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邓普顿总裁：低碳转型代价巨大，必须有措施激励人们为转型技术投资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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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于2022年6月28至30日举行，本次峰会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峰会主题为“共促全球ESG发展，构建可持续未来”。

　　富兰克林邓普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珍妮·约翰逊（Jenny Johnson）在“ESG投资赋能企业绿色动力”环节发表主题演讲。

　　富兰克林邓普顿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约翰逊女士介绍到，去年，富兰克林邓普顿和旗下多家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一起加入了行业领先的“净零排放资产管理机构”倡议，并将于今年七月发布报告，披露公司资产管理规模（AUM）中有多少已经满足“净零排放”倡议，同时他们还会宣布净零排放的目标、方法、以及衡量目标的方式。

　　她还提到，行业或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前三名数据供货商提供的数据相关性只有 50 %。所以，在气候投资或可持续投资方面，富兰克林邓普顿积极发挥技术优势来进行主动管理。“我们希望可以从多种不同来源搜集数据、合成、分析后应用于ESG模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下一步，特别是落实“范围三”要求时，我们会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梳理数据并搭建算法、形成方法。这就是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的全过程。”她解释道。

　　谈及碳中和，约翰逊认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必须有激励措施激励人们为这些转型技术投资。“有时也可以考虑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补贴、或取消目前传统能源行业的一些补贴。”她说，“随着我们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对数据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应该能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更好地为资本定位，为转型有效配置资本。”

　　以下是发言实录：

　　孟宇：下午好，Jenny。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全球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性日益上升，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也随之提高，人们正要求公司、监管机构、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所有者有所行动。富兰克林邓普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作为首席执行官，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公司的研究以及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所做的工作？

　　珍妮·约翰逊：孟宇，我们已聘请安妮·辛普森（Anne Simpson）担任全球可持续发展主管，她在这一领域可谓全球知名。您很了解她，你们曾一起在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共事，她也曾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 26）的与会代表，在这一领域内非常有名，所以她的加入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

　　去年，富兰克林邓普顿和旗下多家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一起加入了行业领先的“净零排放资产管理机构”倡议。我们将于今年七月发布报告，披露公司资产管理规模（AUM）中有多少已经满足“净零排放”倡议，同时我们会宣布净零排放的目标、方法、以及衡量目标的方式。为此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公司正在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拓展“范围三”的披露要求。这是我们关注的一大领域。

　　孟宇：谢谢Jenny。行业或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缺乏高质量的数据。正因为如此，气候变化的投资主题尚未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富兰克林邓普顿以其主动管理能力而闻名。人们都说，数据少或一致性差的地方，真正的主动管理会大放异彩。您能分享一下富兰克林邓普顿的研究项目是如何应用基本面研究和主动管理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吗？

　　珍妮·约翰逊：孟宇，您说到要点了，这一领域的数据质量的确不高。前三名数据供货商提供的数据相关性只有 50 %。所以可以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主动管理成分，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ESG可持续资产管理机构，因为这需要投资团队的参与。在富兰克林邓普顿，我们有一个由安妮·辛普森领导的集中式团队帮助我们寻找数据、搭建框架，为投资团队提供支持。但最终，需要每个投资团队与公司直接接触，了解他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采取的具体举措，通过大量挖掘工作获得高质量数据，建立投资模型并最终服务于投资决策。

　　孟宇：谈到主动管理，富兰克林邓普顿也因其将科技应用于主动管理而闻名。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气候投资或可持续投资方面，富兰克林邓普顿是如何发挥技术优势，来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的？

　　珍妮·约翰逊：人们无法改变自己无法衡量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尝试找到数据源。刚刚已经谈到，虽然目前的数据源能够提供与可持续主题相关的指标与数据，但却无法做到始终有足够的相关性。我们希望可以从多种不同来源搜集数据、合成、分析后应用于ESG模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下一步，特别是落实“范围三”要求时，我们会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梳理数据并搭建算法、形成方法。这就是通过分析大量数据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的全过程。在达成“范围一、二、三”的要求方面，没有谁能快速做到。但我们每一年都在进步，这点很重要。

　　富兰克林邓普顿还设有多家金融科技孵化器，尝试解决该领域的问题。不论它们是用人工智能、区块链还是算法进行分析，我们将会和它们协作，在这些金融科技公司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判断它们如何能够实现价值，并帮助我们解决在分析 ESG 数据方面遇到的的问题时。

　　孟宇：如您提到，数据和数据质量是最大的挑战，目前来自不同供货商的ESG 数据相关性很低，大约是50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为此发明了一个术语，称之为“层层混淆”。与其他财务数据相比，ESG数据的确存在太多混淆。例如，由不同的优质评级机构发布的高质量的评级数据相关性能有 95 %以上，但ESG 数据的相关性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正是我们的主动管理能力和科技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数据是投资者所缺失信息的一环，他们需要用高质量的数据来开发气候变化领域的风险和收益分析工具。这是投资者缺少的第一个“i”是信息（information），另一个“i”是激励措施（incentives）。投资者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所以，您对碳定价和碳中和是什么看法？您怎么看待有关碳定价的激励措施？

　　珍妮·约翰逊：孟宇，我认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从现实角度来看，一些早期的技术需要投资、需要研究，在成本上并不经济，必须有激励措施激励人们为这些技术投资。像化石燃料这样的传统能源市场雇有大量劳动者，所以要转型就必须转换工作。任由他们失业、假装这不算转型的代价是不可行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实事求是。既然能通过激励机制能鼓励人们按期望行事，那么有时也可以考虑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补贴、或取消目前传统能源行业的一些补贴。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如实计算成本。如果有人污染了环境，那这个成本就要被视为资源成本的一部分。随着我们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对数据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应该能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更好地为资本定位，为转型有效配置资本。

　　孟宇：谢谢Jenny。要想改变行业行为，我们必须改变激励机制，碳定价就是激励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可持续性投资的利弊权衡（trade-off）。您如何看待这种权衡？有一种说法认为行为上完全合乎法律道德要求的人没办法做好业务。但以富兰克林邓普顿和您家族为例，这个有着近 75 年历史的公司就是一个可持续商业的先锋。我想历经三代人，富兰克林家族和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到的哲学体系，在做好公司业务和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事之间，你们是否曾有过权衡？

　　珍妮·约翰逊：我认为要把焦点从权衡或成本效益转移到真正积极的结果上。这样既能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又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不认为两者是冲突的。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能互相冲突的，因为储蓄对退休、实现财务独立十分重要。这也是富兰克林邓普顿为客户所提供的服务。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必须坦诚面对任何一种投资的真实成本，并确保我们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考虑的就是真实的成本。同时我认为，激励措施中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创造财务回报并实现公正转型。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实例的。比如，中国拥有世界 20 %的人口，但只有 7 %的水资源。这是一个问题。因此，中国鼓励国内外的投资者想方法帮助他们解决水资源的问题。这就是利用资本、激励措施释放创造力来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好例子。所以，绿色转型是可以同公正的社会和积极的结果相适应的。

　　孟宇：谢谢Jenny。很高兴听到您提到了水资源的例子。新成立的富兰克林邓普顿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份以水为主题的研究出版物，现在又投身研究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因此，我知道公司在研究气候变化、水、粮食安全等方面都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您为我们提供独到的见解。

　　珍妮约·翰逊：孟宇，谢谢您的邀请。能接受这次采访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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