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讲述自己的中欧故事：和中欧一同成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吴敬琏

　　新浪财经讯 4月13日消息，2019年，时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十五周年校庆。今日，中欧在上海和北京校区同步举办二十五周年校庆启动仪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吴敬琏出席启动仪式并动情地讲述了《我的中欧故事》。

　　总结自己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故事，吴敬琏用“和中欧一同成长”来形容。1984年，吴敬琏从耶鲁大学游学归来，就在中欧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CEMI（China-EC Management Institute）做专题讲课，开启了与中欧独特的缘分。

　　中国商业教育只是去传播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知识，显然是不够的。他表示，中欧在上海建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决定后，企业的改革等各方面的改革展开，中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密切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后来就形成了两大使命，叫做“中国深度、全球广度”。

　　他回忆道，当时自己也受命在中欧开一门必修课叫“中国经济”，就需要对中国整个改革过程、改革的主要问题研究有充足的准备，教学的过程中教学相长，自己也得到了提升，对企业性质和任务的看法有了新的改变和提高。他表示，现在仍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次重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这本书就是在中欧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当时的讲义每一年都要做修改。

　　结尾时，他表示，“我现在虽然精力不太多，但是我还是愿意跟随着中欧的同仁、同学一块，继续前进、继续提高。”

　　以下为文字实录：

　　诸位朋友，我想跟诸位讲讲我的中欧故事，我的中欧故事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和中欧一同成长”。我1984年从耶鲁大学游学归来，就在我们中欧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CEMI（China-EC Management Institute）就是做一些专题的讲课，后来也参加了CEMI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不过当时CEMI的任务比较简单，就是实行拿来主义，去传播、传输西方企业的管理知识。

　　1978年，国务院一些访问外国的代表团，讲了日本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企业的业绩，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不过大体上说来，当时对于外国发达国家的企业的感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看热闹多，门道知道的不多。”所以CEMI在那个时候执行了这个任务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我过去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转没有很多知识，在1988年左右有个叫四通集团的企业，它当时是一个乡镇企业改制成为一个现代企业，委托我们做一个课题研究。当时就有点抓瞎了，因为对于现代企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没有什么知识。那么就赶紧学习，当时CEMI的外国教授的讲课是我很重要的知识来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大体上摸到了一点现代企业运行的门道，因此能够做出回答。

　　但是只是去传播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到了我们中欧在上海建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为1994年的前一年正好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以后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企业的改革，这时候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中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需要密切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后来就形成了我们两大使命，叫做“中国深度、全球广度”。

　　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受命在在中欧开一门必修课叫“中国经济”，我为了准备这一堂课，就需要对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改革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教学相长，现在仍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次重版的叫《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中欧讲课的时候不断修改，每一年都要做修改，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另外对于企业制度改革，对于资本市场的运营等等问题，在教学工作中都使我得到了很多的提高。从同事、从同学那里得到了很多思想的启发，尤其是在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的运营上，我想在中欧这一段工作里面，我自己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提高。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深入，我们遇到的、面临的问题比起二十世纪越发复杂，需要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我们的教授、经济研究者来做出回答。所以我们在中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有了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怎么履行它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中欧从来就比较重视人的培养、企业家行为的培养，所以我们在1995年MBA开班的时间就设立了一门关于商业伦理的必修课。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不单要履行企业上的责任，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股东，不但要为股东争取更大的盈利，而且要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一起来解决日益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

　　于是，中欧后来又加了两大使命，我们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具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商业领袖，而且这些商业领袖要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

　　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于企业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有了新的改变，或者有新的提高。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研究的企业理论主要是针对在八十年代以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和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偏差，就是内部人控制。于是就强调了公司对于股东的责任，对于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的责任。当然，90年代末期，我们的理论界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

　　去年开始，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公司不但要对领导者负责，同时对其它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负责任。于是对于公司治理的整套的理论就要做某些修整和提高。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跟随着中欧进步和提高，在修改和提升我自己关于企业的理论。所以总而言之，我现在虽然精力不太多，但是我还是愿意跟随着中欧的同仁、同学一块，继续前进、继续提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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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