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全球供给体系正遭受巨大的破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疫情、自然灾害、去全球化、货币大宽松引发的成本上升、能源危机、产业链断裂、人口老龄化与就业意愿的降低、生态价值的重估（碳成本大幅提高）、平民阶层反精英意识的崛起、贸易战等等，越来越多的不可控因素，正在对全球供给体系形成史无前例的威胁和巨大的实质性破坏。

　　美国持续的通胀已经创造多年历史记录，9月份CPI、核心CPI分别为5.4%、4.0%，都接近三十年历史新高。在持续的货币补贴下大量就业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上千万的职位空缺和更大的供给缺口，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中低端制造业的外迁固然可以说是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但也将国内日常生活用品置于过度依赖中国的境地。而一个原本崇尚、标榜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却不断的放纵美联储在金融市场的干预，它的角色已经从救助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转变为次贷危机期间救助房地产商的“最后交易商”（买入大量垃圾资产及国债），到疫情期间成为直接给个人发钱的“最后施舍人”。而这样的“计划经济”式干预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躺在国家福利的温床上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造成美国劳动力市供给体系的严重扭曲和破坏。统计数据显示，美国8月职位空缺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1168万，严重的供给缺口很可能造成工资-物价的“通胀螺旋”。

　　而英国脱欧的严重后果终于显现，由于脱离了欧洲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配置遇到了重大的缺口，英国的职位空缺数量8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110万人。在结束了脱欧过渡期后，原先在英国工作的欧盟司机大多离开了英国，毕竟在英国脱欧后，由于政策的改变，使得非英国货车司机并不能像之前一样轻松、简单的在英国工作，他们不仅要面临更繁琐的边境手续，工作成本也变得比之前更高，导致英国卡车司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用工荒，而这又直接导致加油站用油供给不足，油价大幅变相攀升。卡车司机的用工荒也重创了英国的物流体系，导致一方面英国日常用品超市货架空空，另一方面各大港口又堆积着等待卸货处置的货船，以至于整个港口船满为患，还有大量的船只漂流在大西洋上无处停靠。这样魔幻、荒诞的场景并非只有英国后疫情叠加后脱欧效应的结果，欧洲大陆和美国也在发生。全球的贸易航运和物流体系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破坏。

　　最近半个世纪，全球化是缓解和丰富供给体系的最重要方式，可能没有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先获益的是国际资本。与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比较困难相比，资本的流动比较简单。它们以跨国公司、外商投资和合资的形式，在全球寻找价值洼地来增加“物美价廉”的产品供给。其中，“中国制造”是这场全球化盛宴最重要的成果，它史无前例的将中国十亿劳动力推入了国际市场，向全球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和用品，形成了全球几十年“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同时自身也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然而这个全球化体系也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严重失衡的供应链和贸易收支体系。一方面，“中国储蓄—生产+美国借债—消费”的国际供需格局，导致了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美国本土的蓝领工人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这也为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大变局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全球的重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国，也将最大的碳消耗转移到了中国，2018年中国的碳排放占比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这又为今天的围绕碳排放权进行的国际博弈埋下了伏笔。

　　在疫情发生后，全球贸易体系的失衡程度与供应链的脆弱度似乎已经到了极限，这也将供给体系推入到了一个危险的处境。疫情后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快速恢复了生产和大部分的制造业产业链，成为全球物资的唯一大型生产基地。但其它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陷入疫情反复和经济社会动荡的泥沼。在去年大部分时间，欧美等国的生产体系处于停摆状态，除了“印钞机”以外，别的机器似乎都停止了运转，国内的供给体系严重停滞。这样就出现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奇异景观，今年9月中国的出口额超过了创纪录的3000亿美元，乃至于大量的贸易航船装载着满满的物资运向世界各地，归来却空空如也，形成了百年一遇的“单向贸易”，导致集装箱成本不到一年时间涨了三倍，而且很多时候“一箱难求”。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出口创造历史记录，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能源危机在全球愈演愈烈，在寒冬来临即将进入能源消耗季的时候，全球的能源供给体系却遭到严重破坏。当前来看，能源危机的成因，一是天灾，各种极端天气对非石化新能源供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前的储能体系无法应对风电、水电等绿色能源在极端天气下的不稳定性。二是“人祸”，在新能源革命下，传统能源体系过去几年资本支出严重不足，加上去年疫情危机下大量传统能源企业破产倒闭，供给能力和弹性大幅下降，供给缺口大幅扩大。还有一些国家出现了用工荒，比如英国找不到卡车司机来运油，导致全国各地加油站加油紧张。不断扩大的电力缺口正在大幅推高欧洲的用电价格，令居民和企业苦不堪言。在西班牙和葡萄牙，9月初平均批发电价大约是半年前平均价格的3倍，为每兆瓦时175欧元；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TTF）批发电价为每兆瓦时74.15欧元，比3月份高出4倍；英国电价已经创下历史新高183.84欧元。

