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新浪财经讯 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际清算银行原高级经济学家Herbert Poenisch出席论坛并演讲。 Herbert Poenisch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方面不断推进。“看得见的手”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利用一些双边和多边安排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如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同业协议、上合组织协议、东盟等。“看不见的手”方面，新兴经济体应该跟随可信且一致的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货币在人民币与CFETS货币篮子挂钩后有强劲的联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目标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施以来有所调整，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贸易中的谈判筹码。 演讲全文如下： 人民币国际化及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伙伴都会有所影响。美元贬值时，新兴经济体盯住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兑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人民币随美元贬值；美元升值时跟随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对美元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敏感度的下降导致中国会被认为是汇率操纵国。 人民币国际化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方面不断推进。“看得见的手”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经过精细设计和推进的过程，中国通过利用一些双边和多边安排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如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同业协议、上合组织协议、东盟等。“看不见的手”方面，新兴经济体应该跟随可信且一致的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货币在人民币与CFETS货币篮子挂钩后有强劲的联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目标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施以来有所调整，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贸易中的谈判筹码。[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Yaseen Anwar出席论坛并演讲。 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Yaseen Anwar表示，如果企业需要融资的话，他们有4个主要的选择，第一个是收入，第二个是借贷，第三个是债券市场，第四个是股权市场。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公司债券市场？因为债券市场可以帮我们补充银行业和金融中介结构的不足，缺乏成熟的债券市场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想从实践方面的视角切入，我觉得这也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我自己也想表达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从巴基斯坦央行行长的视角看，全球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发展，就是我所说的系好安全带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大家知道每10年美国都会有一个衰退，最近一次是2008年，今年明年我们都发放了1500万美金的债券，所以它现在的收益是2%。 因为现在的利率已经在一个非常低的点，如何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利率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7%的全球性的财富都是在过去的时间当中积累起来的，当时大英帝国统治了24%的人口，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连自己都管不好了，75%的国债都是用美元计价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进出口税越来越被用作国际间的一个武器。 所以，在2018年12月的时候纽交所下跌了4.5%，这意味着4万亿美金市值蒸发了，我们现在处于1987年以来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在1987年10月份的时候利率下跌了6%，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历史在不断的重复自己的进程。 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是给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创造互联互通的机制和机会，他们不一定要达到国际债券的评级门槛，所以我们说不在表上的公司，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基金对于很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都是很好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比如说把它从农业转化到技术和制造业，罗斯福在美国的时候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制造业，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比如说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的GDP增长是3%以上，那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运输货物的道路，或者是使我们制造业的物品能够更好的进行分配和传送。 所以我们跟多边国家的机构合作可以弥补我们现在进入和参与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生产力能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非常感谢“一带一路”的倡议。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德国向欧洲的出口等等都有一个显著的增加，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在非洲进行一些基础设施和道路以及桥梁的建设，包括我们在非洲旅游的增长，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新型房地产的增长等等，所以我讲的是一些“一带一路”的成就，比如说现在“一带一路”国家贡献了全球人口90%和三分之一的GDP，如果没有中国达不到这样的增长，那我们说如果中国GDP增长降低到6%左右，就意味着全球GDP增长会有显著的下降。 巴基斯坦有一个发电厂，这个是中国的工商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来支持的项目，所以我们要建一些工业园然后能够促进更多的工业，比如说在孟加拉我们有很多的铁路的建设等等，现在也是运行非常良好。 2017年迪拜和中国的非石油双边贸易大幅的增加，现在有超过3千家的公司在迪拜注册，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有超过100家的机构和企业跟中国签约。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是超过75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2。 所以，我们说贸易应该是双赢的结果，而不是一方赢一方输。所以说从历史上看的话，我们有60%的国际贸易都是跟美国的，这不是好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加有效、更加节约成本的方式来进行投资，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东亚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环境，所以我们希望在2040到2050年之间这些国家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国家也在持续的进行贸易伙伴关系的互联互通，东盟国家的经济体希望有一个战略的框架来进一步的促进他们经济的增长，那我们在全球经济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战略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动力和投资动力，我们希望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实际上2008年的一个金融危机让我们对于全球性的金融体系信心有所动摇，所以我们希望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情况。 所以我自己也参加了很多圆桌会议，包括跟习近平主席的会议，所以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年当中思考怎么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如果企业需要融资的话，他们有4个主要的选择，第一个是收入，第二个是借贷，第三个是债券市场，第四个是股权市场，所以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融资是通过银行贷款，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公司债券市场呢？为了提供对银行体系的竞争，同样这种私人的债券市场也会有更多的能力。缺乏这种债券市场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债券市场可以帮我们补充银行业和金融中介结构的不足，银行也会有能力的欠缺。 之前的发言人也提到中国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如果过度依赖于银行融资的话，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银行不愿意发更多的贷款的话，就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行，如果没有公司债券市场企业会觉得缺乏长期的投资和资金，也会影响到资本投资，也会加剧我们周期性的经济影响，也会涉及到相应的建筑业等等产业，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机构变化，“一带一路”是需要关注到发展也包括“一带一路”银行间监管合作的一个机构，我们需要为这种绿色的资产来进行融资，这样一些绿色资产包括一些根据联合国的规定进行规范的相应的类别。 在新加坡有数十亿以人民币计价的基金在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上市，这是亚洲首次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机制的目标是债务的资管市场建立以“一带一路”的发展，在2018年底的时候，工商银行包括其他的成员机构支持了50个“一带一路”的项目，达到了440亿美元的规模，这样的债券使贷款者和投资者都可以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而且是跨了很多的国家和国境。 有一些投资会关注到净值调查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符合刚才所说的监管要求，可以减少对净值调查的要求同时会提高效率。 第二涉及到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改善。之后也会减少融资成本和合规成本，一个新的资产管理者的项目是会寻找新的产品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样性。 绿色的投资是有新的资产类别，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包括债券化的发展，从自由部门筹集资金推进这样的努力，最后会使得我们这种流动性得到运用。达到5千亿的PE基金可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种基金运用不足，我们的绿色债券提供了很好的通道，现在显示出我们需要50万亿的资金在2050年前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会有很广大的前景，很多的资源，通过“一带一路”得以利用，包括亚投行和其他的多边机构。 最后我们讲到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央行监管的改革，要重塑我们的国际金融体系，有时候我们监管机构管的过多，涉及到逆经济周期的监管，我讲一下，我也在其他的场合讲过这样的情况，在1月的时候也是在哈佛哥伦比亚的研讨会中讲到这一点，监管机构可能不太爱听批评的声音，但是我会这样讲，宏观审慎监管可能会阻碍长期的风险资产。