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土地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城镇化、都市圈与都市群》。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金成：我现在讲城镇化，这个概念我觉得误解很多，认识差异也比较大，我认为的城镇化非常简单，不是那么复杂的。城镇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再简单一下，农民进城就是城镇化，而且城镇化和城市化没有区别，这两个是一回事儿。有人就把它当成两回事儿，不让农民进入大城市，光让进入小城市，不是那样的。这两个概念一直。 现在城镇化收入比较靠，我们的主要任务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高不是把城市建的更漂亮，把路建的更宽，而且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让他成为市民，要让他全家成为市民。 我们现在城镇化战略还是要推进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城镇化里面58%，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那时候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农村人口要减少到5亿。这是我们的预计，预测的。未来我们的展望到2030年，那时候的城市人口10亿，农村人口5亿，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什么以推进城镇化？为什么要让农村人口到城里来？第一个是摆脱严重失调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对公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农村人口太多了，靠农业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 第二个，城镇化是摆脱农村人口贫困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意义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说靠农业他的收入一定不会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认识到，靠现在的土地，靠农业能养活我们现在七八亿的农民吗？第三个提高素质，教师在城市，让儿童在农村是不好提高的。 第三个，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生态地区的压力，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要想保护生态，只有让他转移出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新中国初期，我们的城镇化只有10%左右，这个10%左右的比例也不低，真正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不到5000万，到1978年城镇化水平17.9%，人口是17000万，到了2000年城镇化水平36.22%，成活在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人口还有8亿。2017年我们的变化很快，城镇化水平58.52%，生活在城市人口8亿，农村人口还有6亿。这就是我们的变化和成就，但是刚才各位专家也说了，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并不好，还有1亿的留守老人，这是我们不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下一步，我们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到底要到哪里去？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人口要进程，我们说十九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对城镇化问题这句话非常重要，以区域中心为重点，这个区域性，更多是在城市之外。 另外一个，以都市圈为核心，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都市圈实际上大家很容易理解，前提是要有大都市，没有大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我觉得刚才我们蔡教授已经讲了这个问题。都市圈的概念就是从日本拿过来的，日本人提出的概念，都市圈，这个都市圈实际上就是以大都市为核心，因为大都市的人口多，规模大，质量高，所以辐射范围就大，这个辐射范围我们把它叫到都市圈，辐射半径，不是人为画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画，我画大一点，画大了都高兴。你一定是受到辐射了才行。 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阶段，才开始是出行，后来才辐射，都市圈成熟了不是一个圈了，变成三个圈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城市群。 这个图绿色是河北，环首都圈，北京加上河北的相邻县我们把它叫环都市圈，这个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真正的辐射，跨越经济区的，挨着北京就辐射，不挨北京就不辐射。北京的大部分县都是北京的辐射单位。都应该是都市圈的范围，不能人为去画这个圈。 都市圈的理想场景，我觉得作为都市圈，我觉得我们它应该是城市的辐射，它应该现代服务业在核心城市集聚，制造业客散之外围地区，核心地区依托外围地区获得持续繁荣，外围低于通过参与分工实现振兴。 现在讲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到一定程度，周围城市也在发展，这个圈和圈连在一起就形成了都市群，我觉得城市群纠正一下个概念，城市群不是一个群体，城市群的必要条件一定要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就有了都市圈，它不是几个城市数量多就是城市群，把城市当成人群那是不对的。概念不是看这个组合，是有一个内涵和外因。 根据城市群的概念，我们做了测算，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城市群，我们发现城市群都在东部，那半边几乎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东部适合人类居住，东部的人口比较密集，人口密集就形成了城市密集，这就为城市群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说你的城市群怎么搞的不均衡？怎么不在西部画一个？西部画也不好画。我们说都在这边，这根我们的中国地理条件有关系。 第二点我们发现，我们的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全国的比重是60%以上，我们十大城市群，经济比重占60%，人口的比重是占30%，所以这就为我们的未来人口趋向提供了依据，未来我们的人口还是要向城市群聚集，这样才能出现区域协调发展。 刚才提到的问题，人往哪儿里去？人往城市群里去。城市群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们研究的结论，也就是我们的城镇化，城镇化出来了到城市群里去，我们的城市群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够，我们的人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哪里适合人类居住，哪里有就业、收入我们就到哪儿去，很多学者给人出主意，说你不要到大城市去，要到小城市去，小城市就业岗位少，所以现在那儿有岗位就到哪儿去。一要以人为本，按照市场质量，不要强制的去，人有两条腿。 最后给大家提供一张图，这张图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大家说我们的规划师用了五年时间对我们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测算，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大，但是适合人类发展的空间并不大，绿色的适合人类生存发展，黄色的不太适宜，真正适宜人类生活国土面积只有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节约，虽然大部分人到了城市，我们不能浪费城市，不能占用中国的空间。 这是我们的京津冀地区，我到了保定，昨天我就讲了，这是十大城市群之一，北京是都市圈，天津也是个都市圈，石家庄也会成为一个都市圈，现在规模庞大，河北的南部大都市，我们京津冀的城市群还是比较合理。另外我们的城市功能分工要明确，这样才能形成城市群。 好，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德地立人：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日本城市化的经验，第二是日本城市化的教训，日本走的弯路中国还要走这个弯路，第三是简单提示一下我自己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是日本东京，大家都知道日本东京实际将要成为一个核心，扩展到周边的县城，再扩展到城镇，这些地方加在一起，聚集了日本20%-30%的人口，这种核心区域对各种交通形成了一个物流信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的国际大都会的大城市，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大都市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人口影响大城市，这张图说明了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认真看，这有两个曲线，从1955年到2005年，左边的是从农村流进日本的三大都市圈这个人员，大概从1955年到65年期间，每一年都有65万人的人员流入大城市，到了1970年开始又极具的下降，大家知道有一个金融危机，还有当时写了一本书，他实施的政策是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主要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在大城市里，开始这些资金流向非大城市里，到了1975年左右，人口就减少到10万人不到，到1990年是经济形成的过程，很快又下降，甚至有流出的现象。 这是一个人口流入流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红线，红线和它走的几乎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日本最高线和最低线的比较。如果1977年时整个低位的线收入和大的这种高收入的比较差上两倍的时候，到两倍的时候是下降，这个差距在1.6倍的时候，，城乡差别有增速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日本的情况。城乡差别越大，有可能人口流进大城市，如果城乡差别小了就不进来了，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的物价比较高，这是日本情况。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转换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看以下这个图，跟刚才是几乎一样的，从1950年到2005年，最左边没有数，但是黄的是第一产业，当时有48.6%，栏的是第二产业，21%，还有红色是29.7%。农村人口变成了五分之一，是被谁吸收了，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换，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这块的提高是最大的，而且反过来农村只有五分之一了，但是产出是一样的，其实农村的市场效果提高了五倍。