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商报》的百年岁月：海外华人的文化记忆与历史传唱|陈嘉庚_新浪财经

《南洋商报》是近现代海外华文报业最负盛名的一份报纸，原因在于不仅创办者是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而且自创办至2023年刚好百年。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化，谱写了跌宕起伏的如歌历史。《南洋商报》在民国的动荡年代诞生，在抗战中催生华侨的抗战文学，在战后陷入舆论漩涡逐渐走下坡路，如今面临生死存废的困境。《南洋商报》百年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开创商业报纸的先河，谱写华人的奋斗史。其浓郁的椰风蕉雨特色，展现出新马华人社会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推动了南洋华侨经济的发展，在百年的记忆空间中回荡华侨华人披荆斩棘，薪火相传的悠扬歌声。

陈嘉庚

诞生于羸弱民国时代的南洋

《南洋商报》于1923年9月6日由创办厦门大学的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他有感于自身企业每年花费巨资在华文报纸刊登广告的做法，萌发自办报纸推销产品的想法，决定创办《南洋商报》，既刊登自己企业的广告，例如推销“陈嘉庚鞋”和“陈嘉庚轮胎”，同时也接受其他华侨企业的广告，实现促进华侨实业发展和推动文化传承的办报目的。民国羸弱，豪强虎视，民众悲苦。陈嘉庚决心在南洋传播中华文化，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以图中华复兴。创办初期，在办报风格方面，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副刊《新生活》全部采用白话文，既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也推动了南洋华文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它在推动南洋华文报业的市场化方面起到了表率和示范的作用。

《南洋商报》创刊号

为了办好报纸，早期该报聘请了大量著名报人，例如傅无闷等，积极传承中华习俗，弘扬中华文化传统，通过文艺副刊增强为华侨华人提供文化产品与精神食粮，增强他们对祖国的感情，如《南洋学生》《新妇女》《综合》《综合》《风华》，以及《南洋副刊》《南洋文艺》《小说天地》《考试辅导》《科技世界》《医药保健》《画页》《服务》等，副刊每日出版，而专刊则每周出版1-2次。

早期的《南洋商报》副刊特色鲜明，趣味十足，内容丰富，分为“开心职场”“教育”“时尚”“美食”“优生活”“文学”“宗教”及其它共十几个版块，读者来稿几乎涵盖了华人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华侨华人的日常。每期刊登华侨华人（尤其是华校学生）的华语作品，内容通俗易懂，风格青春活泼，全方位地展现了南洋华侨华人的生活情况。为了提升报纸的深度，满足读者的需求，“文艺”副刊经常刊登介绍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等文艺性和思想性较强的文章。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南洋商报》在传承中华文化、发展华侨经济，以及促进中华文化在新马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南洋商报》作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中心和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承了中华文化，缓解了华侨华人的望乡情绪，增进了新马华侨华人对华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椰风蕉雨中成长

《南洋商报》创刊后在华侨华人当中颇受欢迎，其他华文报纸则受到严重冲击，例如《叻报》的广告收入出现下滑态势。《南洋商报》不断提升办报质量，通过美化版面，生产优质内容，印刷精美的报纸吸引读者。例如1928年购进当时最先进的卷筒印刷机，每小时可出报5000份，不仅提高了印刷效率，增强了报纸的时效性，而且还提高了印刷质量。报纸图片清晰，读者翻阅报纸时不再满手粘满油墨。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华文报中成为一大创举。

《南洋商报》努力推进版式改革。1929年初，首刊《文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改竖排为横排，加大标题字号，增加图片，从形式到内容实现创新。1930年，打破星期日不出报的惯例，增出星期刊。1931年报纸日销量逾7000份，成为南洋第一大华文报纸。

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使陈嘉庚的企业损失巨大。陈嘉庚再无力独撑《南洋商报》。1932年8月，陈嘉庚有限公司宣告收盘，《南洋商报》改组，由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及其兄弟李玉荣等人接手。李光前任董事长，其弟李玉荣任社长兼总经理，《南洋商报》成为李氏家族企业。1937年，该报邀请著名报人傅无闷出任总编辑，报纸无论是内容生产、版面编排，还是经营管理，均井井有条。1938年底，日发行量突破3万份。一时风光无限。