　　货币发行体系的扭曲是造成全球供给体系破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疫情严重期间，美联储等全球央行通过放水力挽狂澜，拯救了一场大型金融危机，同时快速的突破财政约束给家庭部门发放救济金和补贴，也拯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大失业。但由于宽松政策迟迟无法退出，货币市场的超额供给正在对要素和商品市场的供给体系造成严重的伤害。在要素的供给方面，货币扭曲供给形成的伤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长时间的灾情补贴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退出市场，造成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既然可以躺着在家吃“免费的馅饼”，为何还要到劳动力市场中辛苦劳作。另一方面是货币超额供给形成了大量的风险偏好极强的投机性、交易性金融头寸，这些资金拥挤的进入上游的大宗和原材料市场，造成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暴涨。不到一年时间国际大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都超过1倍，国内的动力煤价格涨幅超过3倍。由于投机性资本造成价格的变化往往比实体经济按照供需变化造成的要快，中下游企业无法及时调整库存和订单，导致利润被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吃掉，不得不缩减产能，减少供给（做一单亏一单），有大量的企业选择关门大吉。

　　由于名义可支配收入都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货币的增发的确可以瞬时增加需求。疫情后美联储通过各种SPV发放到个人手中的钱，当然会提高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但除了维系一些企业的资金链不断裂而免于破产之外（看上去非常重要），对供给的正面作用似乎不大。当疫情后美联储向经济体投放五万多亿美元后，由于供给侧没有相应的增加，因此除了引发史无前例的大通胀外，别的作用收效甚微。而快速恶化的通胀，正在造成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这对供给体系是典型的破坏性，因为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足够的存货和订单管理韧性来吸收过度频繁的人力成本波动。

　　大疫情与极端灾害天气的频发，加速了全球碳中和体系的建构，以及围绕碳排放权的大国政治博弈。碳价值的觉醒与重现发现，对全球供给体系来说是在总体上全面提高生产成本。拿中国来说，按照初步的测算，如果2030实现碳达峰，2060实现碳中和，这样的减碳计划如果在相关行业落实，整个制造业的成本可能要立即上升20—30%，以后几年都要有差不多的涨幅，否则无法消化处理碳排放带来的成本。如果绿色技术跟不上，可能就不是价格和成本的问题，而是要关停大量的化工和重工业企业，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供给塌缩。在碳中和计划下，相当于原来成本为零的空气，现在成为一种稀缺的原材料，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带来整个生产函数结构和供给体系的变化。由于碳中和计划的生态价值，在这里不能说是对供给体系造成破坏，而是要对全球总供需体系来一次再平衡。这个平衡过程中会导致较大的供给缺口。

　　快速的老龄化，较低的出生率，以及年轻一代就业理念的改变和平等意识的觉醒，也会对各国的供给体系造成重大压力。当前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最为突出，这源自原来受管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在改革开放初期固然因为人为减少了新生儿而降低了人口抚养比，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当人口开始老化的时候，速度也会出奇的快。2019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19.6%，较上一年度的16.8%，增幅为11年来最大，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进入了真正的深度老龄化社会。对于一个制造业立国的国家来说，这个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且支出负担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赤字危机正在将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务工人员，乡土精神让他（她）们愿意以与留守土地相比的廉价工资，从事低端辛苦的工作，这构成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宝藏”。但现在他（她）们已经老去，90后、95后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已经不再具备父辈们对辛苦工作和社会不平等的容忍和宽容。因此，一代农民工快速老去，新一代中国工人又没有成长起来，全国面临制造业工人的用工荒，这将使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褪色不少，无疑也会对全球的制造业供给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美关系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的衰退，文明之间的冲突，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复杂不确定因素，也都对全球供给体系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全球“芯片荒”就是伤害的后果之一。发动贸易战，核心技术“卡脖子”，实际上是国家“巨婴症”的表现，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而行。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需要一个稳定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各国、各文明圈以开放的心态相互理解和容纳，需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宗教主义等极端情绪的淡化和消弭。然而今天的世界却恰恰相反，这些不稳定因素在疫情和极端不平等等因素的作用下正积累的越来越多，随时会以各种冲突和危机的形式爆发，这无疑也将会对全球供给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创。这些都需要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共同为修复全球供给体系和保持供应链的稳定而努力，否则将会集体进入一个更大的危机。

　　中国近几年一直在为保护供给体系的稳定性而努力。如果说上游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清理过剩、低效产能，提高国内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那么从疫情后开始构建的国内外联动的双循环体系，则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的供应链体系。在双循环体系的保障下，即使全球供应链因为疫情、极端天气、国际政治等不可控因素而变得不稳定甚至中断，国内的供给仍然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因此双循环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于，建立起一套国家经济、能源、粮食和技术等安全体系。这套体系的建立，固然需要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国家能力的加持，但绝非闭门造车、闭关锁国和集中管控，而是以更高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精神，竭尽全力融入到全球新的贸易和科技浪潮，并发挥出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