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出口形势严峻 需大力推进稳外贸政策

　　作者： 连平 常冉

　　[ 展望2023年，根据全球经济前景、加息节奏、能源危机、供应链冲击、地缘风险等因素的可能演变路径，结合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发展趋势，综合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外贸政策的调节力度以及基数效应，全年的出口增速存在落入负值区间的可能，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 ]

　　2022年前11个月，在内外需走弱和疫情反复的影响下，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以美元计，我国出口累计增长9.1%，低于去年同期的30.7%。进口累计增长2.0%，低于去年同期的31.2%。2023年，海外加息和货币紧缩持续、全球衰退预期渐浓、生产型和消费型外需收缩。这些因素对出口造成的拖累程度如何？我国出口还有哪些积极因素？能否对冲外需下行？值得关注。

　　2023年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1．世界经济下行压缩我国出口空间。

　　其一，高通胀挤压海外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当前全球通胀高企，部分国家CPI达近四十年的高点。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波动，欧元区通胀居高难下，亚洲食品通胀率已升至4.5%。高通胀不仅造成居民收入大幅缩水、防御性储蓄攀升，挤压居民的消费支出，而且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原材料成本无法传导至消费端时，生产企业的经营利润将受到挤压。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年初的-9.7降至-23.9。美国消费支出的同比增速由年初的7.4%降至2.8%，工业生产指数同比由年初的7.3%降至2.6%。明年部分经济体尤其欧元区将在量化宽松支撑经济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之间权衡，政策的进退维谷可能造成欧洲通胀高烧难退，全球通胀未必会快速大幅回落。

　　其二，海外加息将抑制出口贸易的增长。广泛且持续的高通胀，促使以美联储为主的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持续加息往往引发我国出口增速回落。2002年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历了2004年和2015年两轮美联储加息，在此期间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的走势基本验证了上述相关性，其传导链条为“美联储加息—美国需求收缩和投资放缓—诱发全球经济下滑—海外需求不振—我国出口增速回落”。据测算，若美元加息后升值1%，全球贸易量将下降0.7%。需求的抑制将冲击全球贸易，我国也难以置身事外。

　　其三，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出口预计同步下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值下调至2.7%，较前一预测降低0.2个百分点。OECD（经合组织）最新报告中，预测明年全球经济放缓至2.2%，低于前一预测值0.6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今年增长1.5%，明年放缓至0.5%；欧元区经济今年增长3.1%，明年放缓至0.3%。根据上述国际机构预测，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约1/3国家将发生经济萎缩。根据历史数据，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量的变化趋势较一致，两者相关系数约70%。当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我国出口增速也将同步下滑。

　　2．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将不同程度减弱。

　　第一，美国生产消费需求回落，明年经济可能进入衰退。今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年初的17.1%降至15.7%，体现了美元加息及其关联因素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住房、薪资和供给是通胀高企的三大因素。明年美联储紧缩将持续一个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压缩、被动累库行业增多、房地产市场风险积压，美国经济或逐渐步入衰退，由此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拖累将越发显著。

　　第二，欧洲深陷通胀高企、能源危机、制造业低迷的困境，经济前景十分黯淡。今年以来，我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年初的17.9%下降至14.6%，其降幅大于美国，体现了欧洲通胀高企、能源危机、衰退加剧对我国出口的拖累。当前欧洲通胀仍未见顶，加之金融政策左右为难，欧洲高通胀可能持续更长时间。随着欧洲工业成本飙升，部分地区被动开启“去工业化”阶段，将化工和制造业部分外迁至美国和亚洲等地。欧盟制造业正处于主动补库末期，在制造业产业外迁的影响下，欧洲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回落。欧元区GDP增速由二季度的4.3%降至三季度的2.1%，尤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速均降至1%左右，表明欧洲经济动能可能持续恶化，经济前景可能弱于美国。欧洲消费预期低迷、生产成本飙升、支柱产业遭遇瓶颈、金融条件恶化，这将大幅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空间。

　　第三，明年来自东盟外需的持续性可能减弱。在RCE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互惠关税助推下，2022年东盟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显著。1~11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9.1%，高于对美国4.7%和欧盟12.1%的出口平均增速。明年是RCEP生效的第二年，贸易条款和关税红利将进一步释放，预计来自东盟的外需拉动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虽然RCEP政策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托底东盟对我国的需求，但在海外总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明年来自东盟生产端的外需并不一定可持续，东盟对我国的出口拉动可能也会相应减弱。