那么从1970到2005年大家看到右边服务业就变成了71%，从1970年的35%降到了25%，农业从10%降到了4%，也就是说在1970以后的转换农业是下降的，但是更多的是从二产走到三产。 大家知道服务业，什么样的服务业效率是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最快是1970以前，但是后面的下降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搞清楚城镇化必须是在第二产业过程当中，应该说放大这种生产率的。 昨天吴敬琏老师说：“在人员，资金，技术聚集的地方能够产生新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和竞争可以产生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所以如果有正确思路和实施，现代城市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动力。 我们城镇化的“弊”在哪里？ 大家知道污染，交通堵塞，贫民窟、治安等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问题；非城区农、牧、渔业的产业与社会发展是需要成为国家的新任务。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利弊的过程，一方面不断实现产业自身发展和升级，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化顺序首先是企业发展—就业扩大—推进城市化—城乡互动，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相反。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规划的制定。城建、基建的规划，资金配套政策原则，必须是合理公平，综合配套，与时俱进。 第二是协调和实施。刚才讲过城镇化非常好，不管是经济上、产业上都是有关的，所以政府内部要协调，跨地区间和与民间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学者、地方政府、各利益团体的代表参加；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还必须公开，并对政府有较大的约束性。 第三是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当时日本有开发银行、住宅公团、道路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他们这些对日本经济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总结一下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政府可以发挥极大力量，而无效政府越发挥破坏性越大，而市场导向是成功的关键”。 和泉洋一总理助理说：“日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总趋势的追认。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政府主导推进的城市化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在2013年6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建言座谈会上。 二、 日本城市化的教训 总结日本城市化的三句话：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市场导向的城市化， 政府顺市场而为的城市化。我没有认为日本做到了，但是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是做了规划。另外我们总结也是按照他总结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只拿这个标准来做。 我们再看一下拿这个标准来做结果是什么？ 首先跟这个题目有关，中小城市同步发展（严格控制特大超大都市圈发展），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成功案例深圳。 1，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2，深圳自身发展不错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周边城镇又从产业链上扶持深圳发展，形成了的良好的循环； 3，政府很开明，支持产业发展但不干预经营，即使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一般也不会救济企业（鼓励竞争）； 4，深圳的工作，居住，文化环境建设有序。 5，深圳已成为集于电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一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最有竞争性的国际城市。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案例鄂尔多斯。我认为是难以为继的，也让我想起日本搞公路高铁建设，以城市开发导向的大规模城建，使鄂尔多斯曾出现了一片一片的鬼城；城建结束了，其他产业也没有跟上来，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经济难以为继。 户口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城镇化是人口流动为前提实现的。人为分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它不仅不符合市场决定人力资源分配的原则，实质上也在扭曲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尽早原则全部放开。 城镇化率58%中没有城市户口的16%的城市农村户口，不仅受到城市里的“歧视“成为二等公民，实质上也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度。 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最终牺牲的还是农民。 改革开放前期，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时，政府低价收购农田，优先发展工业是有它的经济合理性的。但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土地流转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是为悲剧。 在保障整个农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将对缓解房价高涨，促进廉租房，经济性房建设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应该早日解决。 最后是“少子老龄”，中国城镇化时不待人。 大家都知道90前后每年曾有3000万新生婴儿，而到十年后00年时降为一半。16—19岁之间年龄即进城打工的年龄人现已降到了3000万人，而且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年轻人拒之门外，中国的城市化将受很大的损失。 老龄化的进度之快，影响着城市的活力，而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尽早纠正扭曲城镇化推进的一切障碍，这是政府必须这么做的，使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让市场决定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配置》。 其表示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所以蔡继明指出，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继明：首先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全面理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曲解，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和政府的官员，他们说土地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这是个例外，而只能由规划和用途管制决定，这样一个理解完全就限制了，曲解了三中全会的利益，三中全会说的是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指特殊的资源，而是一般的资源，怎么能够把它排除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呢？这显然是对三中全会的误解。 有官员说，只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即存量乡镇企业用地才能入市，经营用地指的是什么？乡村现存的乡镇企业用地，但是大家知道，农村企业用地只占14%，而且这就是土地已经在投入使用了，所谓这一份土地入市，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并不能够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占了70%以上，但是这就是土地不能够入市，就算入市土地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出租转让抵押，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这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一个严格限制和区别。 下面我要分别谈让市场决定人口最城乡及城市之间人口分布。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是怎么配置人力资源的呢？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使我国过早进入老年社会，那是对生育领域的计划控制，而不是按照人们的生育意愿。我们再来看存量人力，我们搞了知识青年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这是典型的逆城市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仍然是计划配置。进城难落户迁徙难定居导致半城市化及家庭分裂，还是计划配置。我们70%的产业工人背着农民工称号；没有城市户籍的2.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被城市化的；尤其造成了3600万流动儿童，6100万留守儿童；5000万留守妇女，5000万留守老人；每年的春运大潮不就是跟这种大城市化相关吗？2018年均为29.7亿人次。 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抑制了城市化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我国城市人口分布的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是这是市场规律，是普遍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从大城市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大城市的数量，都明显的反映出特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乃至超大城市，人口的城市，都是在优先发展。我们国家从1950-2035年全球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由于人为的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速度是非常慢。