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异化社会中的商业伦理与信仰

　　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在尽最大努力获取财富的同时，试图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尝试将神圣的义务、有尊严的价值观、简单生活方式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他们的觉醒和努力，恰恰反衬出我们整个社会的异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商业伦理，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关键一环

　　文/宁 檬

　　礼拜五，晚上8点，上海，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符气清(Desmond Fu)的私人住宅中。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西装革履的商业人士聚集在会客厅，参与者年龄都在40岁左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投影仪在墙上打出准备诵唱的耶稣赞歌。这并非什么秘密的商业会议，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查经班。

　　礼拜六，下午6点30分，香港。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FCBMFI)的地区总监陈世强(Hugo Chan)律师走进了尖沙咀的一家酒店。他和200多名教友团聚在餐桌前，没有鲍鱼龙虾，只有简单的冷餐、面包和红葡萄酒。一位中年男士勇敢地站了起来，主动坦白他的灵肉挣扎，希望大家祈祷帮他渡过难关。

　　礼拜日，上午9点，北京，东三环外的21世纪剧院。门外已经停满了奔驰、宝马、奥迪等各色名车，剧院里的500多个座位难觅虚席。摩托罗拉(Motorola)中国区总裁时大鲲(Daniel Shi)、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的中国区总裁杨薏澔(Steven Yeo)和全场人一道安静肃立，在心中默祷。这里是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一个临时教堂，在它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

　　礼拜一，上午10点，台北。潘望博(Tony Pakins)开始了他的心灵辅导工作。这位曾被尊称为“中国咨询业第一人”的前麦肯锡资深董事、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一年多前告别了管理顾问行业。他现在的身份是摩门教台湾传道部会长，领导着200多名年轻的传教士，其中还曾包括他的长子。作为一份为期三年没有任何酬劳的义务事工，他的任期将到2006年7月结束。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部分成功的港台企业家、跨国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管作了如此比喻。把他介绍给记者的某资深猎头对其第一面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碰巧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他一直翻阅着案头那本厚厚的英文书《Discipline》。我以为那是一本员工管理类书籍，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专门为基督徒所写的。”

　　在过去20年中，“财富的意义何在？为了赚钱我需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原则？什么是成功的标志？我该如何处理家庭生活？工作多少才是够？什么情况下我该裁员？”这些问题不断缠绕着像符气清、杨薏澔这样的成功商业人士。

　　“1993-1994年，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海岛度假，强装欢颜，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很惨。” 香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新鸿基地产副主席郭炳江道出了这些在物质领域如鱼得水者的精神困境。

　　《圣经》有云：“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发展出上帝财富的托管者(trusteeship)职责这一概念后，西方商人们开始主动在信仰和商业这两个世界之间搭建桥梁。他们意识到应当受谴责的不是对财富的拥有，而是富人对他拥有财富的过分依恋。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正确使用财产，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同时还感到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用4句话概括了信仰的真谛：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还记得哲学家康德的那句名言吗？“我所敬畏的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2004年，一本名为《敬业》(Respect Calling)的小书在国内卖出了10万册。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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