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巴塞尔Ⅲ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我们有一些风险意识，有一些金融机构会更关注这种交易，突然的资本流动会得到更高的关注。 2013年，对于加息减息美联储是有困惑的，当时对于印度、阿根廷和巴西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很多国家都需要注入流动性支持本国的货币，所以这种结果需要得到调整。 金融稳定委员会，包括央行需要创造很好的环境和监管的机制来使资本金要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这种多边合作可以整合起来。那多边的金融机构也需要强化去政治化的借贷，特别是涉及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我这样讲是我有相应的经验和见证，亚投行、世行不仅仅要关注到政治类的项目，需要更多的关注到新兴市场经济体，而且我们的SDR应当应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贸易和多货币的使用，会带来地区融资需求，也会为中国制造商用人民币增强信心，也能够减少进口出口商的风险敞口。 所以我们的公司债券市场还包括的绿色融资等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风险，“一带一路”带来很多的资源和机会推动生产和包容性的发展，也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性，同样这种支付清算也可以用人民币作为另外一种选择，可以吸收风险，减少风险。而且我们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得到加强，特别是当前东盟地区的形式，“一带一路”带来必要的方式能够为我们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一些补充，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造福新兴经济体。 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要帮助他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创意，非常感谢！[详情]

　　原标题：《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 （中国金融杂志记者刘宏振报道）2019年7月6日~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论坛上，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报告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芳分三个部分对报告的七个核心观点进行了解读。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强势反弹，人民币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官方储备构成年度亮点 RII指数可以客观描述人民币在贸易、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各方面的国际使用程度。2009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时，RII只有0.02%。2018年底RII达到2.95%。2019年第一季度RII的初步匡算值为3.20%。2018年RII波动性变大：上半年刚走出前期低谷，强势反弹创出历史新高；下半年又快速滑落，然后在次高位附近重新企稳。 从指数构成看，贸易项下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进。对外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份额稳定在16%以上，全球占比为2%；人民币结算仍然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更快，发展趋势向好。2018年上海金、人民币铁矿石期货、人民币原油期货等相继挂牌交易，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形成突破。 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增长。在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综合占比2018年底达到4.90%，成为决定RII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直接投资严重萎缩之际，人民币直接投资显著增加，RII推至历史性高点4.91%——这使得人民币超过了英镑和日元、在2018年第二季度短暂地位列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但金融交易波动大，带动着指数也快速回调。 储备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年度亮点。加入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一直稳步提升，2019年第一季度已超过2100亿美元，占比1.95%，是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另外根据SWIFT数据，2019年5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为1.9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过去十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变化，目前已跻身主要国际货币行列。同时期的美元国际化指数从49.52%升至51.95%，欧元从29.83%降至25.75%，英镑基本保持在4.0%左右，日元从3.34%升到4.38%。 报告课题组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走得既快又稳，依靠的是中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贸易地位、币值基本稳定以及持续推进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挑战包括，能否顺利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能否经得住以贸易摩擦为开端的极限外部压力考验，以及能否坚定地走好对外开放之路。 论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三者关系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于富有效率、稳健有序和包容共享，高质量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未来 报告课题组认为，当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涉及三个维度。第一，高质量发展是富有效率的。提高效率是经济发展的永恒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多方力量，不断降低单位经济效益所消耗的成本。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稳健有序、风险可控的。即在发展过程中要平衡好效率与稳健的关系，使经济波动在可接受范围内、金融风险在可控制水平下，可持续地健康发展。第三，高质量发展是包容共享的。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平衡，促成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也就是说，发展方式是开放的，发展效果要落实到全社会、全人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有效率的、稳健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稳定市场信心，推动人民币完整地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包容的发展欢迎全世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这种开放态度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背书。其次，赋予人民币国际化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属性。当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富有效率的、稳健有序的、包容共享的，那么疑虑或抵触就会被肯定与欢迎态度所取代。中国能否最终实现与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与程度。 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适配的金融体系，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研究发现，高水平金融开放可提高资本流动性，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效率；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提高金融效率。高水平金融开放可增强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有助于实现多元化投资组合、改善融资结构、促进金融机构有序竞争；只要应对好开放过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有望提高整个经济和金融的稳健性。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给，可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普惠金融。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国际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发展进程影响巨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放，可能因负面冲击而发生灾难性后果。因此，高水平金融开放要在进一步改革中实现。 通过改革为高水平金融开放创造有利条件 培育适应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合格的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如果实体经济的开放度不高或是国际竞争力有限，金融开放后容易发生资本净流出，可能错失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等重大机会。所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要率先突破一些全球性、引领性的关键技术，占领科技创新高地；要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国际产业链重构的主导权；要通过进口博览会等新的贸易、投资平台，促进全球产业合作，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金融开放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特别是在国际环境趋紧的情况下，风险挑战就更加突出。如果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或是合规意识不强，就会放大开放中的消极影响。所以，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加强跨境业务的风险管理能力，尤其要对部分国家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做好防范。 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深化改革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工作重点 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中进一步开放，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总结。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必须协调推进。 发展货币市场，是掌握人民币利率定价权并支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传导顺畅的关键。要放宽市场准入资格，打通子市场之间的屏障，为发挥基准利率作用做好准备；要加强短端利率挂钩衍生产品的开发，为机构提供套期保值和资产负债管理工具，为市场提供用于预测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参数。 债券通”等安排提高了债券市场开放度，但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权类债券市场，还要进一步改革。要完善做市商制度，丰富投资者结构，提升市场流动性。要尽快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的头寸转换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便利性。本土评级机构要充分整合已有的资源和数据，形成核心竞争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在境内外两个市场提供评级服务，提高评级结果的国际接受度。 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开放深度不足。