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莫让金融越了气候的位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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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世界终于意识到确保快速转向绿色经济的紧迫性。金融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尽管金融机构大显身手——发行绿色债券，安装绿色灯泡——但仍有太多金融机构继续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资本，支持与绿色转型不相容的其他经济领域。

　　这种融资积极加剧了气候危机。这些投资中有很多由来已久。发现、开发和充分发掘新油田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远远超出世界必须实现碳中和以防止灾难性变暖的时间限度。因此，这些项目几乎肯定会成为“搁浅资产”：在拯救地球的战斗中失去价值和用处的持仓。

　　这些损失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也可能给经济体系和地球带来风险。由于大多数搁浅资产的所有者无论如何都会自私地争取利用他们的持仓，因此为这些投资融资会产生不利的政治动态。有些强大的游说团体一心与绿色转型作对，以免自己成为“接盘侠”。此外，如果转型成功，同样是这些群体，将要求赔偿——实质是将一开始就不应该进行的投资的亏损风险“社会化”。从历史上看，他们将成功全身而退。

　　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对此类投资一禁了之。但就目前而言，这一选项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政治上不可行。另一个选项是部署监管工具。由于市场目光短浅，往往不能充分考虑关键风险，因此确保金融稳定的义务就落在了经济监督者身上，包括中央银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哪怕只是世界资产基础的一小部分（美国次级按揭贷款）被重新定价，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资产的重新定价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影响，让 2008 年相形见绌。化石燃料行业只是（正在融化的）冰山一角。例如，海平面上升和越来越常见的极端天气事件，从野火到飓风，也可能迫使大片土地和房地产突然重新定价。

　　因此，监管机构必须要求全面披露气候风险——这不仅包括物理危险，还包括直接和间接的金融风险。即使对这些风险的严重程度或即将发生的变化的速度无法达成一致，谨慎性也应要求披露，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和其他场合被广泛讨论的合理情景下，所可能发生的情况。此外，能够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政策机制（将碳定价与法规相结合）几乎肯定会对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经济向绿色方向发展太慢，就会增加“转型风险”。随着资产价格的逐步调整，我们可能无法平稳有效地过渡到碳中和，在此过程中逐步调整资产价格，而是会最终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市场完全内化变化的现实的关键时刻，价格发生跳涨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金融不仅必须停止为破坏环境的投资提供资金；也须为推动我们朝正确方向前进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我们可能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例如，进行气候风险投资的银行应该强制持有更多的准备金以反映这种风险。投资者已经得到警告：仍要继续投资化石燃料的人，不应通过损失抵扣获得实质的公众补贴。在美国，绝大多数住宅按揭贷款由政府承保；展望未来，政府应该只为绿色按揭贷款（为隔热性好、能源效率高的房屋贷款）承保。

　　此外，为了鼓励基于高碳价格的投资，政府可以发出“担保”，如果碳价格在（比如） 20 年后低于预期，投资者将得到补偿。这将起到保险的作用，迫使世界各国政府遵守巴黎气候协定下的承诺。

　　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政策有助于绿色转型。但即使有这样的刺激，私人金融部门也不太可能靠自己就做到足够。我们需要的许多关键投资都是长期的，而私人金融市场往往只关注短期。

　　为了帮助填补这一空白，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众多司法管辖区建立了绿色开发银行。其他地方将现有开发银行的职责扩大到包括绿色发展。这些机构不仅在提供资金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协助设计和构建绿色项目本身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气候危机要求重大社会和社会变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我们的消费、生产和投资方式。挑战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要漂亮地克服，金融就必须发挥作用。而这需要公民社会和政府等多方面的推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国际公司税改革独立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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