表面上看我们2017年达到58.35%，但是如果和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如果看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常常说用了三十年走了欧洲二百年，美国一百年，日本几十年走过的路程。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率为58.5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35%，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17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总数为2.25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 接下来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我们讲的是城镇化，西方国家讲的是城市化。城市化指的是658个城市人口，城镇化是除了这658个城市之外还有2万个小镇，每个小镇的人口是1万。2万个小城镇里就是镇民，不是市民。我们的城镇化率又是40%。速度是慢了。 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由于片面推行优先发展小城镇、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近城镇化的政策，58.52%的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含着2.2亿居住在小城镇中的镇民。 2011年到现在，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在下降，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应该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农民不愿意进程，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反常的。 所以我们应该应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计划控制，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有很多。到目前为止广州、上海、北京能达到1000万以上，上海和我们总人口补的比例，跟世界上最大城市，各国人口的比例，我们的三大都市群和美国、日本的三大都市群占GDP仍然是很低的。 如何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中房智库研究院2017年全国35个重点城市房价收入比报告：相比2016年，2017年房价收入比下降的城市仅9个，而7成以上城市房价收入比仍在上升，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外建设用地占比及构成比较，美国、日本城市用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3.1%和4.2%；我国城镇用地只占国土面积的0.95%，不到1%。国际上居住用地一般占比50%左右，工业用地占比10%-15%相比。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比如，美国居住用地比例在1980-2007年从未低于54%，2015年住宅用地比例达61%。2016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比例分别为31.7%、18.4%，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欧美等国的四分之一，落后菲律宾等穷国及美国1950年居住水平。 北京与东京居住条件比较，东京2013年5层以下住宅数占比为78.07%，6-10层住宅数占比为12.61%，11层以上为9.31%，独立住宅数占比40.69%。按城市功能区口径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东京的0.62，但住宅所在建筑属于10层以上楼房的家庭户数占比为22.86%。 人口和土地资源是逆市场化配置。人口从西向东流动：2008年至2016年东部地区每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不足1000万人，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人数约6500万，其中流向东部地区的人数达5960万。 土地供应从东向西倾斜：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占比却从2003年的29.6%提升至2014年的60% 新城建设的区位与人口流动方向背离，中西部出现了住房库存。 我们政府部门也是相应的配合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他实际上是严格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土地供给。这是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泡沫、三四线库存泡沫的根源。 下面我讲一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突破，我一共讲七点，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缩小征地范围；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仅如此，只要符合规划，不管是建设用地，还是农地都可以直接入市。既然你的前提条件已经符合条件了，为什么国有之后才能入市？我曾经跟中央民办官员争论过这个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因为不符合规划。我就问，我这儿有一块儿农村集体建设，我要报规划。他说那不行，还是对集体所有制的一种体制，所以符合规划，任何土地，包括基本农田也一样是转变成建设用地，如果是公益性的你就征收，如果不是你就得允许直接进入市场。 接下来是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扩大农民获取财产收益的渠道；这个不仅包括使用权，还包括出租、使用、转让。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目前同意一般规定，来设置土地上的使用权的物权。而不应该用我们的无权法建立宰土地管理法上。接下来要允许增减挂钩指标跨村际省际交易，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有效配置；我们一亩地的增减挂钩是30万，要是卖给北京大兴就是2000万，我们为什么不用市场监理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让增减挂钩的机遇指标进行流动，让土地扭转到最稀缺的地方，从而增加农民的收益。 消除农地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我不赞成刚才县委书记说的原住民是哪儿来的？原住民原来就是那一个姓吗？按照现在的土地承包法，按照现在的政策，外来的农民永远是外来户，就和我们的农民工永远背着农民工的称号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够融入当地？更何况还有城里人要下乡。现在维护的耕地只有8.6亩，谈得上乡村振兴吗？只能到成里边去发展，就靠这8.6亩地是谈不上乡村振兴的，什么时候变成86亩，什么时候变成120亩再谈乡村振兴。 最后一点，土地修法的顶层设计要上下一致，消除各项法律规章之间的矛盾。1998年之后出台了新的政策，包括土地管理法，事实上从八十年以来，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要实现这个修法的一致性首先要修改宪法，要既可以国有，也可以集体所有。 最后我要谈的的是消除对三条红线的担忧，昨天谈到了几个似是而非的理念，应该破除。我们现在马上就搬出三条底线，我们没有说要改变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我们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使用权，不涉及到所有权。第二，耕地红线，我们只做建设用地的文章就足够了，农村19万平方公里，我们刚才说到拿出宅基地的三分之一，就足以使城市用地建设50%。第三，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中长期发展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刘培林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 刘培林认为， 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人口红利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过去的人口红利对GDP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 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培林：各位上午好，我的题目是《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不想缴税，我们愿意交更多的税，为什么？当你交更多的税的时候意味着你的收入更高，我跟大家分享下我的看法。 第一是有些城市在抢人有一些很优惠的门槛，抢人有一些好处，在座的很多是领导，我们来猜测一下抢人有什么好处。首先能扩大供需，人多，手多，供给大。同时也可能市长们的追求提升自己在城市当中的位置，人多，口多，需求大，追求规模效应。也许抢人的地方眼下最期待的是稳住或拉高住房需求，刚刚也有专家讲了，可能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 那么抢人大战还会有什么宏观方面的效果呢？从市场考虑是扩大供需，但是从宏观来看可能会取得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在一些超大城市疏解功能的背景下，另一些城市抢人，可起到稳定城市化水平的效果，也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那么另外一些城市抢人的人就能够抵消疏解功能对城市的负面功能，同时抢人也会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现在说要提高城镇化率，可以说抢人也会提高城镇化率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抢人的好处我觉得不能高估，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和招商引资大战相比，引资大战是正和博弈。为什么这么说呢？引资大战增加本地资本，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也促进全社会资本积累速度提高，进而增加全社会的资本，每个城市进行招商引资大战会导致全社会资本的更快积累。 但是抢人大战就不同了，我个人认为抢人大战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抢人大战很难促进生育率提高，至少短期内很难。不会提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又爆发抢人大战，抢人大战只会推高“人”的价格，而不会根本改变城市间人口分布。我们发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本意，发展就是让人变得更值钱，但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是应该通过“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抢人大战。 为什么会有抢人大战，一个考虑是人口红利，我想说明的是人口红利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没那么大，从长期来看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人口红利对增长，它会增加供给能力，也会增加需求，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直白的道理。