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产业服务平台支撑，深圳生物医药发展短板应如何补齐？

　　深度|缺少产业服务平台支撑，深圳生物医药发展短板应如何补齐？

　　《深圳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快药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提升市级药物产业服务平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魏笑 深圳报道 近日，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发布《深圳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三个政策措施，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作为此次三大文件之一的《深圳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要加快药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提升市级药物产业服务平台。

　　建设相关公共服务平台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生物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海旭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因药品研发周期长，涉及环节多，仅靠单一公司来做，效率会相对较低；但如果把前端靶点发现、候选药物筛选，临床试验，组织生产等专业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毫无疑问，建设相关产业服务平台对发展深圳生物医药产业有益，但能否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值得考虑。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是“先养鸡还是先养蛋”的问题，产业平台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但深圳医药研发公司有限，如果没有足够的客户，维持产业平台营运将会非常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无论“先养鸡还是先养蛋”，均是为了促进深圳本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而制约深圳生物医药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人才缺乏问题。

　　推动产业服务平台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文件提出布局和提升市级药物产业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机构（GLP）、药物发现平台、动物实验平台、检验计量检测平台、生物医药审评审批公共服务平台和小试中试平台、生物医药关键人才实训平台、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加速平台、项目管理服务平台、生物医药产业人才信息平台、制药工程技术服务平台、生物医药供应链平台、MAH综合服务平台等市级重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按项目总投资的40%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2022年1月7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重大公共服务平台和核心技术攻关专项扶持计划申报指南》。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共24个方向，包括1个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外包生产机构（C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重大公共服务平台方向，18个其他类型重大公共服务平台方向，以及5个药物核心技术攻关方向。

　　建设相关产业服务平台有何意义？王海旭指出，其实产业服务平台指的就是公共服务平台，包括CRO、CDMO等机构；因药品研发周期长，涉及环节多，仅靠单一公司来做，效率会相对较低；但如果把前端靶点发现、候选药物筛选，临床试验，组织生产等专业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根据新药研发的业务流程，CRO服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药物发现，临床前阶段，临床阶段。得到CRO（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助力的医药企业，每个环节的周期平均可以缩短34%。研发周期缩短意味着药品有望率先上市，从而获得市场先发优势。

　　建设相关公共服务平台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王海旭表示，首先，建设相关基础平台能吸引很多医药企业。因为距离越近，沟通越方便，如果深圳没有相关平台，本地企业需要经常出差去长三角地区，导致企业容易被招商。此外，CRO本身也是一个千亿级规模的产业，是深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个选择。

　　作为深圳一家计算驱动创新的平台型企业，深圳晶泰科技CEO马健博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引入专业平台，共享先进的研发技术，只有专业的、高质量的、合规的流程与质量才可以通过严格的监管，因此把这部分内容通过打造专业的平台服务可以更好地帮助深圳生物医药企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形成竞争力。

　　例如晶泰科技专注于打造智能化自动化的药物研发新基建，深度整合智能算法、自动化实验和专家经验，以三位一体的研发平台赋能医药源头创新，帮助医药企业缩短研发周期，提高创新能力与成功率，降低药物开发的成本。

　　马健表示，这一系列的文件更加清晰地提出了支持创新药和药物研发技术在深圳发展的相关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园区建设、分级精准扶持等方面的内容，能帮助晶泰科技这样具备前沿技术的研发平台进一步发展领先技术、扩大技术优势，立足深圳，更广泛地赋能药企的研发管线。而针对临床转化能力、药品审批相关的政策支持，也有助于深圳本地医药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进一步缩短创新药上市的时间，为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更大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与长三角地区比，深圳市生物医药高层级、专业化创新平台数量较为不足、服务链条有待进一步完整。

　　马健指出，尽管目前深圳坪山建设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深圳国家基因库，生物医药产业初见起色，也有一批在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公司。而上海和北京具有更加密集、活跃的医药产业集群，不仅有更长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历史和完善的配套产业资源，也毗邻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备明显的地缘优势。

　　广州博济医药董事长王廷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正因为目前深圳生物医药产业跟上海、苏州、广州等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深圳出台这样一些有较大力度的政策，且对产业的覆盖很全面，以鼓励基础研究、创新药研发，鼓励CRO、CDMO各种平台建设；一方面可助力深圳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能吸引周边一些中小企业向深圳聚集，也有可能吸引海归来深圳创业。

　　“先养鸡还是先养蛋”？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人对于是否应该建设产业服务平台持不一样的观点。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产业平台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但深圳是否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还值得商量。

　　上述人士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源头”做好；因为产业平台最终要服务于医药研发公司，如果医药研发不发达，没有足够的客户，维持产业平台营运会非常困难。“其实深圳已经讲了很多年要建平台，但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应用。”

