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建平县朱碌科镇辽墓出土的琥珀璎珞,是建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琥珀饰件。
核心提示
朝阳建平县博物馆正在展出镇馆之宝:一件华贵的辽代琥珀璎珞。这件文物是目前我省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琥珀璎珞串,非常罕见。通过文物对比,考古人员推测,此件文物的主人是辽代皇族公主,而且住在附近的惠州古城。巧合的是,宋朝文豪苏辙出使辽国曾驻留惠州,并留下诗作,成为研究惠州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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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个珍宝穿成的琥珀璎珞
一周前,记者在建平县博物馆考古队队长李波的带领下,来到建平县朱碌科镇碾子沟。在山脚下,李波指着一个边长6.8米的方形大坑对记者说,这就是出土大型琥珀璎珞的辽墓。
时间回到2004年11月末。一天,有群众提供线索:朱碌科镇碾子沟一座古墓被雨水冲刷坍塌。建平县博物馆立即派出考古人员赶赴现场。考古领队李波发现,这是一座石砌圆形墓室,内有木椁,墓室里全是泥和水。经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镜、瓷器和其他文物,有30多件,但没有发现墓志。墓主人是女性,在其胸部发现散落的琥珀璎珞珠子。
考古人员在泥水中一点儿一点儿寻找,最终收集了125个璎珞组件:有109颗琥珀珠、2颗白水晶珠、12个大琥珀雕件、1块大白水晶、1块管形青玉。
随后,考古人员对这件琥珀璎珞进行穿接复原。现在建平县博物馆辽代馆第一展柜,就陈列着这件华丽精美的大型琥珀璎珞,让观众赞叹不已。
仔细端详,琥珀璎珞中间位置装饰一大块白水晶,晶莹剔透,上面经过雕刻研磨形成花瓣纹路;右侧一块大琥珀上精心雕饰着一个葫芦叶衬托的小葫芦;其他几个大块琥珀上基本都雕琢有菊花、荷花、荷叶、海棠花等吉祥纹饰。其中最大的一件荷叶形琥珀坠宽达9厘米。另有4块琥珀因为不确定位置,被暂时搁在两边。
“从这件琥珀璎珞考究的用料和精美的雕工,能够推测出墓主人的身份很尊贵。”李波告诉记者,辽墓里地位高贵的墓主,随葬品中基本都出土过这种琥珀。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就曾出土这种琥珀璎珞,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琥珀器物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葬。
“尽管在建平县这座辽墓里没有发现墓志,但通过文物比对,我们判断建平县朱碌科镇辽墓主人也是一位皇族公主。”李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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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人生前住在惠州古城
琥珀的颜色主要与所含的成分、形成年代、所处的温度等因素有关。琥珀受热或者年代久远,颜色会加深。陈国公主墓出土琥珀璎珞颜色较深,接近红褐色,而建平县出土的琥珀璎珞颜色呈金黄色。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建平琥珀形成年份要短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距离琥珀璎珞出土地点35公里便是辽代惠州古城。民间传说,这里原为一座公主城。那么公主城里的公主和这座墓主人是否有联系呢?