过去的人口红利对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多大呢？长期增长的主动力是生产率提高，按不变价计算，2016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32.2倍，2016年中国总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分别是1978年的1.4倍，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是1978年的两倍，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因素对我们的增长贡献是多少呢？应该是2/1.4=1.4倍，扣除了人口增长、人口红利以后，那么中国过去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经济活动人口计算，2016年中国生产率是1978年的16.1倍，即使考虑人口红利的间接贡献，生产率提高也是主动力。 从这里看出来提高生产力比增加更多的人才更加重要。怎么解放人呢？解放人有一系列的条件。解放人的标准是人尽其才，什么叫人尽其才呢？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大家不会否认，但是我并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并不比富人的孩子能力更低。人和人的能力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观察到谁当律师，谁当打字员是分工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差异导致的。我们想一下，今天全球70亿人没人只做一件事做到极致肯定是有增长效益的，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每个人只在一个岗位工作，我们的福利是有天花板的，是有够的，那么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他说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职能呢？我个人认为是要扩大人的思维边界，分工的天花板才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要把熊彼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结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国家企业家就多？为什么其他国家企业家就少？ 我接下来想分享一些我个人对如何让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多起来的观点，我觉得从长期来看，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我说的这个自我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者不是别人挑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创新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摸索试错试出来的。 我觉得首先有一条，就是不要把老天爷派的企业家扼杀到摇篮里。这是一个人的先天能力的分布，富人家也可能生下一个能力不强的孩子，穷人家也有可能生出一个能力很强的孩子，这是先天的分布。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父母都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中国教育孩子用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可能最多的是听话，你要让孩子听从一个他的意志，听他来做考虑。这个红色曲线的分布，我们都按标准化的教学大纲刷标准化的题，这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条红色曲线，和老天爷派下来的先天能力有一个差异，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曲线左边夹角的区域，是我们把笨孩子训练的有了很高的能力，你可以想象我们收获了一万个士兵，但是我们的代价是可能损失了1万个将军，右边就是我们损失的有潜力的孩子。 中美之间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差距，美国在监狱的人数比中国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教育出来的曲线和先天的分布一样，就是和蓝色曲线非常接近，我们中国用鞭子抽打，其实和日本韩国一样，我们的代价是损失了这些人中的企业家和天才，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天才不被湮灭的前提下让每个人都有上场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保证产权，我不再多重复。 第三个条件是让他们在赛跑的过程中变换跑道，不能说按照你的赛跑，一个长跑，有的人只跑里面的跑到，有的人只跑外面的跑道，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去试错，去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才能。当然创业也会有失败者。 接下来这一条，创业、创新、冒险，每个人都发现最大的潜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整体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四个因素，成功的概率、成功的预期收益以及失败的概率、失败的预期收益。我们知道随着一个社会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出来，我们也能付得起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让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试错。当然社保越高，也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养懒汉，这里面要有一个权衡，这个里面要有一个精心的设计，免费的午餐，北欧的高福利并没有拖累社会的发展。 第五，尽可能缩小起跑线的差距。继承的财富格局把人们置于不同甚至悬殊的起跑线上。穷人家的孩子可能很有企业家的潜力，很有创新精神。把下一代放入不同的起跑线上，今天可能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收入差距格局，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让下一代的天才能够踏上竞技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代际之间的再分配政策加以调整，这样下一代人才有机会踏上竞技场。单设如果代际之间的力度过大，爸爸就不愿意干了，但是遗产税不高的话我们就会损失下一代的天才。 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也要考虑一些基本东西，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如何把为中国企业减税落实到实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说要减税，但是税负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 最新数据表示，企业亏损面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韦森认为，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韦森：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了我总是用右边的图，这个图是四十年的改革最终千条万条市场化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是大家知道，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下行的同时发生了一个事情，中国经济几乎萧条了四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制定的那一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粗算了一下，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我们政府整个宏观增加到10.6倍。 在这时候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猛涨，其中2016年2月26日上海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部长就说我们现在要减税，从今年的营改增要减5000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2004年我们GDP增收，是多少呢？7.5%。增长目标是多少呢？8%。财政增长目标是多少？7.5%。我说你定的指标都高于GDP的0.5个百分点，你减的是哪家的税？ 这个问题马上被总理看到了，答记者问的时候，营改增以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行业的税率要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每年都说减税，这是我们的克强总理要推动减税。 这是克强总理的决策，我们在7月16号，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但是到底减税了吗？减税是减税，目前中国的税负高不高？按照世行也好，按照央行的研究也好，中国目前的总税率，我们是世界上差的最高的，我们这个排名，我们是1：89，我们排88。 一说减税，政府就说你们不当家，你不知道我们的难受，地方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中国的财政去年是2.8%，实际上财政体制占3.8%，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不算太高，并且负债比重我算了55左右。美国政府最高的时候它的GDP都对应8%，特朗普还能减税，我们只占2点几就不能减税了吗？ 再看这个呢？一方面是政府的负债很大，包括去年地方引进的负债很大，但是另一方面悖论是什么？中国的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今年的就超过5000亿，4月份到7月份，李克强总理至少要开两次国务院财政会，前两天财政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指出进度的通知》要加速大家快点花钱，将近三十万亿一直在攀高，有一个政府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状况吗？就没有减轻的空间吗？企业呢？1994年以来政府各部门年中突击花钱，就这样中国没有减税空间。 第三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减税？实际上7月份开了国务院的制度会议，那年年底我们在天津开了几个会，我们用各种办法营改增，到底减没减税，到了7月份多收了几个亿，我们算了一下，至少营改增多少了3000亿。 即使财政部发的新闻稿，增值税增加了30.9%，营业税减了40.4%，2016年营改增多收税将近1800亿。今年经济这么困难，今年是怎么涨的？ 今年上半年总理报告明确说，减税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同比GDP增加了6.8%。这到底减税了吗？企业多么困难啊，所以目前中国的形式，中国形势国内国际环境如此限额，投资如何增长，消费如何扩张经济增长如何跳出？ 