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近日,江淮地区遭遇强降水天气,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进入关键期。长江、淮河历史上也洪灾频发,明清时期尤为严重,那么,当时人们是如何防灾的呢?
明清时期,黄河南下与淮河并流,由于黄河多沙、善淤,带动中下游的淮河河道不断被泥沙淤积,入海通道严重受阻;而长江中下游因明清时期人口暴增带来的人地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大规模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等原因,水灾也日趋严重。但由于当时人们建立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对江淮的防灾减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卢勇教授介绍,古人多个预报方法虽然属于经验性质的较多,但也有不少科学的成分。
北宋时已能够根据初春水的涨幅,预测七八月间伏秋大汛的涨幅,类似的预报方法一直沿用至清代。还有依据河心主溜(河流中流速最大的一股水流)与近岸水流之间的水面高差,预报即将来临的水势大小。如果河心水位明显高于两侧,可推测后面来水必大。
在长江下游的吴江境内立有两座北宋时期的水则碑。碑分为“左”和“右”两碑,左碑记载历年最高水位,右碑则刻画一年中各旬、月的最高水位。这种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数据记录。由碑文刻画就能知道宋代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观测水位、预报水情的最早记载。
为准确掌握淮河水情和水位的变化,更好地控制闸坝的启闭,清代开始在洪泽湖上设立“水志”。康熙年间,洪泽湖已有比较成熟的水位站,自此以后洪泽湖水位每年均有详细记录。
在汛期水情的传递方面,明代出现了类似军事上“快马飞报,六百里加急”的上下游洪水情报传递制度,最初的记载出现于万历年间的《治水筌蹄》:“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快马的速度居然比洪水还要快。
在预报水讯的方法中,“羊报”最为惊心动魄。清乾隆年间张九钺著的《羊报行》详细记载了这种方法:把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以后缝合,浸以青麻油,使它密不透水,充气以后可浮在水面,有点像皮筏。担负羊报任务的士兵,入水前食用“不饥丸”,腰间系几十枚刻有警汛的水签,和羊绑在一起,瞬间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他沿着各支流岔口投掷水签,守候的官兵拾到水签,就知道上游的水势,可防患于未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任务,可谓九死一生。
“河防专业人员的设置则是防汛的一大进步,这使江淮水灾的防灾任务更加明确。”黄河水利委员会教授级高工邢建营告诉记者。
明代以前,治河并不设专职的官吏,发生重大水灾时,皇帝临时派出主管官员前往处理。明中期以后,水灾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河、淮河、长江、运河事宜。到清顺治年间,改总理河道为河道总督,同时规定河道总督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衔,为从一品官,从此之后河防体制更趋完备。
防汛的根本是堤坝坚固。邢建营查阅大量资料发现,明清时期,对修堤取土、坯头、高度,甚至土质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在堤防维护方面,明代治水大家潘季驯提出:“河防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守堤无人,与无堤同矣。”同时他还制定了著名的“四防二守”的修防体制,“四防”包括昼防、夜防、风防、雨防,根据不同情况对于各堡夫、河兵均有具体规定,确保大堤时时有人巡守,使无意外之虞。“二守”是指“官守”和“民守”,官守指在大堤设立堡夫、河兵,使他们通力合作;民守是指另外征发附近乡村夫役,协助防守,等到水落才能回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堤防维护十分重视在堤岸上种树植草。比如在堤前密栽芦苇和茭草,使河水有风但不能成浪;在堤根和堤面上广种草籽,即使被雨淋泥土也不会松动。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堤上洞穴的发现与修缮一直是河防的重点所在。清代在继承明代铁锥筒探的基础上,完善了“签堤”之规定。什么是“签堤”呢?卢勇介绍,就是每年春初,分派兵夫,手持安装了丁字形木柄的三尺长尖头细铁签,按所分堤段,逐段用尖头细铁签进行锥探,对发现的洞穴大小、弯直等细细查勘。如果发现有洞穴南北相通,两面俱能出签者,给予重赏,然后仔细刨挖,寻找根源,最后再分层填实,恢复原状。
此外,明清两代对仓储备荒也极为重视,清代中后期,在官仓不力的情况下,江淮流域义仓的大批兴建,依靠民众自身的力量,发挥了较好的防灾备荒效果。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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