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宏观经济学大实验：1920-1921年萧条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双双失败

　　来源：奥派经济学

　　一场宏观经济学大实验

　　——1920-1921年萧条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双双失败

　　原标题：你从未听说过的1920-1921年萧条

　　文丨 罗伯特•墨菲

　　>>Robert P.Murphy<<

　　译：禅心云起

　　“美国在1920-1921年大萧条期间的经历——读者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一段历史——几近于一次实验室实验，展示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者所开药方的缺陷。”

　　“如果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大萧条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1920-1921年萧条本该更为严重。货币主义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应该极为凶险、难以化解才对。”

　　“自由市场是有效的。即使面对需要大规模结构调整的巨大冲击，政府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也是削减自身的财政预算，并将更多的资源返还给私营部门。”

　　当论及给大萧条诊断症结以及为当前衰退开出治疗良方时，来自最顶级学府的专家和经济学家通常会就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预展开激烈争论。大政府凯恩斯主义者，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张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即巨额预算赤字——以填补总需求缺口。另一方面，遵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自由放任传统”的“小政府”货币主义者认为，美联储需要注入更多资金，以防止经济陷入惨烈的萧条。然而，论辩双方都认为，在股市或房市大崩盘之后，联邦政府和美联储如果袖手旁观，任由市场力量自行发展，那我们就将面临一场彻底的灾难。

　　相形之下，许多奥派经济学家对以上两种形式的干预一并加以反对。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会在一次大扰乱（如1929年股市崩盘或我们这个时代的房地产泡沫）之后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正如我们在本篇所看到的，美国在1920-1921年大萧条期间的经历——读者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一段历史——几近于一次实验室实验，展示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者所开药方的缺陷。

　　1929-1933年大萎缩

　　许多读者少时无疑在历史课上“学过”一些知识。然而，与之前所学不同，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表现得像一个教科书式凯恩斯主义者。与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一道，胡佛将适用于1929这个纳税年度的所得税税率全面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胡佛并没有止步于通过减税来提振“总需求”——尽管当时的分析师还没有使用这个词。他还签署了大幅增加联邦财政预算的法令，1932财年的财政开支比1930财年增加了42%。胡佛在和平时期实行了前所未有的赤字政策，这与他的前任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其总统任期内，财政预算年年实现盈余。事实上，在1932年大选中，罗斯福以平衡预算为竞选纲领，痛斥了时任共和党（胡佛）政府不计后果的创记录开支。

　　不仅仅是说，胡佛花了一大笔钱。他还把钱花在了我们今天会联想到罗斯福新政的那些事物上。例如，他签署批准了许多公共工程项目，包括胡佛水坝。和今天尤其相关的是胡佛时期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缩写为RFC），该公司迅速注资逾10亿美元，以支持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末景气时期因为发放了不良贷款而陷入困境的银行——那个时候的10亿美元真的是一笔举足轻重的巨资。

　　诚然，最终在1932年，为了减少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胡佛身不由己，提高了税率。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指出，这一举措证明，在经济萧条时期减少赤字是一个坏主意。然而，一个同样有效的解释是，在经济灾难中加税是险象环生的。20世纪20年代，在梅隆大胆推行减税政策后，1932年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维持在25%。第二年，由于胡佛希望填补预算漏洞，最高所得税税率一下子达到了63%。考虑到这一非比寻常的单年加税，难怪1933年是美国经济史上光景最差的一年。（值得一提的是，1933财年预算赤字仍然巨大，占到了GDP的4.5% 。尽管税率大幅提升，从1932财年到1933财年，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只增长了3.8%。）

　　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把胡佛描绘成一个“无为而治”清算主义者的标准凯恩斯主义叙事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几乎同样值得怀疑。在股市崩盘之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立即大幅下调了贴现率——即它对贷款收取的费率——试图向陷入困境的金融体系提供救济。在接下来两年里，纽约联储继续大幅削减贴现率，到了1931年5月，贴现率降至1.5%。在当时，这是纽约联储自1913年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以来收取的最低贴现率。

　　不仅仅美联储（以及全球其他央行）对于从贴现窗口的资金拆借收取了低得异常的利率。在大萧条初期，各国央行行长们的整个心态都异于以往。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指出，在先前的危机当中，解决方案是央行收取高贴现率以便区分良莠。那些资产真的高于负债但缺乏流动性的公司会愿意为央行贷款支付高息，以便安然度过狂风暴雨。另一方面，那些纯粹资不抵债的公司会知道一切都完了，因为它们负担不起高息。然而，正如罗宾斯解释的那样，这种“严厉之爱”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得到执行：

