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且考研考公竞争激烈、出国留学难度增加,海外留学归国就业的学生也将超过100万,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极大,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2023年全国两会前夕,澎湃新闻记者从民进中央网站获悉,民进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多措并举促进青年群体就业的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拟提交《关于引导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队伍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张天任代表建议:引导高校毕业生
入职高素质农民队伍
据澎湃新闻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表示,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引导高校毕业生入职高素质农民队伍,既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又能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满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从全国范围看,大学生成为高素质农民还面临一系列政策困境。最突出的问题有三点:
就业形式单一,市场化岗位较少。
就业创业长效保障不完善,影响长久发展。可行的政策。
管理部门缺失导致管理混乱。
为此,张天任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从顶层设计构建大学生成为高素质农民的政策体系,拓宽农村创业就业渠道。打破现有政府政策主导的就业形式,改变“政府政策--大学生就业”的单一就业层级关系,鼓励农村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提供更多可供大学生选择的职位,打造“政府政策--企业--大学生”的多元化就业层级。针对有意愿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让企业享受到一定优待,协助企业制定大学生就业管理政策,提高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出台大学生失业保障政策。一旦大学生农村创业就业失败,要保障其后续创业就业问题,确保同等条件下,曾在乡村创业就业失败的大学生在应聘其他工作时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二是解决入职农业就业的大学生在就近县域及城镇住房待遇以及下一代教育等社会保障机制,让大学生到农村及农业领域就业成为高素质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立法把培育高素质农民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并赋予高素质农民终身受教育的权利。
确立大学生乡村创业就业管理机构。积极推动建立统筹大学生乡村创业活动的专有部门或机构,针对大学生乡村创业就业难题,给予针对性的帮助,优化政策的执行效果,督促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入职农业领域的相关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在土地、金融信贷、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并调动大学生成为高素质农民的积极性。
4、建立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的资格准入制度,探索形成有效的配套政策。一是将“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资格准入制度与大学生学历及接受农业教育的程度结合起来,认定不同的资格准入标准和等级。二是根据认定标准及高素质农民等级与其优惠政策挂钩,提升高素质农民化的含金量。三是将“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资格准入制度与信贷发放、税费减免、技术服务等方面政策结合,取得资格认证职业农民大学生在信贷发放、税费减免、技术服务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如在金融信贷方面,采取贷款贴息的办法引导小额贷款向大学生高素质农民倾斜。
民进中央提案建议:
延长毕业生应届身份时限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多措并举促进青年群体就业的提案》,建议适度延长保留应届毕业生资格时限,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对部分地方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要求应届毕业生须为当年毕业的做法予以纠正。
民进中央提案认为,当前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重点群体就业难度加大,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与年长人群相比,青年的工作经验不足,社交关系较弱,就业面临的困难更为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困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农村青年就业难度大等问题亟需社会关注。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搭建更多校企对接、国聘行动等就业渠道与平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引导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对于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在社保方面给予减免、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同时适度增加社会公益性工作岗位,增加就业容量。
此外,提案建议,通过提供一对一咨询、心理健康援助等方式,缓解就业焦虑,同时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创业培训等,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吕国泉建议:用人单位不得
把年龄作为招聘辞退红线
近年来,“35岁就业门槛”持续引发热议,职场上的“年龄焦虑”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据红星新闻,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拟向大会提交《打破35岁职场门槛,建设中高龄劳动者友好社会》提案。提案中建议:“加大反年龄歧视就业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对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服务,加速培育人尽其才劳动力市场,加快建设中高龄劳动者友好社会”。
吕国泉在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老龄化日益严重,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35岁职场门槛”与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不仅侵犯了中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劳动者只能趁年轻赚快钱,没有时间精力提高职业技能,且有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导致人力浪费与人才断层。
在吕国泉看来,人为强化“就业难”与“招工难”结构性就业难题,会掣肘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建设,影响共同富裕实现,引发就业焦虑、低生育率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针对年龄歧视现状,吕国泉建议,要强化法律制度保障,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对各年龄段劳动者给予平等就业保护,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对用人单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限制的做法,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加强普法工作,引导劳动者运用法律保障平等就业权。
此外,他还提出,要鼓励中年人才返乡建设,支持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实现人才发展和地区经济双赢局面。探索建立录用中高龄劳动者激励机制,对聘任一定比例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补贴。
他提议道,机关单位应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推动形成尊重中高龄就业者的良好社会风尚和积极的心理预期。
对各位代表委员们的建议
大家有什么看法?
评论区见~
编辑|王月龙 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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