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进一步加强市场预期引导 推动决策公开透明

　　《中国金融》|进一步加强市场预期引导

　　作者|李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预期”是微观主体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研判，通过影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行为，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预期是连通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纽带。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和改善预期管理，稳定国内外市场预期，提高宏观调控前瞻性和有效性，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预期引导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预期是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核心变量。例如，经济学中流行的消费理论，如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消费假说、生命周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等，都在论证预期收入和现期消费之间的关系。投资储蓄模型中产出与真实利率呈反向关系，而真实利率是基于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差，同样反映出预期的重要性。

　　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西方经济学家马歇尔、希克斯、威克赛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人在研究著作中强调预期及不确定和风险等因素在价格形成和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是预期理论的萌芽阶段。凯恩斯抛弃了古典的确定环境下的均衡分析，强调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和决策，他认为主体的预期大部分是在“动物精神”指导下形成的，“动物精神”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为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主张奠定了基础。凯恩斯理论因缺乏微观基础而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附加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会根据过往经验来修正和调整当前预期，他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随后，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出理性预期学说，他们认为，一旦政策被公众预期到，那么公众预期的调整会使总需求曲线发生位移，从而抵消政策的作用，因此得出“预期之中的政策对经济周期没有任何影响”的结论。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否定了“政策无效论”，他们认为，由于短期中存在工资黏性和价格黏性，预料之中的政策也会产生真实效应，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一般无法形成理性预期，因此意料之中的政策依旧能够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发挥有效作用。正是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使用前瞻性指引来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率。

　　预期引导在西方宏观经济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公共政策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发达国家央行通过公布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委员的投票情况、会议纪要的文字记录、发表经济形势预测报告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通过前瞻性指引，发布未来政策利率路径等信息来引导公众预期；通过量化指标如实施通货膨胀目标点制来提高预期引导精准性等。这些实践探索有利于推动各方形成稳定合理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我国宏观经济预期引导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加强市场预期引导，做好预期管理工作，是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预期引导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稳定市场预期”纳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之中；“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2014~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和市场预期。2018年7月和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均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8年8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召开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并发布纪要，将预期管理推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创新和完善，预期引导方式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是基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初步确定了一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引导经济主体理性认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并适应新的发展理念、思想和战略。二是提出区间调控、预调、微调、适时适度调节的新思路，这种调控方式给了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的预期。一方面，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明确传达了宏观调控政策不会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的信号；另一方面，也让市场相信，如果真正遇到困难，政府也不会撒手不管，从而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防止经济出现过度波动。三是及时、客观传递政策信号，增强政策透明度。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发布、信息公开、高层访谈、权威人士发声、新闻发言人答问、专家学者解读、媒体评论、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对发展规划、政策法规、重大改革、国内外经济形势等进行阐释解读，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从多角度引导和管理社会预期。

　　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预期引导在制度和实践层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预期引导的主体缺乏统一和协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在政策制定和信息共享方面则缺乏沟通和协调，协同性联动性有待提高。二是与市场沟通的信息不够充分，信息披露滞后问题严重，部分关键信息采取不披露或模糊披露，容易误导预期，引起金融市场波动。三是对国际市场预期引导塑造能力仍然不强，我国参与国际宏观政策沟通机制尚不健全，临时性、回应性的工作相对较多，常态化、主动性引导有待加强，在时效性、针对性等方面也有较大提升空间。

　　当前，做好预期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也更为不易。从全球范围来看，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际经济形势总体趋紧，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都纷纷下调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贸组织发布的第一季度全球贸易景气指数创2010年3月份以来新低。从国内看，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改革的阵痛、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制造业投资增速走弱、区域经济走势分化等问题叠加，特别是，美国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政府补贴等新议题新挑战，都严重影响着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多使市场预期的异质性进一步凸显，导致较难形成对经济发展前景比较稳定和一致的预期，从而给经济平稳运行和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强预期管理，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变得更为紧迫。

　　加强预期引导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预期引导的系统性联动性，进一步拓展预期管理的主体及实施路径。在当前形势下，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支柱要多管齐下、共同发力；构建预期引导的制度化体系，明确国务院作为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的总渠道，中央财办、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委以及各智库等应切实履行预期管理职能，加强横向协同互动，探索联合政策解读、共同回应关切的机制。

　　第二，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预期引导的分工和职责界定，上下联动发挥合力。地方政府是预期引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贴近微观主体和市场的优势。地方政府应准确传达国家宏观调控精神，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发现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阻滞并探索解决办法；加强风险管控、舆情监测与应急处置，主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具、新手段，提高政策发布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及时主动地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澄清模糊或不实信息。

　　第三，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推动政策决策的公开透明。建议人民银行借鉴国际主要中央银行的实践经验，加强对货币政策操作的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多与市场交流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的预测与共识，减少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对于已经出台的决策部署，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执行，加强对市场行为的依法有效监管，强化决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引导市场行为与决策方向保持一致。

　　第四，加强财政预期管理，保障财政收支中长期可持续。一是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增强预算执行的规则性和制度刚性。二是加快实行中期预算平衡和跨年度滚动预算，有利于政府安排更具系统性和长远性的投资项目，对市场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更有指导性。三是尝试设立财政政策委员会，提高财政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并使其在引导市场预期方面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五，积极引导国际市场预期。中美经贸摩擦不会短期结束，应做好打拉锯战和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储备。提高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客观充分地说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前景。利用G20等机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加强与国际工商界、国际组织、智库机构的交流沟通，通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对话平台，听取对我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阐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信心。■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责任编辑：鲍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