比如，尚未准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股票类证券；包括沪伦通在内现有的开放措施都属于“管道式”开放，有严格的额度管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开放；而且双向跨境融资和资金规模也不平衡。A股纳入明晟指数及其权重上调，虽然标志着股票市场国际化水平提高，但市场成熟度仍然不够理想。当务之急是提高本土证券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完善交易制度，健全监管制度，引导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资本账户开放、宏观审慎管理等配套改革协调推进，形成立体的多元化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 外汇市场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目标，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和可溯性。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健、外部条件较为均衡的情况下择机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当前主要侧重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包括：进一步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提供外汇风险管理工具；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更多交易主体；审慎适时放开实需原则，允许适度投机交易，研究人民币保证金外汇杠杆交易，增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及时有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监控体系，为防范开放中的潜在风险、优化金融管理政策等提供依据。 抓紧建设安全、高效、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兼顾硬件与软件，重视发挥CIPS对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功能 金融基础设施是资金运动的“高速公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基础设施未明确国际投资者的接入方式，只有极少数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金走出去和引进来均存在障碍。要加强以人民币支付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交易、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的硬件设施联通，同时加强金融标准、金融制度等软件建设。 2018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上线运行，已成为人民币跨境清算服务的主渠道。数据显示，CIPS为“一带一路”沿线的900余家银行法人提供服务，为资金融通提供了有效支撑，为实现“五通”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CIPS支持当前股票市场各种“管道式”的开放机制，还引入两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作为直接参与者，并针对性地制定了配套准入机制，优先支持开展“债券通”结算业务，助力中国金融市场实现双向开放。未来要积极研究与更多境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积极推动与国际标准化战略对接，推动中国金融标准走出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 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高开放中的金融管理能力，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产业优势 今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种外资管理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营商环境的稳定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目前，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减至40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减至37条，未来可能继续缩短。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建立起开放—保护的平衡机制，更好地兼顾利用外资与维护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把好风险关。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强化法理基础，管理重心转向事中审查，外汇管理做到“宽准入严监管”，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增加国家安全兜底条款，完善安全审查机制，建议成立国务院直管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聘请高级专家对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提出专业咨询；健全听证会、行政复议等事后救济制度。 近年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呈现出规模巨大、波幅增大、波动周期缩短等特点。在外部环境趋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流动会形成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扰动，最终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从实证研究结果和各国政策实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要比传统的资本管制更适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宏观审慎对预防系统性风险更加有效；通过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从而对构建双支柱框架更加有利。应加强以银行资产、负债为目标约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多种宏观审慎工具搭配使用，实现货币政策体系、资本管制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配合，提升管理效率。[详情]

　　赵昌文 新浪财经讯 7月8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出席论坛并演讲。 赵昌文表示，金融的问题要从超出金融的视角来看待。也就是说，当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时候不能只是就金融论金融，而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全面系统地看待，无论是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还是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均是如此。 赵昌文在演讲中指出，金融的问题必须放在更大的经济系统中去看待。金融的高杠杆、企业的高负债等，都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来的是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下功夫，就金融论金融是很难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详情]

　　黄金老 新浪财经讯 7月8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江苏苏宁银行股份公司董事长黄金老出席论坛并演讲。 黄金老表示，当前，在政策强力干预下，防金融风险局势已有缓解，但仍不可掉以轻心。鉴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违约的后续连锁效应，除了宏观和行业层面的措施外，在微观层面，也需要制定一系列规则，以组合拳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即债务重整。[详情]

　　范希文 新浪财经讯 7月8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出席论坛并演讲。 范希文表示，面对当前金融系统中潜在的系统风险，除了宏观政策方面的应对之外，还应该在微观上有一定的措施。 目前虽然有一些手段在帮助银行进行风险转移，比如有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但这些手段都有很多的局限性。[详情]

　　Yaseen Anwar 新浪财经讯 7月8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Yaseen Anwar出席论坛并演讲。 Yaseen Anwar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给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创造互联互通的机制和机会， “一带一路”的基金对于很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很好的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解决一国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约束瓶颈时，一些国家会关注银行渠道，这些国家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作为中介机构。如果企业需要融资的话，他们有4个主要的选择，第一个是收入，第二个是借贷，第三个是债券市场，第四个是股权市场。 Yaseen Anwar指出， 金融稳定委员会，包括央行需要创造很好的环境和监管的机制来使资本金要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这种多边合作可以整合起来。[详情]

　　新浪财经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出席论坛并演讲。 魏本华指出，分析经济问题时，需要实地走访、实地调查。比如分析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时，需要观察很多维度的数据指标，但是部分实际的、涉及民生的指标，需要实事求是地走访企业等经济中的实体，亲身地去问一问、看一看，才能真正了解影响的程度。 魏本华先生还建议建立财政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领域的协调机制，以进一步完善“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例如地方债、地方商业银行等问题，会涉及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是这一协调过程现在缺少透明化、常态化、公开化的机制。建议建立财政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的一种协调机制，将宏观经济部门（如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乃至于证监会、银保监会）的成员都吸收进去，吸收各相关部门对财政货币政策发表的意见，有利于“双支柱”的宏观调控发挥更好的作用。 以下为（部分）演讲内容： 第一个，要进一步重述一下，我想说如果我们关注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话，有一点我们是经常会忽视的，或者是没有谈到，比如什么时候我们在哪个时间点会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这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对比，对比其他国家、其他货币的一些经验，英镑、美元、欧元，这些货币都花费了至少50年的时间来实现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所以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我们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考量的话，我想再引述易纲行长的一句话，那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意识到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就是当这些条件满足了之后，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就会自然而然的成熟，所以我们简单的想一下，可能是30年，可能是50年，都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跟美元跟欧元的国际化来比较的话，可能采取一个折中的40年，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我们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理念。 