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民革前辈五四健将|北京大学_新浪财经

　　宋怀芝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县（今黄岩区）人。1913年，周炳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法科经济门，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教授的引导下，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传播新文化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积极参政议政，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

　　启迪民众思想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

　　在新文化运动中，周炳琳不断思考改造中国的道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引导下，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新文化运动，更多地开启民智，1919年3月23日，周炳琳、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该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团员以北京大学在内的青年学生为主。周炳琳被推选为文牍干事，组织文稿的编印工作。平民教育演讲团成立后，周炳琳等积极组织团员走出校园，走上街头，开展各种形式的演讲活动。

　　作为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骨干，周炳琳不仅协调策划组织团员的演讲，亲自编印演讲稿，还经常带领团员上街参加演讲。五四运动前后，为了更广泛地唤起国民对巴黎和会、收回青岛等问题的关注，周炳琳更是马不停蹄地上街演讲。1919年3月27日，周炳琳在护国寺发表了题为《什么是国家》的演讲，以启发民众的国家概念和家国情怀；5月18日，发表了题为《山东与全国的关系》的演讲，以唤醒觉悟，纠正部分民众对山东问题的冷漠态度。周炳琳的演讲饱含救国救民的真挚情怀，触动人心，引起广泛共鸣。

　　在深入社会进行演讲的过程中，周炳琳向民众传播了新知识、新思想，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更难得的是，周炳琳自己也得到锻炼，并深受教育，从而对现实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坚定了改造社会的决心。

　　北大学子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中，周炳琳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在运动中冲锋陷阵，赢得了“五四健将”的美名。周炳琳于1913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正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理念，北京大学成为当时各种新旧思潮汇集的中心。同时，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北京。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北大教授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北大校园内，中国在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校园内传开，立即激起了周炳琳等北大爱国学子的极大愤慨。5月2日晚，周炳琳等北大部分爱国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会议，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组织北京各校同学示威游行。5月3日，获悉北京军阀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引导下，周炳琳等北大学生很快组织起来。5月4日上午，周炳琳联络北京各校国民杂志社社员，动员他们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上街游行。5月4日下午，周炳琳等北京大学学生组织、联合当时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举旗帜，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经过天安门前时，他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诛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周炳琳等学生游行队伍行至曹宅赵家楼时，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五四运动的火焰迅速蔓延至上海、天津等地，一场前所未有的爱国运动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后，周炳琳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组织编辑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广泛宣传五四运动。周炳琳通过自己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北京大学在内的爱国师生的认可，成为五四运动中的“健将”。

　　编辑《国民》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

　　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校园很快接受了新文化的新思潮，投身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教授主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一批进步学生社团和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北大涌现。1918年10月，周炳琳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

　　1919年1月，为进一步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热情，传播新思想，由周炳琳等人发起的《国民》杂志正式创刊，《国民》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唤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意识。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周炳琳等人轮流担任主编，负责编务工作。在周炳琳等人的努力下，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知识界及北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相继发表《布尔维什克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积极研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其影响下，周炳琳等北大进步师生也加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当中，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周炳琳将自己在英文杂志《双周》阅读的文章翻译为《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发表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主派到底是怎样的”等内容，并在文中预言：“鲍尔锡维克主义的红旗必将飘扬在全世界！”

　　在周炳琳等人的努力下，《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国故》月刊在当时北大校园内鼎足而立。参与创办和编辑《国民》杂志的过程中，周炳琳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1920年，周炳琳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研读和讨论，成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

　　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探索救国道路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周炳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层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他开始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7月1日，在李大钊的支持和指导下，周炳琳积极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毛泽东也曾是少年学会的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与会者多数是知名人士和进步学生。这个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组织，容纳了一大批意气风发、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青年才俊，如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张闻天、高君宇、赵世炎、刘仁静等，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学习进步，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少年中国学会堪称当时最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团体。

　　周炳琳在少年中国学会表现活跃，他一方面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另一方面负责《少年世界》月刊的编辑工作。工作中，周炳琳敏锐洞察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文字编辑能力，得到李大钊的认可，会刊也得到会员们的广泛认同。在编辑刊物的同时，周炳琳还积极撰写文章，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相继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等文章。其中，在《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中，周炳琳提出，女子上大学是女子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他说，妇女解放问题归根结底到教育，这是大家公认的；妇女受教育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受教育，最上的教育自然要算大学教育，大学门类完备并可添设与女性相宜的科目；妇女不要解放则罢，若要解放，总得要开放大学。1919年11月28日，周炳琳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成为五四运动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第一次年会召开，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其中主要内容就是欢送周炳琳、康白情等会员出国留学。在赴美留学之前，周炳琳还应邀出席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

　　正是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优异成绩、五四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和其立志救国救民的高尚理想，1920年，在爱国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下，周炳琳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赴美后，周炳琳主修社会经济学。1922年，周炳琳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周炳琳学成归国，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及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1932年6月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抗战期间，周炳琳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1月，平津战役期间，周炳琳与何思源、张申府、张东荪等组织“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北京饭店专门宴请周炳琳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毛泽东在饭店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新中国成立后，周炳琳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身新中国的经济人才培养事业，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等，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63年去世。周炳琳几十年如一日，从五四健将到知名民主人士，为国奔走奋斗，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民革各项工作，推动了民革事业的发展，受到后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