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大院往事|女兵_新浪财经

　　张聿温

　　一个住了40年的大院，是不是魂牵梦萦的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后来搬离，她也永远留在我的心上，融化在我的生命里，根植于我的记忆中。

　　位于北京公主坟的空军大院，就是这么一个温暖、亲切又可爱的地方。从1974年搬入到2013年搬出，她见证了我的芳华，我也见证了她的变迁。

　　我由湖北的空军基层部队调到空军大院工作时，人们还习惯称之为北京西郊空军大院。那是名副其实的郊区啊，大院西门口就是一片庄稼地。大院东南门口往南，是今天北京西站北侧，当时是一条废弃的铁路，两边种着稀稀拉拉的玉米。周边不能说荒凉，但绝对可以说僻静。

　　空军大院是军营，里面的生活当然紧张、严肃。但算上军属总共住着近两万人的大院，毫无疑问是个小社会，其日常生活也相对丰富多彩，军营文化独有魅力。

　　就我目力所及，在空军大院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出现过多位开国将军的身影。中将有成钧、曹里怀、邝任农、余立金、谭家述、吴富善、旷伏兆等，少将有张廷发、傅传作、高厚良、薛少卿、李世安、何廷一、叶松盛、王定烈、刘世昌等。空军大院主楼那高高的台阶上，也留下了多位战斗英雄、试飞英雄和著名作家、画家、编辑、记者的足迹。其中有朝鲜战场上多次击落美机的战斗英雄王海、张积慧、李永泰等，有运-8首席试飞员邹延龄、歼-10首席试飞员李中华等，有小说《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电影《英雄虎胆》的编剧丁一三等，有画家宋彦圣、唐惟藻、裴长青等，有知名记者林毅、刘昌东、蔡善武等。这些名字，今天的人们或许有些陌生，而当年却是如雷贯耳。空军大院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空军大院环境之美，闻名军内外。据说刘亚楼当司令员时期，空军大院就以卫生红旗而闻名全军。后来，进一步建设为花园式营区，在北京是有口碑的。当然，中间也几经修葺。在我记忆中，主楼前的一片杂树林里，长着松树、枣树、梨树、柿子树及其他灌木。后来，伐了杂树、灌木，只留下低矮的苹果树、桃树。再后来，进一步清理，中间修了带假山的鱼池，种了大片牡丹、芍药、玫瑰，东西两侧各种了一棵树冠庞大象征吉祥如意的马尾松，其余全部辟为草坪。春夏季节，鲜花盛开，蜂飞蝶舞，绿草如茵，溪流有声，人人叹为仙境，是紧张工作之余散步的好去处。冬天雪后，驻足园中，正可领略陈毅著名诗篇“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意境。更堪欣赏的是主路两侧高大整齐的银杏树，春夏遮天蔽日，一片浓荫；秋天则如武士肃立，身披金甲，甚是威武；待到初冬一夜北风紧，树叶落满地，就像用黄金铺成了一条通衢大道，瑰丽壮观。这个时节，从官兵到家属孩子，再到来访者，纷纷前来取景照相，此景又成一景。

　　空军大院是张拉满弦的弓，充满生机与活力。每天，工作、生活节奏以军号为令。清晨，一听到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便迅速起床，出操或打扫卫生，都是集体活动。上班、下班，以至熄灯，都整齐划一。从周一到周六，连晚上都要上班，只有周日晚上才得以休息。这是多年来的传统和规定，直到1979年才改变。

　　作为大院活力和美的象征，每周露天电影场上此起彼伏的拉歌声，晚饭后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喊叫声，大道上战士们刷刷刷的脚步声，都烙印般刻在记忆中。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女兵队伍，空军通信总站是女兵集中的地方，她们个个有身材有模样有军姿。每当她们喊着清脆的口号，唱着嘹亮的军歌，列队从大路经过时，总会吸引周围人驻足，行注目礼。