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发布了企业的状况，企业亏损面都在大幅度上升，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税收降低25%，外资降低了25%，在这时候政府的税收却在猛增。 但是我们的克强总理，我注意到克强总理落实减税降税的情形，但是问题是什么？发改委也在说，要落实建设，真正降了吗？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你要减税，他还是在高速增长，你要真减税你就要做到减税的道理，政府财政收入低增长才要减税吗？ 第二个，要真减税要减到增值税率，或者是降企业所得税，不降税率在目前基本上我们的企业之间都有增值税发票，在这种情况下真降税就降税率，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王小鲁：当前城镇化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新京报财讯 新京报快讯（记者 陈鹏）“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在9月16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演讲时说到。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问题，王小鲁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下乡”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过去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蛮快的，改革初期（城镇化率）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王小鲁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更实实在在的城镇人口，没有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他举例称，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对于市居民下乡的现象，如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王小鲁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外，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房子、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王小鲁说，解决的更好办法还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会非常有作用的。  [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中国城市：争资，竞地与抢人》。 其表示“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 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倪鹏飞：我最近在总结中国40年城市的崛起，当时提炼了一个中国城市崛起的分析框架，其实我感觉主要有四个因素： 第一是制度的改革，影响城市的有三个环节因素，一个是非农聚居，人工劳动力，第二是企业全球分工，中国在工业化全球化的同时全世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是和其它地方不一样的，和国外不一样的，我们城市政府的城市精英，这个包括环境的经营，也包括土地的经营。 这几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和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四个因素是不一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城市之间也是这四个因素来竞争的，人口的竞争、土地的竞争、土地的竞争。也可以说这四个因素既是引擎，也是红利，也是竞争的目标。 我的第二个观点，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才是成就了中国城市的伟大竞争。 因为中国城市崛起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城市竞争导致城市的崛起，中国城市崛起的原因是市场化改革。改革的两大主线， 确认经济主体的责权利：承认产权，明晰产权，激发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一个。第二是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然这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 我们四十年经历了改革有这么几个阶段， 1978年的农村承包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2000年的加入WTO ：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 虽然分成了四个阶段，但是我感觉有两个阶段，特别是1992年的改革是一个最关键的改革，我甚至认为1992年之后我们所取得的很大的成就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或者是90年代的改革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虽然有些改革，但是改革竟然是十分的缓慢。 所以总体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化还不是很完全的，市场化里面有一个半市场化，改革意义关乎成败，改革创造了中国城市，成就了中国城市伟大竞争。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源泉，是中国城市竞争的前提。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最大动力。过去改革的红利正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是半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带来了很多问题。 这里我不展开了，是改革40年的成就。 第三个观点是，过去40年我们形成的四大红利正在全面消失。前面讲了改革的红利在消失，现在讲城市的三个方面，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竞争确实是分阶段的。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和咱们提出的新时代是一致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比人力，是以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小城为主。第二阶段（1992-2003年）主要是开放，争外资，建设开发区，外向工业。第三阶段（2003-2013年），我们想出一个新的主义，搞基础建设，竞土地，炒房炒地，新城新区开发。2013年以后改革四大红利消失，劳动力、外资、土地和改革的引擎面临熄火。 与此同时，过去40年我们在争土地的同时，世界先进城市在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 所以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轮。我们的主题叫人才争夺，第二个阶段是新时代，第二轮城市竞争的第一阶段就是争人才，因为除了人才没什么可争了，因为人才最值得争夺。刚才说红利结束了，那么这时候人才的红利显现了，所以人才目前的价值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从从供给侧上，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第二是从需求侧，消费扩张与升级。第三种人才可以带来税收，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都和人才有关。 第二是我们积累了4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人才，现在我们农民工说是2.8亿，其实我们现在大学生当然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马上要超过了农民工的数量了，这样大规模的数量也体现了人才这个红利也在逐渐的凸显。 这是我所找到的一些数据，证明劳动力的红利结束了，外资的红利结束了。 第四个观点，“竞地”正让中国城市变得人财两空。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没有推进，这个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加上财税制度的原因，使得房地产在扩大，政府通过土地的模式还在集聚。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现在已经出现了外资转移，制造业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转移。还有一个是产业出现，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去搞实体制造业了。那么竞地是不是也导致人才流失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曾经问过一个房价与人收入的关系，如果过高的房价可能会导致收入或者他状况的降低，导致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网上炒的比较多的，华为从深圳迁往东莞，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是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人才不干自己专业的事情，他是搞科研的不想搞科研了，最近网上有一个中国的火箭发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房价太高，这些就没有心思去搞科研，所以就去搞其它的。所以可以说它是导致人才的流失，这个数据反映出中国房价地价的上涨产生的问题。 最后讲我们新的思路，到了一定阶段人才确实是下一轮进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这样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我做三个总结。 第一是重组继续崛起的新引擎。过去我们是以劳动力，以资金，或者以土地为中心，劳动力为土地为中心来推动经济的崛起，现在人才是关键，我们又该以人才为中心，当然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说的人才不仅包括高端的，也包括农民工在内，是应该全民皆才，人才和劳动力，过去讲劳动力，现在是人才，这是两个概念。当然对不同的人才来说，他们的起点不一样，我们应该以人才为中心，土地的未来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回到税收的一个阶段。人才企业资金也就跟过来了，所以新的引擎是这样组合的，这个组合的中心是人才。  第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旧逻辑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发展产业，吸引人力，改善宜居环境。人力人才是在最后，是把投资环境吸引资金。现在我们新的逻辑是先改善宜居环境，吸引人才，发展产业，吸引资金，促进增长。这是最核心的，改善环境之后吸引人才，也包括农民工，我说的人才其实就是人，不是劳动力，不是只让他干活，是既要让他投入人力资本又有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发展企业、吸引资金，人才来了企业就来了，资金也就跟着企业来。 