鄂志寰女士也提到，我们可能其实有人耐心不够，想要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我们纵观历史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在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们从零开始，到现在从3%开始的一个逐渐增长的结果。当然我们有一些起起落落，在2016年-2017年之间有一些起落，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我们将会克服这些困难，将会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想引用Herbert Poenisch的话，他说中国人其实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国家，所以这个就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保持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稳健的健康的经济的增长，然后这个经济的增长将会促进人民币相对来说的国际化。因为我们看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看到过去20年世界经济的走向，可以发现不确定性在不断的增加，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等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经济还是保持一个平稳并且较快的增长，全球能跟我们的经济增长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印度。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信心，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一个增长趋势，那我们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步调来进行。[详情]

　　新浪财经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CFT50成员出席论坛并演讲。 刘勇表示，银行发展历程也是银行和银行服务“脱实体化”的过程，开放银行是银行4.0的起点。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们认为开放银行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稳定、明晰的开放银行模式，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从国际上看，英国、欧洲等国和地区的开放银行以输出客户数据为主。澳大利亚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开放银行战略。新加坡已经制定“金融即服务”的手册。墨西哥于2018年3月通过《金融科技法》，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开放式API，为开放式银行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世界各国对开放银行的态度都很积极，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18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在开始推动开放银行之路。 从国内来看，2018年下半年开始，各大银行纷纷投入到开放银行的实践中来，先是浦发银行推出“API Bank 无界开放银行”，之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陆续发布相关产品。中国的开放银行以功能开放为主，这是市场驱动银行的自发行为，是银行面对新的发展形势、积极开拓市场的有力探索。 “开放银行”建设离不开对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层重大技术来看，需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分布式技术、安全技术，还有一些尚在发展的前沿技术。当然，不同技术的成熟度和可应用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银行科技创新的技术路径选择。 “开放银行”变革的驱动力，与金融科技创新一样，其供给侧驱动因素是不断演进的新技术和变化的金融监管，需求侧影响因素则是不断变化的企业与消费者偏好。具体来看，一是充分适应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化、专业化、智能化的趋势，与金融科技结合，满足用户全部需求。二是无处不在的“交互”。从居民到企业，客户主体习惯的交互界面，已经快速向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化，而通过“开放银行”的建设，使未来银行服务如“网”无处不在，体验一“点”触手可及。三是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有效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四是从客户到用户，再到伙伴。客户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产品和服务，而且能够主动订制和提出需求，成为部分服务的提供者之一。 除此之外，开放银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合作共享资源能促进创新、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好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开放银行也存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首先，开放银行商业价值有待验证；其次，开放银行标准与开放范围尚不统一；最后，开放银行提高了数据泄露风险、业务开放风险和外部风险。在一个客户信任银行保护其数据安全的行业，开放银行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改变人们对安全的态度。创新本身必须谨慎管理，因为任何对银行服务的破坏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并损害客户的信任。根据市场结构、监管环境以及消费者对隐私和安全的态度，不同地区在开放银行方面的进展不尽相同。无论在哪个地区，开放银行模式的势头似乎都很明显，这要求银行在新的环境中为成功做好准备，并预测可能的客户影响。 此外，开放银行要坚持标准先行，加快制定并落实各区域开放银行的技术规范。开放银行涉及银行与合作方之间大量的数据、接口和业务规则，要从设计、研发、部署、运维等阶段加强开放银行生命周期的安全管控，明确开放银行服务部署、接口设计、安全集成、安全监测、信息保护、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引导开放银行规范发展。同时，加强资源融合发展，积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既要考虑银行机构自身开放银行发展专业人才需要，同时也要与科技金融人才劳动力市场接轨，制定科技金融人才培养战略，持续加大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投入，为开放银行发展培养充足的专业人才。 最后，银行发展历程也是银行和银行服务“脱实体化”的过程，开放银行是银行4.0的起点。银行服务的提供不再以银行网点的形式提供，而把银行服务隐藏到人们的生活场景之中，打造“无所不在”的全新银行业务模式，实现 “客户在哪，银行服务即在哪”，灵敏的架构和先进的技术将是未来银行核心支柱，但实现未来银行服务的技术不会在银行层面实现，相反却会在个人体验层面增加。[详情]

　　新浪财经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出席论坛并演讲。 夏乐表示，非市场化行为对我们持续性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形成严峻挑战。 以下为（部分）演讲内容： 我对这个环节的理解是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所以，我的切入点是如何能使海外投资者更活跃的参与到我们国内的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中。我是一个市场分析师，所以我想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分析为什么现在海外投资者对于投资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是那么热情？ 如果你直接问这些海外投资者，他们会告诉你一系列原因。如：中国金融业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中国市场流动性等问题。但我认为，我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市场中还存在一些非市场化的行为。 在阿根廷G20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外资开始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到今年 3月、4月。这说明了外资在我国资本市场波动的时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我觉得非市场化行为对我们持续性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形成严峻挑战。接下来，我说一下我们目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即：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机构流动性出现分化。从整体上来看，非银机构表现尚可，但这其实是建立在监管部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的。如果未来外国投资者要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话，我相信他们对这个现象是很担心的。因为我国许多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是国有的，所以我们监管部门会对他们进行扶持，但是外国投资者会担心他们在中国遇到了问题并不会受到类似的保护。所以面对现在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想吸引外资参与我国的资本市场，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做？我就谈到这里，谢谢！[详情]

　　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成倍增长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强势反弹 来源：金融时报 在近日举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上，《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指出，2018年，在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增长动能趋缓的不利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表现相对出色，GDP同比增长6.6%，经济运行总体向好，稳中有进。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双向浮动特征明显，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宏观审慎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交易、国际储备等领域，人民币使用止跌回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历经一轮波动周期，人民币国际化企稳提速，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自2017年三季度末的1.90%开始走出低谷，2018年年末RII为2.95%，较2017年年初回升了95.8%，实现强势反弹。 如果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开始算起，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2009年年底，RII只有0.02%，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几乎完全空白。截至2018年年底，RII达到2.95%，短短数年已经崭露头角。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05%；在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综合占比为4.90%；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人民币占比为1.89%。 《报告》特别指出，10年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取得了突出进展，资本项下人民币使用更加活跃。一方面，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成为RII增长的重要动力。2018年四季度，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为4.90%，较10年前实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国际金融计价交易对于市场反应敏感，也成为了RII波动的主要来源。 