硝烟背后的抗战动员

日本全面侵华后，为了支持抗日，《南洋商报》创办者陈嘉庚在南洋华侨当中号召全民抗战，并进行抗战动员，以身垂范，一次就捐赠了一百部汽车给国民党，并到处寻找、购买抗生素，挽救奋战在抗日一线的军民生命。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中国慰劳视察团访问祖国，先赴重庆视察，会见了多名国民政要及将领，稍后回乡，目睹闽省政府实行苛政，贪污盛行，民不聊生，不禁悲愤交加。旋后到访延安，对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作风非常欣赏。

一路巡访，陈嘉庚对国民党腐败及压制舆论自由产生反感。他说，“据诸记者言政府统制严厉所致，果尔则又与新加坡大异。新加坡西报，不但社会事自由论载，即使是政府政治事项，或公务员、市政局，稍有差误，立可批评，甚至攻击无遗。若有被诬失实，可以法律控告，不能任意检查干涉。若华字报，则转译西报而登载。抗战后如香港华文报，闻有二三十字不许对敌方使用，如‘寇字贼字’等，盖为敌领事官，向港府交涉，故禁用。若新加坡虽敌领如何交涉亦无效。”（见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210页）

陈嘉庚认为，传媒能够帮助中国军民了解抗日战争的进展，有助于推动抗日运动，并消除各种弊政，国民党禁锢新闻自由，不仅不利中国抗战，而且也无法防止和清除腐败，势必把中国军民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陈嘉庚巡访中国后，对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风，倾向共产党，不满国民党的念头日增，决定在闽侨大会上如实向华侨华人反映巡访的情况，并动员南洋华侨华人支持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惩治腐败，一致团结抗日。《南洋商报》为支持陈嘉庚，于1940年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胡逾之撰写的《陈嘉庚先生从祖国回来》的社论，赞扬陈嘉庚不辞劳苦，跋涉万里，到前线支援、慰问前线战士的举动，如实反映中国见闻。

1941年1月20日，陈嘉庚借中华总商会于新加坡召开闽侨大会之际，痛陈国民党腐败，并宣称除非国民党大力打击腐败，否则无法挽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军民，但受到《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报批评。1941年1月15日《南洋商报》为此发表社论《对于改善闽政运动的具体建议》，反击其他华文报纸的批评等。《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等由此展开应支持国共哪一党的论战。

日本投降后，《南洋商报》已经不是陈嘉庚产业，由李光前和李玉荣控制。李氏兄弟的办报态度有所改变，而英殖民当局对拥共言论也加以管制，因此在国共内战期间，《南洋商报》立场比较模糊。

南洋政局变动中的多舛命运

日军投降后，《南洋商报》于1945年9月8日复刊。之前被日军侵占的印刷机器重新启用。经过励精图治，《南洋商报》销量大增，影响扩大，除了新马之外，还远销至印尼、泰国等国。为满足发展的需求，1955年自购小飞机送报，成为轰动性新闻。1962年8月31日于马来亚独立四周年之日，该报升级吉隆坡办事处为独立核算的分社，马来亚版也移至吉隆坡编排印刷。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两报公开分立，并删去版头上“马来西亚版”字样，成为一家立足当地，完全独立的华文日报。马来西亚政府公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该报作为华资企业也按规定，其股份的1/3卖给马来西亚国营企业机构，1/3仍由李氏家族所有（这部分股权之后又被马来西亚华人收购），1/3分散于社会人士手中。至此，该报已遵照政府“马化”政策，转化“纯粹马来西亚人（包括已入藉的华人）经营的华文日报”。

1963年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南洋商报》的办报者成为新加坡公民，办报方向转型，把更多的版面投射在新马华侨华人身上，鼓动华侨华人落地生根，入籍新马，争取公民权。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鼓励华侨华人为新加坡作出贡献。