最后一点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制度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和人才红利，资金、劳动力、土地红利，原来消失的红利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县委书记王峻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松阳的活村之路》。 其表示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峻：感谢诸位给我一个交流机会，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乡村振兴的路怎么走？我想结合松阳的实践探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思考。 松阳在浙江丽水，大家看图。松阳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还有农业文明非常完整的建筑，我们的县城还保有打铁、弹棉花、种草药铺，这些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情况。 乡村中依然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71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在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乡村面临着走向衰败和萧条的境遇。 松阳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现代都市人越来越向往田园生活，越来越渴望良好生态环境和健康食品，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日趋均等化，交通、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乡村的价值将会得到重新发现，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重要变革，乡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认为这重要变革，在新时代乡村具有一产、二产、三产的综合生态形态。 近年来，松阳深刻把握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为切入，系统推进“文化引领的乡村复兴”，初步走出了一条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互融、互促、互补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们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验区、全国“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试点县。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经济形态开始发生深刻调整、乡村优秀文化得到保护传承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优化提升。 我们总的理念：活态保护、有机发展。 把乡村放到历史动态中去考量，遵循它的发展规律，尊重原住民，通过中医调理、针灸激活的方式，给予村落适度刺激，慢慢恢复其生命力 乡村的衰败萧条是历史过程，起步也是历史动态的过程。我们坚持使用最少、最自然、最不经意、最有效的人工干预，像我们这个图中的房子是重新做的，但是大家看不出来。充分利用本土、原生态、低碳环保材质和废弃建材，及生态环保技术。 目标是使乡村达到健康态、和谐态、风貌完整、舒适宜居、富有活力，人文和谐。 路径：通过“五个复活”，让原住民在乡村中活得更加富足而有尊严，最终打造有品质的田园乡村生活 一是制定出台系统保护政策和总体规划，把田园、山水、村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保护和建设。 二是加强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核心区严控建新房，外围区域建房注重建筑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传统风格相协调。 同时乡村要注意，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优化“山水-田园-村落”和谐美的格局。 第二，复活传统民居的生命力。 刚才刘教授说回去都不愿意住村里，主要是村里的住房条件太差，我们一是出台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专项政策，制定详细补助标准。《意见》明确了舒适休闲型、简约休闲型和家庭自主型三种改造类型，达到改造标准的，按建筑面积分别给予每平方米180元、120元和80元的补助。 二是编制传统民居改造技术指南，指导老百姓怎么盖房子。 三是加强示范项目引领。松阳过去乡村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过改造，只要解决除湿、卫生条件，除了木结构房子依然可以很舒适。 目前全县19个乡镇（街道）累计改造民居318幢，发展民宿461家，床位4203张。复活乡村的经济活力。 我们的总体思路，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底本、以乡土民俗风情文化为依托、以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为媒介，植入生态农业、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我们全面推进全县域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我们的茶叶，创成全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 浙南茶叶市场，中国最大的绿茶产地市场，全国绿茶价格指数发布地，中国绿茶第一市，年交易额超50亿元，引进全息自然农法、“阿郎自然农法”，建成20余个示范基地。 二是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高品质、小众化、中高端”发展定位，建立八条融合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文化参与、艺术创作和度假休闲的全域乡村旅游路线。 刚才茶室我们也是上了亚洲图纸排行榜的，这是我们沿坑领头的案例，2013年以来通过短短一年左右时间，沿坑岭头由一个偏远的空心村华丽转身成为远近有名的“画家村”。现在也有外国人到那里做美术了。 我们乡村还有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房子全部倒塌改建的。 松阳·沿坑岭头“柿子红了”、沿坑岭头特产金枣柿、特色原生态农产品深受游客喜爱，松阳枫坪乡沿坑岭头村手工艺人制的成品鼓销往全国各地，年增收2万余元。 三是推进农业特色工坊建设，立足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传统工艺，打造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农业、工业与休闲产业相融合的农业特色工坊，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大东坝镇金钟山酒工坊效果图，大东坝镇蔡宅豆腐工坊效果图。 四是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百名艺术家入驻乡村计划”，探索艺术助推乡村振兴之路。 松阳·陈家铺村先锋书店，我们这个书店好的营业额一天有1万，他不光卖书，还卖咖啡，休闲吧，网红书店。 松阳乡村建筑入展德国Aedes建筑论坛、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等国际高端论坛。 四，复活乡村的优良文化基因。一是优先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我们“拯救老屋行动”试点工作成为全国示范，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的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工程。 值得一提的，我们探索出了一套不出施工图、不公开招投标、不要求修缮资质、不需工程监理，却能有效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建设成本又保证工程质量的工作机制。我们降低成本在30%以上，经过评估他对我们的质量都非常认可。 第二弘扬传统文化，包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三是大力传承和发扬民俗文化。我们挖掘复活“竹溪摆祭”“平卿成人礼”等节会60余台，建立“乡乡有节会、月月有活动”的民俗文化展演机制。 四是建设全县域乡村博物馆。采取“化整为零”方式，充分利用古民居、祠堂、文化礼堂等文化建筑，建设具有展陈体验功能的博物馆。 这个我们就使用残缺破坏的房子改造的，一个厕所，我们不用可以把它修复好，把历史保留好，同时赋予它新的功能和生命力。 复活低碳、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着力建立生态循环链，健康养生方式，我们也搞健康的活动。 习总书记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期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路径：应该是一条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文化引领为导向，以品质发展为准则，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牵引，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系统调整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路”。 一是新的价值取向。从工业文明时代“以人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追求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未来乡村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新的城乡关系。从城乡二元割裂转变为城镇村三元共生、城乡互动互补互促的城乡融合发展。未来乡村今后也是个新型社区，将成为一个既深刻保持传统乡村文明原真性，又开放兼收现代文明创造性的新型社区，这里既有祖祖辈辈守望村落和田野的传统村民，也有离开村落外出发展后返回家乡的回归村民，还有城市回归乡村田园生活的新型村民。过去都是松阳农民到上海去打工，现在上海到工人都到松阳来打工了。 三是新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以高品质农业为基础、农工贸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多元经济形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乡村了，未来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将会模糊城乡地域界限和产业界限，将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发展的综合业态，并将建立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生且高度一致的区域性的内生经济循环系统，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体系。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区域性的摩擦性成本太大。 四是新的运行机制。从原子化、碎片化的独立分散经营转变为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挑战难度也非常大，这是我们眼下正在破的题。