　　空军大院有个幼儿园，不说你也知道，就是知名度极高的蓝天幼儿园。干部子女只要够两岁半就可以入园，可以日托也可以全托。除了幼儿园，还有一所育鸿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不出大院即可毕业。

　　空军机关领导重视子女教育，印象深的一件事是：空军政治部办了一个儿童音乐班，每周两晚教孩子们拉手风琴，我当时也给七八岁的儿子报了名。没想到，教师竟然是空政文工团首席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他那么大名气，那么精湛的技艺，教的却是一二年级的孩子，而且完全是免费教学。

　　生活在大院那么多年，记忆深处也留下了一些小插曲。晚上下班后，大院中部生活区军人服务社一带，是最繁忙的小市集。干部们从主楼下来，到这里买点蔬菜、主食，就要赶着回家做饭。顺便说一句，那时都是在家做饭，可没有在外面吃饭的概念。服务社有卖热馒头的，有一次，我本意是问“一斤几个”，结果脑子走神，问成“一斤几两”，卖馒头的也不假思索道：“一斤五两”，我立马决策：“来三两”，随后付钱，拿起三个馒头就走，至今想起来也觉可乐。

　　空军大院公认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欢乐：俗称搬家，雅称乔迁之喜。有个时期，大院住房紧张到极限，三代同“堂”不算稀奇，每个二级部，都有栖身办公室的单身干部和因无住房而配偶无法随军的“牛郎织女”。我刚调来时，就在办公室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人们最盼望的消息，就是搬家。但房子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时，才有几间房子腾出来。就像拥挤的铺上有人起身去解手，别人才可以翻个身舒坦一下。好在那时的人们特别容易满足。由无房到有房，由筒子楼到单元楼，由一间到一间半（另外半间两家合用），由走廊做饭到三家共用厨房，都会高兴得一个劲儿地感谢组织。可不是嘛，住房是组织分配的，搬家也是单位安排同事出公差帮忙（那时可没有搬家公司），尽管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小件肩扛手提，大件喊着号子集体搬运，但组织的温暖、同事的亲密、生活的希望，尽可体现。我年轻时就曾多次出公差帮同事搬家，感觉身子是疲乏的，但心情是舒畅的，因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啊！故每次搬家，乔迁之喜的欢乐都在人们脸上荡漾一些时日。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盖了几栋宿舍楼，空军大院“长高了”，干部住房的改善才真正驶入快车道。算了一下，20年间，我自己先后搬过六次家，也就是说，乔迁之喜的欢乐曾在我脸上反复荡漾过。

　　在我看来，空军大院最堪回味、最值得怀念的，还是独特的大院文化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我刚到机关那几年，一些老红军、老八路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在岗位上，前辈言传身教，后辈耳濡目染，人际关系纯洁，大院氛围透明。比如不兴串门，首长居住的西区、东区，不见车水马龙“拜访”“服务”的人流。路遇开国将军，你敬礼，他必还礼，绝不敷衍。首长面前开会，尽可畅所欲言，实话实说。首长办公室，一般干部自然不会随便出入，但若有事必须要进，也绝无阻拦。

　　至今想起来，住在大院稍有不快的是，有那么两年，走队列、背条令、打扫卫生竟成了第一要务，而对办公次序的要求也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办公桌玻璃板下，不准压任何字条，包括电话号码；笔筒里究竟放几支笔，也有限制；就连喝水杯子的把朝哪个方向，都有规定。所幸未几，形式主义最终灰溜溜地走了。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质，潜心研究如何打仗、如何打胜仗，才是军人、军队的职责所系。

　　今天的空军大院，是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精神抖擞了。当年我进入空军大院时，刚刚提干，毛头小伙一个，待到搬离空军大院，已是双鬓染霜的军休干部了。蓦然回首，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空军大院度过的。空军大院之于我，不独有家的意义、港湾的意义，还有摇篮的意义、课堂的意义、考场的意义。你说，整整40年的文化浸润与深情陪伴，叫我如何不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