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成倍增长也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结构由贸易为主体向资本金融为主体转变。《报告》指出，10年来，跨境人民币使用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尽管贸易仍然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项目，但其份额呈现持续下滑态势；资本金融项下，特别是非直接投资的资本金融项目快速攀升，占比超过六成，成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体部分。 10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顺势而为，有序解除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限制，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基础上逐步放开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资金池、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巩固本币优先地位，为人民币使用开辟了有效通道。2018年，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进程，扩大外资准入与业务范围，进一步明确“熊猫债”政策框架，境外参加行和境外清算行进入境内外汇市场的相关安排不断完善，股市互联互通额度提升，人民币原油期货挂牌交易，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吸引力。 在一系列便利化政策利好的推动下，人民币金融资产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2018年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增至4.85万亿元，同比增加5610亿元，增幅达13%，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增长势头。在非居民所持人民币资产中，规模最大的是债券，其次是股票、存款及贷款。过去5年，非居民的金融资产更加多元化，债券类金融资产连续较快增长，存款类金融资产不断下降。《报告》指出，2019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使用结构由贸易为主体向资本金融为主体的转变将持续并得以巩固，人民币投融资将更加活跃。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成。”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霍颖励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经常项目使用占比仍比较低；第二，人民币国际支付比例较低；第三，人民币在海外市场可获得性不高；第四，境外机构持有股票和债券的比例仍然较低。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认为，在贸易投资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在市场主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防范金融风险的各项工作更加紧迫的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得更快一些。 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霍颖励表示，金融市场的开放应该遵循富有效率、稳健有序、包容共享三大原则。高质量金融开放，特别是在跨境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应该兼顾效率和稳健。其中，要完善有关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和境内境外交易互联的相应投资安排，同时，也要推进相应的监管措施改进。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近几年，央行等部门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市场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第一，引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支付货币，引入净额结算制度，有效平抑跨境资金流动；第二，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应的额度管理；第三，逐渐放宽、取消资金汇出汇入限制；第四，满足人民币管理和风险对冲需要；第五，推动各种开放渠道不断整合。霍颖励表示，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开放，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相关基础设施安排，不断改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东方资产原执行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陈建雄出席论坛并演讲。 陈建雄表示，如何化解不良资产—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四大amc的主渠道，主战场作用； 二是要发挥地方MC的辅助作用，发挥地方MC在地方的主力军作用； 三是发挥银行投资公司债转股的作用； 四是要充分发挥境外投资者对中国不良资产的投资作用； 五是在产品端上要由过去简单的三打向三重转变，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资产证券化等等化解不良资产； 六是要发挥全社会投资机构的作用，共同发力化解金融风险； 总之，金融风险的形成是很复杂因素，要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的化解金融风险的第一大攻坚战。[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微众银行科技创新产品部负责人姚辉亚出席论坛并演讲。 姚辉亚表示，互联网银行诞生的使命就是服务普惠金融，因为普惠金融的特性就是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长尾人群的行为特征。那就要走向场景、走向连接。怎么来做普惠金融？术的层面就是“开放银行”。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我们不妨把开放银行这个事放到更宏大的背景当中去看，为什么在今天银行业提出这个概念，而且那么多人去关注甚至今天坐在这里花那么多时间去讨论？ 第一点首先跟产业互联网，或者产业数字化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十年前没有，因为十年前我们做不到，看今天不管是打车、吃饭、叫外卖等等，你会发现跟我们老百姓衣食住行相关高频场景全部互联网化了，互联网化意味着全部数字化，所以有大量的数据存在。银行业也在数字化，所以当产业数字化和银行数字化都走到了这个历史时点的时候，大家联手合作就变的很自然了。 第二点，开放银行这件事从银行的视角看，这个词本身也说明我们银行业在过去的发展当中，它的路径选择或者它的思路还是有那么不开放的一方面。 看银行本身，银行为什么拥抱开放银行与银行业现今遇到的发展瓶颈有关系。且不说因为利率市场化以后利差压缩等原因，光看我们现在“客户脱媒”的情况，银行想获客、保持粘度很难，看银行业开始考核MAU就是一个体现。因为银行业务本身不是一个天然的高频的场景，用户现在不想去银行网点，连用银行的APP都觉得费劲。 那么银行业就要做场景的延伸，结合刚才提到的第一点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这就逼迫银行走向场景。同时二八原则当中，那20%的客户，大家竞争过于激烈，所以如果做增量只能往下沉做长尾，做长尾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群人中有很多没有信用记录，过去银行依赖的是传统的征信记录，遇到这一帮长尾人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征信数据覆盖的人群跟他们重合度不是很高，那怎么办？就需要替代性的数据来弥补这一些问题，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了与场景端合作的场景金融或者开放银行这些东西。     第三点我觉得从平台方来看，互联网在各垂直行业的整合都已经基本完成，各个垂直行业互联网公司的整合度非常高，比如衣食住行大家知道老大老二是谁，第三都不知道是谁。除了为客户引入并提供金融服务发展本业诉求以外，互联网模式的发展因为资本的介入早期可以烧钱，但到了成熟期以后都有流量变现和盈利的压力，大家知道金融很好的变现模式，他们有天然的动力跟银行业合作。     第四点从客户体验的角度来看，在场景端消费时，如果需要金融服务就能更好的满足他需求，体验更好。    互联网银行诞生的使命就是服务普惠金融，因为普惠金融的特性就是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长尾人群的行为特征。那就要走向场景、走向连接。怎么来做普惠金融？术的层面就是“开放银行”。 我们提出来三个OPEN，第一个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就是所谓的场景金融概念，连接场景方，通过API或者SDK提供嵌入式的金融服务。第二块是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是我们把一些原创的知识产权，甚至一些专利，一些积累的能力给到合作的银行，或者合作伙伴，让他们可以基于我们的能力再去做一些创新。第一点相当于是我们银行自己产品的创新，第二点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创新。第三块是开放协同（Open Collaboration ），就是我们希望在构建的生态里面，大家通过各自的创新，最后能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盈利增长点，这是我们在银行领域提出的三个在开放。[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出席论坛并演讲。 曹德云围绕国际保险资产管理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探讨； 首先，对国际大型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从规模上看，2017年全球前20大资产管理机构中，保险系有4家；从经营模式上看，保险公司设立独立资产管理公司为主，也出现了收购、并购资产管理机构的新模式；从业务结构来看，由最初的管理保险资金逐渐扩展向管理第三方资金；从客户结构来看，机构客户和零售客户并重。 其次，梳理了国际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四种运作模式：安联模式即分层型资管业务架构；安盛模式即综合型资管业务架构；保德信模式即平台型资管业务架构；忠利模式即控股型资管业务架构。 然后，总结了全球保险资产管理市场发展的七个趋势，一是保险资管在全球资管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二是保险资金的委托和受托的市场化双向开放十分普遍；三是产品化是拓展第三方业务的重要模式；四是资产多元化配置中另类投资越来越重要；第五是全球化配置资产成为主流趋势；六是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七是资产管理进入金融科技的新时代。 最后，提出我国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应该在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国际化和科技化等方面要加快推进。[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IMI 学术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出席论坛并演讲。 王广宇指出，中国有比较完善的第三方支付体系，因此银行业的开放就没有那么迫切。数据方面的开放是银行开放的精髓，但也是最难做好的方面。数据的开放必须建立在合规的基础上。[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表示，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可能会颠覆传统的金融架构。 企业的边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内核在于中介。数字资产市场的降成本、去中介效应，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对传统的金融架构造成颠覆性冲击。 立足当下看未来，我归纳了3个“如果”： 如果市场成本低于金融机构内部成本，那么，金融机构的对应业务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经济职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业务的空间可能被压缩。 如果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超越传统货币，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资源以及相应的信贷能力可能被削弱。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将集中表现为成本和竞争力。金融机构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规模化经营可以造就的成本节省、竞争力提高的效应，新技术的成功应用同样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数字金融核心技术和应用能力的金融机构，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获得优于同行的核心竞争力。 