未来乡村将形成以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以混合所有制、农合联等多样化联合合作发展为特征，既能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又充分调动村民个体积极性，并保障农民享受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共同富裕，体现集体优越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让农民享受全产业链收益，这是总书记提出来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做深层次的改革。 五是新的文化形态。从单一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态转变为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城市文明形态兼收并蓄的新型文化形态。未来乡村中既有“敬天爱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农耕文化，也有从城市带来的现代生活理念、科学技术应用，还将会产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而带来的新文化。今后乡村既有喝茶的，也有喝咖啡的。 在实践中我们有以下的体会，一要树立科学理念，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不急功近利，要优先使用乡村存量资源，这点非常重要，不要大拆大建，小拆小建也要适度，最大限度保留住乡村元素、乡愁记忆和历史印记，坚决防止天人合一的乡村风貌、宁静安详的乡村生活、淳朴和谐的村风民风受到破坏渐进式恢复乡村生命力，不要搞运动战，乡村衰败是历史过程，不要指望一年、三年、五年乡村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要强化系统建设，将城乡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树立中医整体观，按照“全域统筹、区域联动、系统推进、融合发展”思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系统开展生态修复、经济修复、文化修复和人心修复。 三要维护村民主体地位，既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和接纳外来人口进入乡村休闲和创业，也决不能动摇原住民的主体地位，要积极构建新老村民融合共生的发展机制和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原住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最大限度共享乡村发展成果。 四要突出文化引领，我觉得文化引领非常重要，要突出文化引领，坚持品质发展。切实保护、传承、弘扬好传统文化，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村文化传下去，并结合现代文明要素和现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要充分汲取提炼优秀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 五要坚持品质发展，这是大家思想上的盲区，积极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将工匠精神、品质意识贯穿于乡村振兴各环节、全过程，让乡村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品质之地。吸引一批有理想情怀的外来优秀人才和各类乡贤回归乡村，深度参与乡村建设，并通过科学规划设计和教练式指导、培训，让品质发展成为一种全民自觉。 六要加强社会治理。 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刘守英出席并演讲， 演讲题目为《城乡互动的特征与改革》。 刘守英称，现在整个乡村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守英：昨天是组织了一场讨论“地”，今天我们组织讲“人”，我临时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我今天主要是讲“人”，下一步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人的流向。 人的流向的本质最主要的本质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小鲁讲的农民进城以后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80后是一场代际革命。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和卫计委的农民工的数据给大家展示基本特征。 1、储备更高的人力资本后即进城。 农一代中的文盲、小学比重下降，初中、高中占主要。 农二代中，文盲、小学比例仅5.97%，初中占比提高到54.68%，高中及以上占比大幅提高到39.35%。 2、更强的入城不回村趋势。这里主要表现在整个80后进了城，而且出生越晚的农民工流动越大，领域是跨县的迁移更大了。 另外一个数据是这几年有回流的现象，统计局的数据和农民工的流动数据都显示这个，统计局是10%，但是我们的数据显示回流主要是回到本地的地市，不是回村，这是第二个特点，更强的入城和不回村的趋势。 3、第三是非常有意思的，农一代基本是家里的主劳动力进城，所以农一代留下来的最大的麻烦就是留守人口，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农二代基本是举家迁移，举家迁移的比例大幅增长，而且举家迁移是带了两拨人，农二代子女很大的比例有24%是跟着父母亲一起走，所以这是小孩跟着父母走，就不会有留守的情况。还有老人进城同住的比例还是上升的，这是反应整个农二代家庭的迁移是要准备在城市落户下来的，这是第三个特点。 就业“去农化”与“入城化”。就是农二代已经不做农了，原来是在农村做建筑业，交通业现在也不干了。我当时考大学，我父母就吓唬我，你不好好学就去学木工，学了木工就往深圳跑。所以我讲整个就业是在去文化，就业入城化特征明显。 5．资本留城倾向明显。2011年和2012年的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农二代汇款金额都少于农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二代与农一代向户籍地汇款金额差距逐渐加大。2011年时，农一代比农二代户籍地汇款多356.23元，到2012年，两者相差895.13元，说明农二代更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本留在城市，而非像农一代一样转移回村庄。 6． 生活方式城市化。这波人整个进城以后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基本一样，包括娱乐、休闲，追求收入和闲暇时间的控制。比如现在辛苦的工作他不做，工资高一点但是很辛苦他不做。 7． 居住方式的入城倾向。我们农一代进城住房地下室也是行的，农二代的住房条件好于农一代，且差异显著。农二代的住房内大多有自来水、卫生间和洗澡设施，这些追求都在上升。农二代对乡村自建房和进城买房的比例是大大增加的，他是选择落城而不是回村。 8． 与乡村的联结疏离。比如农二代回去的方式是开车回去，我说你那么远开什么车啊，他说人家都开车回去，开车回去住哪儿呢？住在县城的宾馆，所以我已经问了十几个地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县城的宾馆最忙，春节期间，要预定，开着车回老家的县城，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开车回村，回村讲一口北京普通话，讲完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整个乡村，我们原来讲的这些长幼有序，乡村的那些大大减少。 这是整个乡村的一个总结，一个是农二代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上一代那样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家乡已成故乡，乡土已变故土，他们努力摆脱原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等行当，尽力带着一家子进入城市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干着城市需要的职业，过着与城里人趋同的生活，从他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征来判断，这是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二、农民的城市权利决定转型成败 第一进入权。就是刚才讲的大量的问题，我觉得核心是要落在城市农民上，不仅仅是你要给他什么，第一个是进入权。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对进城农民仍然在不同等级城市、针对不同类型群体设立了差异化的进入门槛。不同类型的农民进城权利亦存在差异，通过积分落户政策对不同类型的人员进行差异性赋分。 第二就业与收入权有差异。农二代进城以后在就业的种类，在他们的收入上跟城市同类人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三是居住权，但是住房之后的困难比农一代还要困难，这是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现在解决农民在城市住房居住保障的这套居住体系是离他们的要求还远。现在基本是一伙一伙的，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最近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落实他们的问题。 第四是基本保障权。在养老社保医疗这些权利他的需求在大大上升，要求保障的意愿包括自己的努力都在上升，这一类的基本保障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另外同样交的这个是不可以兑换的。 第五是社会融入。农二代的融入要求很高，农二代感觉被城市排斥的程度更高，他们觉得融入不下来。 第六是子女教育权。2011年农二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比农一代低6.58个百分点，而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却是农一代的1.25倍。2012年农一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子女的1.33倍，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的66.07%。2011年和2012年数据显示，分别有13.09%和18.72%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需要交纳赞助费，进校的这些孩子是需要缴纳赞助费的。 第三个问题，回到乡土中国是什么结局？ 实际上如果回到乡土工作，最后回归乡土工作，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整个乡村的制度围着封闭的村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是靠土地创造的悠久的文化，但是为土地的收入。所以我们进城下乡必须要确定一点是什么？不能把这些人赶回去，也不指着这些人要回去，核心是要赋予农二代在城市的权利，到农三代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王小鲁强调，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王小鲁表示，“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小鲁：大家好！今天这一节的内容是关于进城和下乡的问题，我就根据这一节讨论的主题讲讲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去年已经到了58.5%，城镇化进展很快，当然这里头是按官方统计口径，如果按刚才党国英教授提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可琢磨的地方，城镇化率是不是完全符合确立的标准。 