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市场经济的局限与信仰的价值

　　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昂贵的市场制度

　　文/赵晓

　　在中国，对于道德的探讨是茅于轼教授发动的，对于市场伦理尤其是产生道德的信仰 源泉的关注是我发动的。2002年以来，我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市场伦理、财富伦理、宗教、信仰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文章，如最早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信仰的磐石上》等等。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人终于破除种种认识上的谬误，开始认识到西方社会的信仰和精神层面对于其制造建构及物质文明的影响，并开始从这些角度去看在过去看来只是“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这就从器物和行为的层面上升到了价值和生命的层面，真的是可喜可贺。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提供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坏就坏在它没有价格信号，也没有竞争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勤快人可以根据市场信号不断地扩展事业。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单纯由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天生的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许多的经济学研究都表明，市场有诸多天生的缺陷和“失灵”的地方，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

　　在博弈论的研究中，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合同永远是不完全的，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就像我们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中所看到的那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样一个跛足的尚未成熟转型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凶恶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已之私利。

　　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来自一整套市场伦理的自我约束。而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转的市场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贵的市场经济。

　　由于近代以来的破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既缺乏法律，又缺乏宗教，是个典型的无法无天的国家。中国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古代的中国人还信孔子，还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的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什么样的人(我过去也是这样)。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将他们理解为怪物就行了。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上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决非是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的确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

　　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有经典的阐述。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for the Glory of God)，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决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

　　顺便说一下，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可笑。其实对于美国商人来说，这是一件严重而且严肃的事情，CEO们头上不仅有高悬的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为大。

　　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弥补市场之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说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你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这一点对于爬坡的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从而缔约。众所周知，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政体制。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五月花号协议(The Mayflower Compact)”，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等，而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们(IN The Name of God, Amen)”。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础。否则，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也不会得到遵守。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有一篇大经济学家巴罗写的专论宗教与经济的论文。该文非常难得地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其中发现之一便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是教堂在市场法律的背后伸出了一根强大的支柱。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open)性。关于这一点，NBER的那篇论文同样有实证支持。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

　　耶稣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困难。为富不仁者不消说，他们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进不了天堂；就是那些爱炫耀财富的人们，那些将财富用于上帝不喜爱的不当用途的人们亦一样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死后同样进不了天堂。

　　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

　　中国大陆的富人不仁而富，已使朝野不满，又居然如此穷奢极欲，难免招得天怨人怒。怎么办呢？除了政府调节收入的制度外，尚需要市场伦理来进行补充。

　　笔者相信：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

　　一篇短文难于谈尽信仰与商业的关系。好在中国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决非易事。过去，中国人认为只要产权得到保护，并且制度完善就够了，现在大家开始寄望于人的自律。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中国的诚信体系要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以道德为支撑。这可以说是认识上新天新地的变化。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昂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包括信仰的转变，目的是要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构。要做到这一点，或者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者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

　　赵晓，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以及市场制度变迁。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年青经济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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