东亚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必要的视角。

何爱国演讲

王皓以《民国学人笔下的耶稣会汉学》为题进行报告，以晚清民国时期徐家汇耶稣会士主持出版的《汉学论丛》为中心，认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和晚清民国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上存在一些重要的连续和断裂。徐涛对王皓的报告进行点评，表示文章对个人的启发很大，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意见，如论文序言中欠缺对前人研究的回顾、论文设计的表格过于冗长及结论部分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等。王鸿以《近代中国“国家学”的译介脉络与思想内涵》为题进行报告，聚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体现了近代思想演变与“国家学”输入之间所存在的相互激荡的关系。何爱国对王鸿的发言进行点评，认为传统中国其实长期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自觉思考是国家认同的重要路线之一，另外传统性究竟是如何制约近代中国国家关系的形成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更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理解。

王皓演讲

第二场会议讨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主持，本场共有六位报告人和六位点评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以《旅华日本人与晚清中国——从甲午到庚子（1895—1900）》为题进行报告，他通过若干个案的实证考察，对旅华日本人研究有所推进，但自身也感受到后续仍有大量工作可做，希望继续开拓史料范围，积累更多实证性研究，以期对清末民初的中日关系历史有一个较为贯通、全面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赵崧杰对戴海斌的研究进行了点评，认为目前对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存在对过去的研究有很大的片面性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利用文化和思想交流的角度，来考察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接着赵崧杰又以《天桥岭风波：旧军人与叛乱者》一题进行论文分享，对天桥岭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天桥岭风波发生背后反映出东北根据地新政权对旧军人群体的态度从合作逐渐向解散、取代过渡的历史进程。戴海斌对赵崧杰的研究做出点评，他认为对天桥岭事件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议题且具有充分的复杂性，如果能继续将其中的复杂关系理清出来，会是一个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

戴海斌点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董圣兰以《善举盈利化——晚清南京城市善堂的经营模式》为题进行学术发言，她认为晚清南京善堂经营中未出现苏杭等地普遍存在的“善举徭役化”现象，究其根本，在于晚清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苏杭等工商城市有别，地方善堂等慈善机构的经营管理从而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雅媛进行点评，她认为南京城市善堂实现盈利的原因，可能除了擅长经营得利之外，或许与它们的经营范围有关，如育婴、城市救济、救生等方面，可以进一步思考。刘雅媛又以《战前中国的腹地与经济区——以<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为例的研究》一文发表演讲，她表示《物产志》是检验并修正以往研究可靠的横截面经济数据，战前中国可据《物产志》划分出12个经济区，经济区不完全等于地形区，也不完全等于头部开埠口岸的腹地范围，另外12区的划分与此前研究有相似及区别，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数据的精度。董圣兰对刘雅媛一文进行点评，她认为摘要部分需要进一步修改，应更加客观的概括本文主要内容，其次文中对话的对象过多、抓不住重点，最后文中阐述数据先以价值为主，但似乎需要更多的一手史料加以论证。

刘雅媛演讲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杨婵以《二战平民俘虏保护国际机制的实施：以在华日占区盟侨集中营为中心》为题进行学术报告，她通过大量的论述表明1929年公约在保护在华日占区盟国平民俘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另外1929年公约自身仍有不少缺憾，这些缺憾也是造成在华日占区盟国平民俘虏受到身心伤害的另一重要原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许珩对杨婵的报告作了点评，许珩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标题可以直接换成条约的实施；第二，“国际中间主体”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第三，条约实施过程主要谈及日方，缺少其他补充。之后，许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代表权问题（1971-1980）》为题进行学术发言，表示中国重返IMF的核心推动因素是自我决断，以及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国际社会的期待相契合，这体现在部分成员国以及机构内部职员的积极态度上。另外，发达国家对中国加入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认可中国加入的长远意义并持原则上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中国加入的影响持疑虑态度。杨婵对许珩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她认为文章选题很有价值，使用的材料重要且扎实，但通过IMF及其他方面中国的网络文书，我们其实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立场和态度，研究可以进一步提升。

