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异化社会中的商业伦理与信仰(2)

　　平衡

　　积劳成疾的王均瑶曾感慨：偶尔得以带孩子去必胜客排一小时队，就觉得是“找到了做人的乐趣”

　　“你看见过死海吗？从远处看，那里被小山环绕，波浪起伏，非常美。但如果你走到前处，你会发现死海里面没有一个活的生物。如果没有任何新鲜的水进来，人可能就像死海一样。”

　　说这番话的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中国区总裁杨薏澔，8年前才开始信仰基督教，他的公司名列财富500强。

　　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材生过去一直把“事业一定要成功”作为人生目标。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瑞典依莱克斯。1988年加入西门子，先是在德国，然后被派往泰国4年半，接着又调回管理中西欧19个国家的业务。最后被派驻中国，负责中国地区移动网络设备的生产到研发到销售。1996年，当他34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一批升到西门子高管(Top Management)团队的非欧洲人。“我当时恨不得一天48小时工作。就算在陪家人吃饭的时候，还在想业务策略，如何冲业绩好升迁”。而这时，他已经结婚六年。

　　一下子接手管理19个国家的业务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一开会动不动就拍桌子训斥下属。“要以我当时的性格在北京开车，每天都会打架。”他调侃道。第一次拿到大笔花红，就买了一部本田CR跑车，但他很快就觉得没劲。为了谈生意，他在中欧和中国，到处跟人喝白酒，有段时间甚至以为上瘾了。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却常常惊醒，“我害怕失去这一切，我输不起。”杨薏澔坦言。

　　他的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有一天牧师讲到箴言23：4-5：“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杨心头大动：“这话就好像直接在跟我说一样。”

　　一个关于洛克菲勒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曾经有段时间，美国首富做生意很不顺，公司面临拆分，有一天他低头在纽约街头过马路。一个迎面过来的连脚都没有的残疾人大声喊他：“你好，先生！抬起头看看吧！多美好的阳光。”这让洛克菲勒羞愧无比，自问有钱又有手有脚，怎么还活得如此不开心。此后，洛克菲勒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大半财富做了基金会，他死的时候双手摊开，表明什么也没带走。因此赢得了举国尊重。

　　从此以后，杨开始放慢节奏，减少饮酒。周末，他百分之百地陪伴家人。周日早上则去教堂。“我想我周末不看e-mail，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他笑言。而每个月，他的信用卡里会自动划出一笔款项捐给慈善机构。

　　两年前，他决定换一个工作环境，从上海搬来北京，从电信行业换到了楼宇自动化。“这个决定虽然看起来很冒险，但我内心很平静。”

　　“50岁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愿意去大学兼职教财务学。”这是他新的人生目标。

　　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时大鲲用五个F来代表他的生活。第一个是family(家庭)；第二是faith(信仰)；第三个叫firm，是公司，是工作；第四个是fun，第五个是future。

　　“五个F一定要平衡。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时大鲲称。

　　就在不久前，38岁的国内年轻企业家王均瑶因为癌症英年早逝。除了每天工作将近18个小时以应付均瑶集团内外事务，王均瑶还兼任12个社会职务。他留给自己及家人的时间太少，以至于没有时间去逛商店或娱乐，偶尔得以带孩子去必胜客排一小时队，就觉得是“找到了做人的乐趣”。

　　“每个人都必须平衡工作和生活。信仰无疑是个很大的帮助。我能接受每周工作50-60个小时，但每礼拜必须有一天让我和神、和我的家庭在一起。”博雅公关公司北京总理David Wolf(郎大卫)是一个自律的犹太教徒，在没有客户的时候，他会在办公室里戴上他的犹太小帽。

　　拥有6个子女的潘望博在麦肯锡时，一周顶多只有两天在家。他很高兴现在做传教士的状态。“我有机会每天晚上和家人在一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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