记者一行赶到距离建平县城80公里的辽代惠州古城遗址。站在古城残存的西北角台上,李波指点着远处的土台告诉记者,古城址为长方形,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约400米。城墙存高2米至4米,四角筑有角台。东北角台已被水冲毁,6米高的西北角台保存较好。城墙外8米处为护城河,城内还出土一眼水井。
史料记载,惠州城始建于辽代,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后创建,隶属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推测,城内居民多从事手工业,在城外则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古城原址大部分已经化身为耕地。李波告诉记者,耕地中至今常见一些铺满布纹的弧形瓦片,是辽代的房瓦,还经常会碰到一些瓷碗碎片,也是辽代的物件。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惠州古城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物。除砖瓦残块和陶瓷残片外,这里还曾发现绿釉琉璃方砖,属于规格较高的大型建筑构件,并出土金、银、铁器、精美瓷器以及象棋、围棋等文物。这些极富生活情趣的象棋、围棋等文物,让人联想到当时惠州城居民的日子过得安定闲适。这些文物为研究辽代惠州的建立、发展、消亡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里已经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人员判断,拥有华丽琥珀璎珞的公主,居住在惠州古城。目前史料中还没有找到相关记载,关于她的神秘故事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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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原料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
琥珀璎珞在辽代墓葬,尤其是在贵族墓葬中较多见。它是在项链环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数条珠饰并连成束,以大间隔珠分隔。其形制较大,从颈部下垂至胸前,更显富贵和华丽。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契丹人自古就有繁饰的传统,这种独特的审美使他们更钟情于颈部华贵的装饰,因此璎珞佩饰从印度传入后,从最初的佛像装饰品很快成为契丹贵族中流行的项饰,常常在参加重大活动时佩戴,男女皆使用。
琥珀与珊瑚、珍珠并称为三大有机宝石。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韩雪告诉记者,琥珀硬度低,质地轻,色温润,有宝石般的光泽。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是世界琥珀主要产地,缅甸、罗马尼亚和西西里岛也有产出。中国琥珀的主要产地有辽宁抚顺、河南、云南、福建、西藏等地。
唐代时,琥珀制品已经盛行。史料记载,唐宋时期的琥珀多来自波斯和西域诸国,这得益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繁荣。辽代大量使用琥珀饰品,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
“辽代琥珀饰品及水晶的产地有些可能出自本土,但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韩雪认为,史料中多有西域进献琥珀的记载,如《契丹国志》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这句话证明,产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到辽国。
在我省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特别是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琥珀制品,如新民巴图营子辽墓、义县清河门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等都有琥珀制品出土。从中可以发现,辽代琥珀题材丰富,很多取材于生活,大多依据原料形状雕刻,普遍采用浮雕、圆雕、镂雕等技法,工艺精细,同时大量采用阴刻细线,造型主要有动物、植物、花叶纹、人物纹等。
资深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曾参与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和法库叶茂台辽墓的考古发掘。他告诉记者,建平县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琥珀璎珞中,最大的琥珀件和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琥珀饰件相近,只是颜色较浅。
另外,法库叶茂台辽墓曾出土两件琥珀熊。“从大小来看,这两件小熊应为配挂身上的装饰品。”冯永谦认为,辽代贵族崇尚装饰品,以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从出土的辽代琥珀制品能够发现,当时的琥珀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造型古朴简洁、豪放气派。
这些琥珀上采用的纹饰,既体现出鲜明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吸收了很多中原传统文化元素。从建平县这件琥珀璎珞上雕刻的小葫芦就能看出来,由于“葫芦”和“福禄”谐音,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葫芦包含着平安富贵、健康长寿、子孙绵延等吉祥寓意。
透过这些精美的琥珀饰品能够看出,在极具创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影响下,辽代创造了以琥珀璎珞为代表的独特的装饰品,他们博采众家之长,继承发扬了前代北方草原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吸收融入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自成一体,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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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曾路过惠州并留下诗作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关于惠州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却与大文豪苏轼和其弟弟苏辙有关。
1005年,北宋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在此后的百年间,宋辽两国基本上无大的战事,处于和平时期,两国礼尚往来,频繁通使,经贸和文化交流频率增大。因为惠州城距离中京大定府仅有六七十公里,这里时常会迎来宋国使臣。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北宋名臣、史学家宋绶出使辽国后,上奏疏《虏中风俗》云:“中京东北……过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无人居,内城有瓦屋房廪,人多汉服。”记载了惠州城当时的风土人情。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作为“贺辽国生辰使”出使辽国,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生辰,曾在惠州停留,并作《惠州》诗一首,收入《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诗中描述了惠州广袤的景色:“孤城千室闭重(读yīn),苍莽平川绝四邻。汉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
这次之行,苏辙还不忘给哥哥苏轼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他向哥哥介绍了沿途见闻:“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意思是说,辽国都城许多人听说宋使苏辙是苏轼的弟弟,都纷纷向他打听他哥“大苏”的情况。可见契丹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很多人都知道苏轼的大名和他写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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