演讲全文如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Arthur说，经济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改变它的结构，即改变它的制度安排方式。近20年，新技术革命不断加速。在金融领域，我们看到，金融科技创新改变了金融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正在重塑金融市场的格局。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都属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推动金融业变革，可以称为金融业的数字化。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直接的，是数字信任。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挖掘信用，可以扩大信用范围，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信任，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环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加持商业信用，节约信用形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复杂的，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架构有待抉择：如果维持间接发行机制，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采用直接发行机制，中央银行将拥有货币市场调控的绝对地位，但将限制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虚拟货币的前途有待“裁决”：大起大落，暴跌暴涨；有人挖矿，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极少数获准成为证券，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企图”有待观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有可信任的信用背书，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有大规模的客户群体；Facebook联合28家机构创始的Libra，似乎是一个企图僭越中央银行威权、颠覆现有货币体系的数字金融系统。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淡薄的，当属数字资产市场。数字资产市场的发展，会不会解构现有的金融格局？这里做一些分析。 金融科技创新正在重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实现数据的海量汇聚和高效归集，大数据云计算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和价值发现，人工智能有可能实现数据产权的资产化和市场定价，而区块链有可能构建分布式、去中介、可认证、可信任、低成本的数字资产市场。 数字资产可以分为2大类。 一是实体资产的数字化。包括存款、债券、股票、票据、房产等金融资产，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交易，实现产权的让渡和转移；也包括酒店、住房、汽车、设备、工具、景点等实体资产，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使用权的交易。 二是数据产权的资产化。包括游戏、音乐、影视、著作、授课等数字化产品的使用权，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交易；也包括通过证券化安排、具有收益权、从而具有投资价值的数字产品，在数字资产市场中按份额进行交易。这类数字资产的所有者可以保留所有权，让渡完整的使用权和份额化的收益权。 数字资产市场可能具有区别于传统金融市场的特性。 第一，数字资产市场交易有可能淡化中介。利用区块链的共识算法、智能合约机制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定价、智能撮合机制，数字资产市场理论上有可能建立公平对等、点对点的直接交易机制，从而淡化中介甚至取消中介。 第二，数字资产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数字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节约信任成本和信用风险成本，从而降低数字化金融资产的风险定价。对于资产化的数字产品，随着使用权共享范围的扩大，理论上的边界交易成本有可能趋于零，边际收益率有可能直线攀升。 第三，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数字资产市场的价值尺度、支付工具和储存手段。适应于不同的交易场景，数字资产市场的交易对手有可能综合评价信用背书、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及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最有可能成为数字资产市场的金融交易工具。 企业的边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内核在于中介。数字资产市场的降成本、去中介效应，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对传统的金融架构造成颠覆性冲击。 立足当下看未来，我归纳了3个“如果”： 如果市场成本低于金融机构内部成本，那么，金融机构的对应业务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经济职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业务的空间可能被压缩。 如果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超越传统货币，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资源以及相应的信贷能力可能被削弱。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将集中表现为成本和竞争力。金融机构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规模化经营可以造就的成本节省、竞争力提高的效应，新技术的成功应用同样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数字金融核心技术和应用能力的金融机构，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获得优于同行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金融科技创新的目标，不仅是新流程、新产品、新服务，更重要的是新客户、新市场、新价值。应该把握“四维尺度”。 一是效率更高。能够提供比现有技术平台更快、更便捷的金融交易服务。 二是成本更低。建设成本、运维成本低于同类技术平台，交易成本、服务成本、监管成本低于同类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只有那些真正有特色、有实惠、有吸引力、有粘性的产品和服务，才有竞争力，才有可能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四是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安全性。新技术金融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应该首先由研发机构和应用机构负责检测和验证，其次由社会认可的权威机构进行第三方检验，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必须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确认。 推进技术、资本、数据、市场等资源的整合，以效益为中心重构商业合作模式，可以提高金融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中小金融机构应该抱团发展，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同台竞争的实力。中小金融机构可以组成金融科技联盟，联合投资金融科技研发单元，集中科技资源，统一研发，统一维护，共享成果，共担成本。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按照优势互补、利益分享的原则，建立长期合作商业模式。 宏观上的重大挑战在于：数字货币如果成为规模化的金融交易工具，势必重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数字资产如果实现规模化发展，势必重构金融市场；数字技术如果达成规模化的去中介直接交易，势必重构金融中介体系。 数字金融制度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已经成为紧迫的课题。 一是必须掌握数字技术主导权。实施数字技术国家战略，国家队加民营队，大中加小微，加快推进数字技术研发，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加紧研发下一代计算架构，目标是在未来的数字社会中，确保数学算法的公正性和正确性，确保数据的隐私性和可靠性，确保数据的全流程全周期安全，同时，确保数学算法的速度和效率。 二是必须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抓紧建立数字信任机制，抓紧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资产市场监管、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监管、虚拟货币监管等数字金融制度，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国家标准，抓紧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信建投基金总经理助理、投研总监王琦出席论坛并演讲。 王琦表示，长期的海外资金的在A股的占比也已经非常高，这一些长期的资金进入以及比例的提高，就使得我们这个市场无论是投资的理念，就是长期的价值投资，还是他们对于风险屏蔽的能力，它又反过来降低了市场有的波动。 以下为演讲全文： 第一点讲资产管理的功能，我是做基金的，相当长时间也做权益，也就是股票的投资。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但是我们的股票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都没有涨，其实在我们研判资产管理行业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有对应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就是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一个行业本身它的不同性质的资管产品，对于我们的整个融资经济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说保险的资产管理，保险的资金一般来讲是长期的资金，一方面有投资的功能，往往就可以有一些长期的眼光和视角，去投资于我们的股权类的资产。股权类的资产在长期的角度内回报率比较高。大家可以看到巴菲特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它的资产波动也不小，它的保险性质使其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说回来我们资产管理的行业，在国内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银行理财是规模最大，尽管我们的资管新规从去年以来的时候要求净值化管理打破刚兑打破层层的嵌套，净值化管理，这是必须的。但是也要看到，在新规之前银行理财相当于在另外一方面实现了大的资产配置这样一个功能，通过它更高层面的资产配置抚平资产波动。在我们对规则进行完善和升级的情况下，实现净值化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去年就出现了信用紧缩的局面。甚至今年我们可以看到PE、VC融资也出现了下滑，就和我们资管新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上来讲，如何去更好的规划我们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这样资产配置和它的功能管理。和我们整个全社会的融资结构还是有相当意义上的研究空间。 第二点，在理念方面，我认为目前时点中国的股票市场存在相当重要的拐点，这里面其中有多个层面的因素，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保险资金占比已经超过了公募资金，包括我们长期的海外资金的在A股的占比也已经非常高，这一些长期的资金进入以及比例的提高，就使得我们这个市场无论是投资的理念，就是长期的价值投资，还是他们对于风险屏蔽的能力，它又反过来降低了市场有的波动。 比如说我们把外资最重仓持有一百支股票做了指数，第一表现很好远远超过了沪深300等等的指数，其次它的波动率反而更小，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几年国内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做了非常多的好的监管，一级市场可能目前朝注册制的试点，以及二级市场上的一线的监管，两方面投资者的结构和我们监管的理念和监管制度的变化，我觉得已经使得我们的A股市场处在一个变化的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从现在开始， A股市场本身的波动率减少、价值的体现又能够更加吸引更多的长期资金，甚至使我们更多的零售的客户进入，包括过去的十年里面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公募基金的股票型基金总的规模没有增长，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市场相互良性的推演也会使得未来发生变化。