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实行英语优先政策，打击反对其政策的报纸。1971年5月，《南洋商报》因为反对李光耀的英语优先，华语靠边站的政策，发表一系列反对言论，例如针对政府打压华文教育，不承认南洋大学学历（南洋大学采用华语教学），《南洋商报》强烈指责李光耀敌视中华文化。面对《南洋商报》的指责，李光耀痛斥《南洋商报》把其描写成“压制华文教育的政府”和独裁者，把其和政府说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挑动华侨华人反对政府的情绪，并认为《南洋商报》支持共产党。结果负责人李茂成、仝道章、李星可及郭隆生被指控违反安全法，李光耀下令扣押《南洋商报》四人，并把出版准证颁发给陈振夏，《南洋商报》易主。这种事件史称“五月风暴”。

1974年和1978年，根据《新加坡报章法令》，该报结束家族企业的形式，1975年上市，从此成为新加坡政府控制的媒体。

新加坡政府鉴于国内复杂的种族构成以及国际环境，决定进一步对传媒进行合并与整顿，避免传媒言论导致社会发生骚乱，使新加坡能继续存在一个由马来人包围的国际环境当中。为确保传媒不会反对新加坡政府，避免恶性竞争，《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于1983年3月15日合并，取名《联合早报》，同时推出《联合晚报》。《南洋商报》在新加坡的历史终结，但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却继续发行。《南洋商报》的办报历史由此在马来西亚得到延续。

1990年11月24日，马来西亚华资集团——丰隆集团——控股《南洋商报》，2001年5月28日，出售给马华公会（华人政党），成立“南洋报业控股公司”，拥有《南洋商报》、《中国报》、《新生活报》、《亚洲时报》及《生活出版社》等各类杂志17种。

《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

然而，马华公会把《南洋商报》变成党产后，引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极大反响。华人对马华公会加入国阵（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主要由马来人政党巫统主导）后，在朝却不替华人说话的做法久有抱怨之情。此次收购《南洋商报》使华人社会产生疑虑，担心马华公会借此收紧华人言论，摧毁华人社会的文化根基，改变华文教育的性质。许多华人社团和新闻工作从业者相继举行大型静坐、游行，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商报》表示抗议。在华人社会的压力下，马华公会出面表示，如果有企业接手《南洋商报》，会考虑出让部分股份，但当有企业表示愿意购买马华公会的股份时，马华公会却以种种理由婉拒，引起部分华人的不满，受到华人社会的强烈抵制，从此走向衰落。

大时代背景下百年挽歌隐约而至

2006年10月17日，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买下南洋报业控股公司20.02%股权后，加上其他间接控制的股份，总共控制南洋报业公司44.76%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为壮大华文媒体的实力，他决定把南洋报业控股公司与星洲媒体集团、香港明报集团于2008年4月合并，成立世界华文媒体集团，并在中国香港与马来西亚同时上市。

然而，合并后的《南洋商报》并未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当时，《星洲日报》如日中天，《中国报》的发行量挤掉《南洋商报》老二的位置，《光明日报》在槟城稳健运营。《南洋商报》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尴尬，亏损的消息不断袭来，停刊的风声越来越紧。虽然世界华文媒体集团不断辟谣，但是《南洋商报》巨额亏损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马来西亚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的日子也不好过，财收呈现大小年的状况，已无法为世界华文媒体集团输送大量血液，而过去《南洋商报》的亏损由《中国报》来填补，但如今《中国报》也陷入亏损当中，经营难以为继，百年老报何去何从，实令人担忧。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南洋商报》承载着百年的华人记忆，书写了南洋华侨华人一个世纪的奋斗史和血泪史，为中华文化在南洋大地上的传播鼓与呼，但如今光荣远去，梦想遥远。昔日纸墨飘香已渐离渐远，百年报业的挽歌由远至近，《南洋商报》的时代悲剧若隐若现，徒留南洋华人的一声叹息。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VMZ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