　　实际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CRO、CDMO公司和医药公司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如果没有CRO、CDMO公司的服务，生物医药公司会比较难；如果没有生物医药公司，CRO、CDMO公司其实也会很艰难。

　　马健也指出，目前深圳的医药产业服务平台独立造血能力还相对较差，一是平台布局本身有明显的长短板，服务不够全面，二是深圳属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集群小，公司较少，医药创新生态仍在建设中，尚未建立起优秀产业集群相互促进、推动服务平台发展的产业集群优势。

　　对此，王廷春也指出，其实服务平台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企业，如果建了平台，但没有企业可以服务，加上较高的人力成本，平台可能就会闲置亏损。正因如此，上述政策提出可对某些建立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企业给予一定补贴，减少企业资金投入，降低亏损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博济医药子公司深圳博瑞与福田区政府合作建了一个公共服务平台。“目前业务包括小分子化合物合成和筛选，动物药效和药代研究，细胞基因治疗产品的检验检测和评价等。在运营成本中，人员工资占比较高，但好在有政府支持。目前深圳博瑞员工约有40人，一部分是从广州派过去，另一部分在当地招，但相对困难，且比较贵。”王廷春称。

　　深圳应如何破局？

　　王海旭表示，深圳建设相关服务平台最主要问题是人才稀缺，且成本很高。“其实当时我们希望引进药明康德等平台公司来深圳，但他们的团队几乎都在上海不愿意来，就算要来也只是来个别人，然后在本地招人，但其认为深圳招人困难，不太适合发展。”

　　为何深圳如此缺乏生物医药产业人才？王海旭指出，对比来看，长三角地区有众多高校、研究所，例如上海药物所、上海交大、复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相关高校都有相关生命科学专业，人才储备丰富，人才市场化利率很高；此外，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例如复星、恒瑞、君实均在那边，已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而深圳这边创新药公司却很少，且只要人员流动基本都是回长三角。

　　深圳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CEO段建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CDMO企业会首先选择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主要原因是，那里有众多大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人才，可以服务于公司。公司发展的核心因素包括人、钱，物，钱和物很容易满足，但人很难，因此深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关键不是如何建平台，而是如何吸引人才。

　　深圳本地相关药物研究所和高校较少，只能从上海等地吸引人才，但为何生物医药相关人才不愿意来深圳？段建新指出，举例来看，某个人才到深圳就职于A公司，也买了房定居，但如果一旦从A公司离职，其选择机会就很少。不像长三角地区，除了A公司，其还可以去B公司、C公司、D公司等等，因此生物医药领域人才不太愿意来深圳。

　　深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否还有机会？段建新指出，其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生物医药公司洗牌时机。尽管很多生物医药公司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的最大瓶颈是创新性不够。目前企业都跟在欧美成熟的靶点后去做me too，me better，但与国外药企相比，无论是人财物，我们没有优势。

　　在此方面，其实深圳跟长三角、北京等基本上处在同样的起跑线。“因为大家的生物医药原创公司都不多，各地都在争有原创能力的公司。只有原创能力才能使产品与国内外其他公司形成差异，只有能够治别人不能治的病，或者比别人的产品效果更好，才能够打入欧美、日韩等这些有丰厚利润回报的市场。”段建新称。

　　段建新进一步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本身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集采带动降价，因此企业盈利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其认为有出海能力的企业就会脱颖而出，因为国外创新药利润率很高。

　　“目前来讲，深圳应该重点培植一批有原创能力的团队，这样才能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产品。”段建新称。

　　深圳应如何破局？马健建议，第一，应进一步放宽人才引进的地域限制，抓住近年来海外人才回流的机遇，引入高精尖人才，提高企业招聘与团队落地的灵活性。

　　第二，就服务平台发展而言，可以考虑着重引入一批掌握行业先进技术并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企业，然后依据他们的发展周期，逐步打造全方位的产业服务平台给予支持。

　　第三，应重点支持关键领域的标杆型企业，如癌症、自免疫新药开发等，以拳头企业带动细分领域的整体发展。

　　第四，应利用深圳生物医药发展的专项政策，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融资、技术合作、科研与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秀的团队在这里落地，以“深圳速度”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与管线发展的里程碑。

　　马健表示，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以及国家药械审批机构等优势资源在深圳落地，深圳有机会走更加差异化的医药产业发展路线，通过结合深圳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优势，引入香港国际化的药物研究资源与人才，让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药物研发技术平台驱动源头创新在这里获得快速的产业转化，从而孵化和支持以新技术立足的新一代生物医药公司在深圳聚集并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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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