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公募基金在整个资管的大盘子里面，其实是在整个的资管的产品谱系里面也有一个不同点，公募基金是整个资管产品里面监管最规范信息披露最严格也是最早开始净值化管理的一类产品，所以在整个资管普系里面公募基金的产品其实相当意义上作为了一类标准化产品允许被嵌套，使得公募基金与其他资管机构之间有很大合作的空间。[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金财富服务中心联席负责人房庆利出席论坛并演讲。 房庆利首先从数据上阐释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房庆利表示，目前资产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资本市场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市场的散户特征正在出现显著变化；从机构投资者来看，私募基金、保险、公募基金是持股最多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外资也已经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外资机构开始寻求公募基金的控股权，我们已经开始直接面对国际资产管理机构的竞争。 房庆利认为，资管行业的成功并没有与众不同的诀窍，主要还是回归业务本质，坚持长期投资的理念，抵御短期利益的诱惑，不冒风险特别是颠覆性的风险，才能够管好客户的资金，成为一个成功的资产管理机构。资管公司的成功重点是建立可以复制的投研能力，而不是追求明星基金经理或者某个人成功的模式，因为这些都是不能长期复制的。另外，房庆利认为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在海外也有很大的机遇，随着海外上市、海外业务扩张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持有大量海外资产，中资机构对于海外中国人来说更熟悉，也更容易建立信任。[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财政学会政府与社会融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原副局长安起雷出席论坛并演讲。 安起雷表示，只要是在做金融业务一定是在经营风险，金融机构一定要重视风险，不可以盲目的扩张，不可以搞违规的经营。 我们应当回过头来回看什么叫金融？回归到本来的面目上来，我理解的金融实际上专家学者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拿人家的钱干自己的事。前提是你要把这个钱要用好，这个钱一定要本金加利息都回来。如果本金回不来，利息回不来那么对银行、对金融机构来说，我们的专业词叫不良资产。 监管和银行是一对矛盾。企业家们包括金融企业家们希望把企业做大做强，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金融是经营风险的地方，是负债经营，账上的钱是老百姓存款，一定要接受监管。我们的监管和市场应当经常的互动。我们的金融特别是围绕着金融的相关资源，要在监管上要逐步的完善，要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中国的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急，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一定在一个早上完成，应当用温火、慢火。只要是在做金融业务一定是在经营风险，金融机构一定要重视风险，不可以盲目的扩张，不可以搞违规的经营。金融的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既然我们有志做金融业务探索，那么我希望监管部门和市场和学界应该加强沟通，多交流。[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出席论坛并演讲。 李伟表示，要进一步强化用户信息保护，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个人的敏感信息和重要信息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要，机构未经授权就擅自采集存储使用个人数据，就是赤裸裸的信息盗窃。 李伟指出，要把信息保护作为金融科技应用的底线。相关机构在采集用户数据时应坚持“最小、可用”的原则，即仅向用户申请必要的数据授权。[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魏泉红出席论坛并演讲。 魏泉红表示，现在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代表着银行理财进入了一个2.0时代。银行理财子公司是有中国特色的资管机构。 工商银行是在2009年第一家成立资管部独立运作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初衷是将商业银行的自营业务和代客业务分离。工银理财是银行理财发展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过去十余年，银行理财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现在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代表着银行理财进入了一个2.0时代。工银理财在新时代将着力打造六大体系，分别是合格投资者体系、净值化创新型产品体系、以大类资产配置为核心的投研体系、全面覆盖的风控体系，强大有效的运行和估值体系，以及一个适合银行理财市场化运作的高效稳健的组织架构体系。同时与母行做好八大协同，具体包括渠道销售、产品布局、项目推荐、风险管理、系统运营、考核评价、区域理财、还有境外发展的协同。 因此，从上述维度看，银行理财子公司首先是有中国特色的资管机构；其次，工行的理财子公司一定是工商银行的；最后，银行理财子公司作为一个公司，一定是公司化的运作模式，这中间也蕴含着机会和挑战，未来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银行理财自己的特点，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跟其他市场化机构进行融合和互补。[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出席论坛并演讲。 曾刚从五个方面讲解了银行理财可能发展的方向和特点： 第一，理财子公司建立之后，银行理财产品体系会更加多样丰富。这原因大家也都很清楚，因为理财子公司有独立牌照，而且目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超越了银行原来在体系内部去做理财的范围，不管是资金端还是在资产端。这也解决了银行固有的制度问题。这意味着理财子公司可以做的产品，理论上来讲要比现在的理财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这取决于银行自身能力的建设。当然丰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点，因为要服务银行的客户，银行的客户风险偏好和期限偏好等等都会有它特点，甚至包括原有的习惯可能还会延续，所以说在调整过程当中最后的产品形态或者是结构是什么样子还要逐步去看。但是原则上来讲它会更加丰富。 另外，期限上面可能会适度拉长，因为资管新规对期限的错配有很强的要求，所以未来一些保障性的产品、期限更长的产品可能会更多。这也表明，未来风险上可能会出现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形态，期限形态上也有更长的期限去走。 第二，是营销渠道的拓展。我想理财子公司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在互联网上的这一块。它实际上是代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不光是理财产品，整个银行的业务都在线上化。现在银行离柜率非常高，个别上市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重心也在往手机端迁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适应趋势，以往以网点营销的模式，不光是理财这一项产品，包括传统的信贷也都在线上化。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要充分利用好这样一个突破吧，这也意味着原来的销售的方面会更加的多元化，尤其是线上化。 第三，运营模式上的创新。运营模式上的创新大家都在讲，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角度来讲，打造投研能力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核心的资管能力，且未来可能会逐步的丰富它原来不具备的能力，去提升它这一种行业竞争力。但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从过去的从客户的需求端来讲，收益其实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变量，而且大家都在市场当中的时候，不同机构想在收益上有绝对的差异其实也是很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运营模式的创新，其实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说从余额宝的成功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看到这一点，并不是它的绝对收益有多高，而是它的运营模式和以往是不同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觉得银行理财除了打造投资能力以外，恐怕还要更多的打造科技能力。因为理财是银行为数不多的，客户粘性比较强的业务，频率也相对较高。实际上是可以作为银行业务发展去打造一个生态的入口，因为其他互联网机构是以支付为主，但是这一块银行至少在零售端很难改变入口的格局。 如果之后还想去做这样一个生态的话，目前看起来理财核心竞争力牌照也好、优势还是在银行这一端。未来可以成立银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入口在互联网生态，这个可能会形成我们今天讲的开放银行。这种模式的应用不是指整个银行，可能是由局部某个产品端围绕和展开的这样一个服务客户的新的平台。 因为现在银行间差异化发展是很难，其实客户在银行和银行之间转换也是非常容易。我今天在这银行买理财或者在那个银行买理财，这个转换成本非常低。所以你要提高客户的粘性光靠收益是很难，因为不可能在市场每一个产品都比别人好。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打造粘性，是下一步运营模式的改变方向。 第四，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因为理财子是一个新的公司，一个新的公司的好处是不用把存量的东西做太多的调整。现在银行很多的东西之所以做不出来创新是因为涉及到核心系统的改造和内部的调整较困难。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互联网银行和小的消银公司就做的很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因为他们没有核心系统，没有原来系统的制约，可以完全创造新的。这是它的专业化潜力所在，这专业化不光是说有更专业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给员工更多的报酬，而是因为可以重新塑造新的生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从这角度来讲可以放到整个银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这是可以带动银行业数字化的转型的契机。未来需要两方面的专业化改进，一方面是投研，另一方面是科技。 第五，发展模式的差异化。我们看到现在银行也批准了不少，未来可能需要有不同银行在模式上的差异化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从大行的角度来讲，它们有它和总行的协同要求，更多可能会去实现总行的战略和规划及服务全行的需求。对于小行来讲，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原因是地方银行原来是一个区域性的机构，服务半径是有限，网点也是有局限的。但是到了线上以后，网点的牌照不受限制，所以可以开展全国性的拓展，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小行创新的力度可能会比较大，而且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战略转型的重点。因为完全有可能这一块的规模可以超过表内规模，这在工行很难，但是小行有可能做到。 所以从这个角度，不同银行这一种发展策略和它整个运营模式可以真正带动银行整体的转型。虽然，不同的运营模式也需要监管，毕竟这是一个持牌机构，但是，监管的允许范围到底是如何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因为现在都还在起步阶段，很多东西很难去预测。理论上来讲是存在这一种可能性，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银行在理财子公司的发展模式上可能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它的这定位发展的空间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简要的分享一下我对银行理财子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在我看来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机遇是远远大于挑战的，这是从增量角度来讲。