　　3．全产业链优势增强出口韧性。

　　首先，全产业链体系支撑出口韧性，明年我国出口供给优势仍可能显现。地缘冲突仍在延续，大国博弈进入能源和科技领域，由此带来全球产业链割裂、经营成本上行，将对海外的供给能力形成冲击。疫情反复和高通胀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物价-工资”螺旋式上行的模式基本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与经济衰退预期的组合影响了欧洲企业的供给能力和扩产意愿。今年德国出现了近三十年的首次贸易逆差和美国炼化行业的产能收缩就是例证。国内产业链经受住了4~5月期间疫情冲击的考验，海外供应不稳，我国供应链韧性优势将更加突出。

　　其次，我国出口产业链的库存去化和脆弱性的问题需要关注。我国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8.1%下降至三季度的12.6%，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3.9%下降至三季度的7.6%，这表明国内工业可能逐渐开启库存去化。我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机电类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根据出口脆弱性指标的测算发现，电器音像、机械零件、光学医疗这三类行业呈现高出口额、高嵌入度和高脆弱性并存的情况。一旦来自海外市场的出口限制、关税壁垒、技术压制等状况发生，我国相关产业链的稳定性将受到冲击。

　　4．成本优势和人民币贬值效应可能有限。

　　今年以来，价格因素对出口支撑作用明显。前三季度，数量因素对出口金额的贡献度仅为约-0.4。价格因素贡献率的提升，体现了出口从“以量补价”向“量价齐重”的转变，这可能与今年我国物价平稳、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等因素有关。当全球通胀高位时，我国出口得益于国内物价平稳，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随着全球通胀缓解，我国出口成本优势可能逐渐消退。根据“J曲线”效应，人民币的适度贬值本应对出口发挥促进作用，时滞约为1~2个季度。但本轮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对美元的贬值，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欧元和日元等）仍有升值。前10个月，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分别升值约12.5%和4.8%，所以出口的整体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折扣。我国出口价格对贸易伙伴虽然略占优势，但实现高增长也是基于“以量补价”的理想情况，这也与“马歇尔-勒拿”条件对出口商品价格需求弹性的限制相吻合。明年多数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品需求大幅走弱，在需求弹性偏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对出口的滞后性推动能否发挥作用仍存在不确定性。

　　展望2023年，根据全球经济前景、加息节奏、能源危机、供应链冲击、地缘风险等因素的可能演变路径，结合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发展趋势，综合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外贸政策的调节力度以及基数效应，全年的出口增速存在落入负值区间的可能，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

　　政策建议

　　针对严峻的出口形势，需要大力推进稳外贸政策，综合各项举措保障和促进出口，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其一，充分利用RCEP红利，扩大区域贸易合作。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的RCEP宣传培训，指导企业全面掌握并运用协定规则。改善和增强经贸业务的配套服务和金融支持，建立RCEP公共服务平台，及时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业务支撑。外贸企业应加快适应RCEP新环境和新规则，掌握成员国对原产地规则及其关税减让的规定，适度增加区域内原材料的使用比重，评估调整合规成本后再确认实施。企业通过加强RCEP区域内价值链分工，推动开展技术和业务交流，促进区域产品链深度融合。

　　其二，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鉴于2023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步入衰退，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贸易联系。加快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升级。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进一步落地，推动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吸引企业家参与的软环境构建。当前我国具备出口优势的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较为匹配，应抓住产业对接的良好机遇，开拓市场份额。

　　其三，加大对外贸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支持。出台支持外贸企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外贸企业获得更为便利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金融机构应加强“银-企”对接，梳理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并予以重点支持。银行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保险机构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增加中小微企业的信保保单融资规模。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对外贸企业的承保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缩短理赔时间。财税部门需要适时推出相关举措，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出口退税和优化税收服务等举措。尤其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应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税与退税并举，并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推进大规模的留抵退税。

　　其四，多举措规避汇率风险并推进人民币结算业务。金融机构应面向外贸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避险的咨询服务。主动创新外汇衍生产品，提升基层银行机构的服务能力。优化网上银行、线上平台的汇率避险模块建设，提高业务办理便利性，提升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质量。应拓展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推进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业务范围。外贸企业应坚持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应在掌握各类衍生工具的基础上，根据风险识别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选择合适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应将人民币结算便利性及时传递至外商，提高采用人民币结算的主动性。

　　其五，积极发展跨境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针对跨境电商行业特点，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统筹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支持跨境电商拓展和海外仓建设。加强跨境电商平台与企业端的联动互促，积极应用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云上展厅和虚拟展台等新模式，智能对接供采，以促进跨境电商贸易的渠道多元化和手段多样化。

　　（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常冉系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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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