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往事|惺惺相惜:张仃与李骆公
生于1917年的李骆公与张仃有着迥然的人生经历和知识背景:早年,一个学油画,一个画漫画;后来,一个留学日本,一个投奔延安;李骆公从油画转向篆刻篆草,张仃则经历一次次的画风转变,晚年走向焦墨山水的艺术探索。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里,他们面对相似的命运,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本文记述了两人的相识和交往,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伯牙和钟子期”。
张仃与李骆公是终身挚友。关于他们的交往,张仃在《李骆公的艺术》(1982年)一文中,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1946年,我从延安到哈尔滨,戴着军帽,打着绑腿,风尘仆仆,完全是一个老兵的样子;而李骆公则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正是一个青年洋画家。“我叫黑沙骆”,他当时的笔名也很洋,但他却热情坦率,一见如故。我们常作艺术上的漫谈,很广泛,有时也很深入。谈到近代画家的时候,他很兴奋,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册毕加索的大画册送给我。在那个时候,真是雪里送炭。他的艺术见解与创作态度,他为人的热情与慷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段文字暗藏玄妙:张、李同岁(生于1917年),1946年在哈尔滨初遇时,已届而立之年,张仃却称自己是风尘仆仆的“老兵”,李骆公则是风度翩翩的“青年洋画家”,还特地点明自己是从延安来,李骆公刚从日本回国——这些看似轻松调侃的笔墨,其实是为后面的“一见如故”作铺垫。何谓“一见如故”?缘也,张仃与李骆公,正好有很深的缘。李骆公将自己从日本带回的毕加索大画册慷慨相赠,张仃视为“雪中送炭”,便是最好的证明。
笔者想指出:1982年张仃写下这些文字时,距当时已隔三十六年。三十六的沧桑岁月,风雷激荡,人生的大起大落,酸甜苦辣,不会不影响当下的心境与表达,而对当初的历史语境产生微妙的“修改效应”。也许,正是这种不自觉的修改,将张、李之间的“缘”彰显了,放大了。
细读张仃对李骆公的评论,遥想两位艺术家的生平行状,令人兴味无穷。张仃欣赏李骆公早年的“野兽派”画风——“洋化得很地道,风格近似佛拉芒克”,但更赞赏他“油画民族化”的创作——那种以极薄的稀油,画在中国的绢上,具有水墨画透明效果的油画,其成果之一《哈尔滨之春》,一直挂在张仃哈尔滨的画室中。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使张仃难以直言:“
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未消极。他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他后来改用刻刀和石头来抒发豪情。他刻印用的石头是论担挑的!
可以想象,张仃为李骆公写下这些文字时,其内心深处,定然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借用唐代诗人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沉郁决绝、暗喻一生殉情的古诗,表达了两位劫后余生的艺术家共同的矢志不渝、献身艺术的夙愿。
李骆公与张仃,人生经历、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早年,一个学油画,一个画漫画;后来,一个留学日本,一个投奔延安;政治身份,一个是党员,一个是群众。然而,他们面对相似的命运,没有被逼垮,反而被逼出一条曲折奇特、他人无法复制的艺术之路,靠的是丰沛的生命力、强韧的意志和对艺术的虔诚之心。
张、李的艺术转向,给20世纪中国美术史留下一份耐人寻味的“备忘录”。其劫后余生的艺术成就,令人惊异,令人敬佩,令人叹息。李骆公说:“
我的一个图章,就是我的一个精神世界,它能反映我强烈的感情与艺术观。
”又说:“
我刻一方印或者一组印,必须先画许多稿子,把我的感情全放进去,等到我的稿子能够充分表达我的感情了,我才根据画的大小去选石头。这叫做量体裁衣,以脚穿鞋。”张仃说:“我年近花甲之时,决心从小学生做起,纯以焦墨写生,犹如对自然‘描红’,练眼、练手、练心,促使眼、手、心合一。从实践中悟到,石涛‘一画’说并非玄虚,联系到从赵孟頫到董其昌‘书画同源’论,重视以线为造型手段。经过不断实践,认识有所提高,不知不觉十几年又过去了。艺术劳动,可能也有惯性,每觉得以焦墨写生愈来愈得心应手,愈欲罢不能了。
”——对这些真诚表白,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那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设身处地,从两位艺术家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及具体的遭遇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理解方为周全。要知道,张仃、李骆公都不是一般的艺术资质,假如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他们的艺术天性肯定得到更自由、更充分的发展,他们的艺术能量肯定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他们艺术成就因此更不可限量。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第一通信写于1976年9月1日,主要讲述一个月前唐山大地震爆发时,京城的灾情及震后周围文化人的防震生活状态,满满写了两页信纸。信的缘起,是李骆公的一纸电文:地震爆发后,远在广西的李骆公第一时间给张仃一家发来询问安危的电报,而当时张仃、陈布文正在香山过例行的隐居生活,因交通阻隔,多日之后才见到电报。满满两叶信纸,传达一种“尽不在言中”的深情与默契。其时神州大地四处摇晃,甚至连边陲广西都成了“防震省”,反过来又引起张仃、陈布文对李骆公一家的深切关怀,真可谓“患难见真情”也。
第二通写于1977年6月20日,内容围绕李骆公托人赠送的美作与美酒。美作即李骆公的篆草,受到张仃、陈布文的激赏:“
安置到室内的主要位置上,蓬荜生辉,每看一次就赞叹一次。
”美酒运气不佳,长途旅行中遭不测,由此引发接受者的深情慨叹:“
每饮一次便不住口的抱怨:‘干吗给我们带酒,而且一下子带四瓶,太过分了。好,一上火车就挤碎两瓶,真可惜,尤其是那份情谊……我们在北京,什么都可以买到,可就从来没想到给他寄些……’
”
第三通写于1981年1月6日。其时张仃早平反,出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已是第三个年头,正为文山会海、行政事务搞得焦头烂额,想当“业余画家”而不得。信中对李骆公为张仃刻的名章极表满意,要求再刻几方,并戏称这是“好事多磨”(因李刻得好,所以又得多磨石头),并写下张仃希望的章名——老郎 它山之石 三馀 探索 拙夺天工 寂寞之道,供李骆公参考。信中最后,张仃这样亲笔附言:“
骆公兄:多谢你代我安排游桂一事,明春雨季过后能成行,最为理想了。‘长安不易居!’我每分钟都想逃开京城。多谢你,容见面细叙。
”——唯真正的艺术知音才有的那份高山流水情谊,此时表露得无以复加矣。
庚子年腊月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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