从官方的城镇化率来看一下，过去改革四十年中，城镇化的进展是蛮快的，改革初期大概是17%，现在是58%以上，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间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有大量的农村进城人口没有落户，没有变成实实在在城镇人口，没有能够在城镇里长住下来，享受和别人同等的市民待遇。 到现在，我们按照官方的统计还有2.2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城镇户籍，因为没有城镇户籍就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很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没有住房让一些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而且因为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可能到年老的时候必须回到农村，因为他们在城镇住不下来，等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连养老金都没有。回到农村还要自己谋生，这种情况恐怕还要特别对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恐怕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只需要尽快改变。 所以我觉得当前在城镇化中间，重中之重是解决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人口、安家落户，获得社会保障和获得公平的市民待遇。 我们看一下，这是外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是多少？我们到现在看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14年，2014年以后没有新的数据，我们拿2011年和2014年相比，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工伤保险从23%上升到29%，这说的是覆盖率。这些外出农民工中有29%的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16%提高到18%，养老保险从13%提高到16%，失业保险从8%提高到9.8%，到2014年为止，外出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非常低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三年中间，进展还是比较慢的，可以预料，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许有两三个百分点的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201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户籍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35%提高到45%。当然10个百分点还是很大的进步了。实际上进展情况怎么样呢？2017户籍城镇化率比2012实际提高了7个百分点，看着还不错，从2012年到现在毕竟我们看到了7个百分点的进步，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同一个时期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也提高6个百分点。因此城镇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非常有限，2012年是2.34亿，2017是2.25亿。五年减少900万人，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够把这2亿多人消化完？能够解决这2亿多人的问题？如果按照五年解决900万人的速度来计算，再过20年我们还会有1.8亿人无户籍。所以户籍改革亟需提速，让大量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能够享受市民待遇。 户籍改革怎么提速？我想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要改变城市对农民工落户条件过严，手续过繁的状况，有各种规定，哪一项规定达不到标准你也不能落户。实际能够符合这样严格地规定，这些标准的农民工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进展恐怕还是应该说不够快，所以在我看来，特别是大城市要加快户籍改革。 现在很多大城市在搞抢人大战，抢大学生、技术人员。但是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办？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有没有方案，有没有一套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超大城市还在搞驱赶“低端人口”，这种情况我们要严格禁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抛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要公平的对待所有公民，政府要以向社会各界公众做为第一要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我想驱赶谁我就驱赶谁，政府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人说你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应地政府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按照目前的财政能力，恐怕没有那么多钱，解决不了这么大的问题，拿不出更多的财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看法对不对？在我们看来取决于你从什么条件出发来做这个判断，如果你说现在的各项政策制度都不改，现在的政府支出结构不要改，政府要花的钱都照样花，然后剩下来的钱给农民工解决进城的问题，结论就是刚才说的那样，没钱了，对不起，解决不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巨额的投资，有很多投资是缺乏效率的，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很多这样的开发区花了大量的钱投资但是最后空了。我们看花了大量的钱修旧城建新城，很多楼房用了二十年就拆掉，然后要建更高更新的大楼。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政府机关大楼，超级好，气派宏大。 但是我们说同时我们没有钱来解决这些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认为说不过去。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突出要做的是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不必要的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压下来，拿出钱来给农民工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解决入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城市居民下乡。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很多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带着孩子到农村去住一住，去搞搞采摘，采购点特色产品，我们还看到很多城乡居民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购销渠道，你种的是无公害的产品，你不上化肥、农药我就定点来找你买，你的农产品定期的给我寄来。这种购销渠道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新的现象。 第一，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居民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城乡居民互相之间的了解，联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很多孩子从来没到过农村，没见过这些农作物是怎么长出来的，是怎么收获的，带孩子到农村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农民怎么生活、劳动是非常有重要的。 扩大了消费需求，促进了城乡居民相互了解，拉近了距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他们构建了购买平台，这些都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 同时我们看到，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青壮年走的差不多了，有些人全家搬迁离开了，房子空在那儿，宅基地空在那儿。将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城镇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限制的宅基地，必然是空闲地资源，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否则的话农村就会出现衰落的现象，出现大量的房屋土地闲置荒废。 要解决这个过程，我们是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促进城镇人口下乡和农村建立联系好？还是阻断这种？在我看来阻断不是办法，更好的办法还是促进的过程。让农村的土地资源，闲置的宅基地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这个有效地利用，实际上也会给农民增加一笔相当数量的财产收入，对于改善农村状况，对于组织农村地区的衰退会非常有作用的。 现在阻碍城里人下乡的瓶颈在哪儿？城里人下乡不能没有居住条件，农村办旅游度假和观光农业不能没有服务设施，要搞这些服务设施农村居民投资能力不足，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他们手里能够使用的现金有限，城市居民参与投资是好事。 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城里人要下乡，我要买农村的宅基地，搞的度假别墅，现在闲置的土地不能转让，阻碍了有限的空间，比如说有一些规定，宅基地只能转让给本村居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只限于乡镇企业用地。有人说只有乡镇企业用地，才叫做经营性的建设用地，才能转让，其他的都不能转让。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定，那么土地市场是不能开放的，土地的有效利用是无法实现的。 这些限制行的政策我们必须清楚，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已经讲的很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所以促进人口流动，恐怕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加快推进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 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