　　“在当前的萧条时期，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我们避免了急剧的涤荡清洗、扫除污垢。我们情愿患上缠绵难愈的疾病。无论何处，在货币市场、商品市场，还是在公司融资和公共债务等广泛领域，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努力都是为了勉力支撑不良的企业经营状况。”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怪异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涉及到财政和货币政策时，各国政府和央行实施了那些自视甚高的专家们今天为我们当前的危机所推荐的相同策略。当然，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会有备而来地反驳——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开出的药方（分别是财政赤字和货币注入）没有使用足够的剂量。正是胡佛财政赤字（对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或美联储流动性注入（对货币主义者而言）的不够大胆坚决，才导致了大萧条。

　　1920-1921年萧条

　　这一背景突显了1920-1921年萧条的重要性。这一回，联邦政府和美联储的做法与专家们现在建议的正好相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我们几乎拥有了人们所期望的最接近于可控（对照）实验的东西。再重复一遍，并不是因为政府以较迟缓的速度增加财政预算，也不是因为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略有减少。相反，政府大幅度削减财政预算，美联储将利率提升到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因此，我们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实验，用于检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疗法的有效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政府官员发现身处艰难惨淡的境地。由于战时的财政开支，联邦政府债务呈爆炸式增长，到战争结束时，年度消费者价格膨胀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0%。

　　为了让财政和价格恢复到合乎理智的水平，当局实施了今天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无情”政策。从1919到1920财年，联邦政府开支从185亿美元削减到了64亿美元，一年之内减少了65%。在接下来两年里，财政预算也被压缩了，在1922财年降至33亿美元。

　　在货币方面，到1920年6月，纽约联储将其贴现率提高到了创纪录的7%。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通胀率变化，这个名义利率实际上要比1931年收取的1.5%贴现率“宽松”。但情况恰恰相反，1920-1921年萧条时期的物价紧缩更为严重。从1920年6月的峰值开始，消费者价格指数在接下来12个月里下降了15.8%。相比之下，在大萧条期间，价格逐年同比跌幅从未达到11%。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经剔除通胀或通缩因素调整的）利率，在1920-1921年萧条期间，美联储对于银根都采取了严格“缩紧”的政策，而在大萧条开始时则非常“宽松”。

　　现在，一些现代经济学家会指出，我们的故事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美联储在大萧条开始时将贴现率大幅下调至历史最低水平，但从1929年到1933年，公众持有的货币总量却暴跌了约1/3。这就是弗里德曼指责美联储在避免大萧条方面做得不够的原因。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新创造的储备（“基础货币”的一部分） ，美联储本可抵消大众陷入恐慌时的大规模挤兑，并保持货币存量总体不变。

　　但即便是这种有细微差别的论点，也无法说明为什么1929-1933年衰退应该比1920-1921年萧条的情况更为严重。美国的基础货币（由美联储直接控制）在1920年至1921年间的塌缩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使胡佛时代最初的基础货币塌缩相形见绌。因此，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货币主义者对大萧条的标准解释应该更适用于1920-1921年萧条（但这个解释显然也落空了）。

　　结论

　　如果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大萧条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1920-1921年萧条本该更为严重。货币主义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应该极为凶险、难以化解才对。

　　可以肯定的是，1920-1921年萧条是痛苦的。失业率在1921年达到了11.7%的峰值。但第二年失业率就下降到了6.7%，到了1923年失业率只剩2.4%。经济萧条过后，美国紧接着经历了“咆哮的二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十年。这场繁荣有某些虚幻的成分——本身是美联储随后通货膨胀的结果——尽管如此，1920-1921年萧条“将系统中的腐败涤荡干净”，并为可持续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框架。

　　正如我们所知，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胡佛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今天的专家表示这些政策对于避免“大萧条时期的错误”是必要的——但失业率还是越来越高，1933年平均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25%。当然，在“大萎缩”之后，美国紧接着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陷入了经济停滞，而那个时期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不景气的十年。

　　对于那些头脑不拘泥于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框架的人来说，以下结论显而易见：自由市场是有效的。即使面对需要大规模结构调整的巨大冲击，政府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也是削减自身的财政预算，并将更多的资源返还给私营部门。就美联储而言，向受到冲击而极度震惊的信贷市场发放大量“绿色纸条”（美钞）也于事无补。只要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们不成为绊脚石，价格就能根据新的基本面进行调整，并旋即实现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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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