杨婵点评

第三场会议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本场共有六位报告人和六位点评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建平以《折翼之鹰：1949年前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心路历程》为题进行学术报告，他以赵紫宸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掘目力所及的相关中、英文资料，对1949年前后赵紫宸为应对中共新政权所做的种种努力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命运起伏做了系统梳理。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侯庆斌对刘建平的研究进行点评，认为这篇文章的阅读体会更像传记，在很多的细节上除了叙事之外，还想看到更多的个人解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李里以《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一文，对1927-1935年中共地下党传递与分析破坏信息的过程开展研究，揭示党内信息处理技术与破坏风险、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探讨中共应对组织危机的组织理念与运作方式。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林威杰对李里的报告作出点评，认为这篇文章的组织架构很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文中引用史料多半集中在中共这一方面，较为缺乏对手方国民党的史料，在这方面恰好又是自己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刘建平演讲

侯庆斌以《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进行学术报告，在论述1920年至1922年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近代中国接触过程中，引入了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以增进对中共早期历史的理解。刘建平对侯庆斌的报告作了点评，他提出几点：第一，相对于一万字的文章来说论文题目过长；第二，语境割裂，如何解释巴比塞写的这封信是其个人行为，还是一个组织的行为；第三，文章总体来说推理的太多，但无法进行落实。林威杰以《“中统”对中共的调查统计工作（1927-1949）》为题进行分享。李里对林威杰的研究进行点评，他认为这篇文章大量运用港台地区的史料是非常难得，但是整篇论文篇幅过大，众多问题囊括在内难度比较大，所以可能适当对文章进行拆分，使论述的焦点更为集中比较好。

李里点评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戍以《寻求认同的博弈：于右任与上海大学学籍追认》一题作学术发言，他在论述中表明于右任和上海大学校友谋求合法学籍的努力，以及其后教育部正式追认学籍，时间长达27年之久，始终存在复杂的政学博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乐对韩戍的发言进行点评，李乐认为文章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选题具有的独特价值和眼光；第二，对于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第三，对于材料解读的审慎性，另外她还表示关于老上海大学的真实情况，仍有讨论的空间和辨析的余地。随后，李乐以《从中西到全球：探寻中国大学史新书写的视角与路径》为题作了学术报告，论述中提出了四条从全球或跨国视角重新思考、书写中国大学史的路径：第一，重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对西方大学的接受和反应；第二，重视相反方向的本土文化传至西方乃至走向世界的全球化；第三，关注发生在大学空间内外的文化互动经历；第四，在全球和跨国背景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韩戍对李乐的报告进行点评，他认为这篇文章首先有国际视角，还有大学史的理论和方法总结，总体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对于文中“全球”的概念还是有一点困惑，它与以前的中西文化研究相比，是否仅是换了一个说法，值得深思。

李乐演讲

三场会议讨论结束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严泉教授主持了会议总结及感言环节，刘建平、何爱国、李里、杨婵、许珩、杨雄威依次发表了参会感言。刘建平表示，本次论坛非常重要，复旦、上大、华师、交大都在做中国近现代，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了解我们的同仁在做什么样的议题，加强交流非常重要。何爱国表示，本次论坛每个人的研究可能比较窄，导致理论、方法、知识体系等等会受到限制，其实也不一定都是缺点，因为研究的专业化会使研究更加深入，另外则是论坛的会议时间上还可以再调整。李里表示，来参会的年轻学者其实可以不用带一个特别成熟的文章，可以带一个提纲，甚至发表过的文章，重点是阐述我们的想法以及困惑，希望能在这个工作坊中引起大家的讨论，激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杨婵表示，本次论坛关于中国史材料的一些批评举证使她收获很大，同时她也表示论坛会议时间可以再次调整，将更多讨论的时间留给在场的学生、老师。许珩表示，在今天的论坛当中看到了更多人的思想，他们个人的研究对其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另外会议可以在交流形式上更加自由，有助于大家尽情表达各自的思想。杨雄威表示，通过本次论坛大家的汇报，其实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史料解读上面“外部要拓展、内部要挖掘，而且又要齐头并进”，在史料拓展方面的进一步提高，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