所以也预祝它们在未来的发展能取得成功，我们在座已经有好几位嘉宾已经开始做了，未来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经验。[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表示，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复杂的，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架构有待抉择：如果维持间接发行机制，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采用直接发行机制，中央银行将拥有货币市场调控的绝对地位，但将限制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 虚拟货币的前途有待“裁决”：大起大落，暴跌暴涨；有人挖矿，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极少数获准成为证券，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 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企图”有待观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有可信任的信用背书，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有大规模的客户群体；Facebook联合28家机构创始的Libra，似乎是一个企图僭越中央银行威权、颠覆现有货币体系的数字金融系统。 李礼辉建议，当下中国必须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掌握数字技术主导权。 演讲全文如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Arthur说，经济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改变它的结构，即改变它的制度安排方式。近20年，新技术革命不断加速。在金融领域，我们看到，金融科技创新改变了金融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正在重塑金融市场的格局。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都属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推动金融业变革，可以称为金融业的数字化。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直接的，是数字信任。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挖掘信用，可以扩大信用范围，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信任，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环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加持商业信用，节约信用形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复杂的，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和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架构有待抉择：如果维持间接发行机制，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采用直接发行机制，中央银行将拥有货币市场调控的绝对地位，但将限制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虚拟货币的前途有待“裁决”：大起大落，暴跌暴涨；有人挖矿，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极少数获准成为证券，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企图”有待观察：高盛、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有可信任的信用背书，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有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有大规模的客户群体；Facebook联合28家机构创始的Libra，似乎是一个企图僭越中央银行威权、颠覆现有货币体系的数字金融系统。 在金融业数字化的进程中，人们感受最淡薄的，当属数字资产市场。数字资产市场的发展，会不会解构现有的金融格局？这里做一些分析。 金融科技创新正在重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实现数据的海量汇聚和高效归集，大数据云计算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和价值发现，人工智能有可能实现数据产权的资产化和市场定价，而区块链有可能构建分布式、去中介、可认证、可信任、低成本的数字资产市场。 数字资产可以分为2大类。 一是实体资产的数字化。包括存款、债券、股票、票据、房产等金融资产，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交易，实现产权的让渡和转移；也包括酒店、住房、汽车、设备、工具、景点等实体资产，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使用权的交易。 二是数据产权的资产化。包括游戏、音乐、影视、著作、授课等数字化产品的使用权，在数字资产市场中获得认证、定价并进行交易；也包括通过证券化安排、具有收益权、从而具有投资价值的数字产品，在数字资产市场中按份额进行交易。这类数字资产的所有者可以保留所有权，让渡完整的使用权和份额化的收益权。 数字资产市场可能具有区别于传统金融市场的特性。 第一，数字资产市场交易有可能淡化中介。利用区块链的共识算法、智能合约机制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定价、智能撮合机制，数字资产市场理论上有可能建立公平对等、点对点的直接交易机制，从而淡化中介甚至取消中介。 第二，数字资产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数字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节约信任成本和信用风险成本，从而降低数字化金融资产的风险定价。对于资产化的数字产品，随着使用权共享范围的扩大，理论上的边界交易成本有可能趋于零，边际收益率有可能直线攀升。 第三，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数字资产市场的价值尺度、支付工具和储存手段。适应于不同的交易场景，数字资产市场的交易对手有可能综合评价信用背书、交易效率、交易成本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及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最有可能成为数字资产市场的金融交易工具。 企业的边界在于成本，金融的内核在于中介。数字资产市场的降成本、去中介效应，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对传统的金融架构造成颠覆性冲击。 立足当下看未来，我归纳了3个“如果”： 如果市场成本低于金融机构内部成本，那么，金融机构的对应业务可能被淘汰。 如果金融中介的经济职能被淡化，那么，金融中介业务的空间可能被压缩。 如果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超越传统货币，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资源以及相应的信贷能力可能被削弱。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将集中表现为成本和竞争力。金融机构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规模化经营可以造就的成本节省、竞争力提高的效应，新技术的成功应用同样可以造就。那些把握了数字金融核心技术和应用能力的金融机构，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获得优于同行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金融科技创新的目标，不仅是新流程、新产品、新服务，更重要的是新客户、新市场、新价值。应该把握“四维尺度”。 一是效率更高。能够提供比现有技术平台更快、更便捷的金融交易服务。 二是成本更低。建设成本、运维成本低于同类技术平台，交易成本、服务成本、监管成本低于同类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只有那些真正有特色、有实惠、有吸引力、有粘性的产品和服务，才有竞争力，才有可能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四是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安全性。新技术金融应用的可靠性、安全性，应该首先由研发机构和应用机构负责检测和验证，其次由社会认可的权威机构进行第三方检验，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必须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确认。 推进技术、资本、数据、市场等资源的整合，以效益为中心重构商业合作模式，可以提高金融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中小金融机构应该抱团发展，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同台竞争的实力。中小金融机构可以组成金融科技联盟，联合投资金融科技研发单元，集中科技资源，统一研发，统一维护，共享成果，共担成本。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按照优势互补、利益分享的原则，建立长期合作商业模式。 宏观上的重大挑战在于：数字货币如果成为规模化的金融交易工具，势必重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数字资产如果实现规模化发展，势必重构金融市场；数字技术如果达成规模化的去中介直接交易，势必重构金融中介体系。 数字金融制度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已经成为紧迫的课题。 一是必须掌握数字技术主导权。实施数字技术国家战略，国家队加民营队，大中加小微，加快推进数字技术研发，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加紧研发下一代计算架构，目标是在未来的数字社会中，确保数学算法的公正性和正确性，确保数据的隐私性和可靠性，确保数据的全流程全周期安全，同时，确保数学算法的速度和效率。 二是必须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抓紧建立数字信任机制，抓紧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资产市场监管、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监管、虚拟货币监管等数字金融制度，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国家标准，抓紧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邮储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步艳红出席论坛并演讲。 步艳红表示，资管新规出台以后，银行理财业务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如何融入到大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去，和国际投行背景的银行资管公司去竞争，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非常大。 以下为（部分）演讲内容： 就国内资管行业而言，银行理财业务有它的独特优势，客户、渠道还有包括在固收领域的优势；也有它的短板，比如原来的资源投入还有IT系统等等。和保险相比，保险资管在过去十几年已经做到长久期的大类资产境内境外管理的能力；基金在债券和权益领域投研方面的优势非常突出；还有券商在财富管理领域进步非常大；作为银行理财来说还有一些短板。 国际上大资管行业分为银行、基金和保险三大板块，银行在前20家当中占比一半，且前50家的资管机构占到了全球整体资管规模的70%，头部效应非常明显。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如何融入到大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去，和国际投行背景的银行资管公司去竞争，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非常大。 未来银行成立子公司以后从风控体系、业务领域，以及在人员和资源的投入上都会按照行业平均发展的趋势去配置，行业发展主要是靠人才的竞争。在银行体系下独立成立子公司，在相对灵活的市场化机制下将会给银行理财业务更大的活力，能够让这支队伍更接近于国内领先的资管机构，甚至像国际领先的资管机构去竞争和学习，把我们国内银行下资管业务推向新的更高水平。[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副总监王步宙出席论坛并演讲。 王步宙表示，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上海证券交易所近年来推出了沪港通、沪伦通以及中日ETF的互联互通，拓展了海外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选择渠道。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好，听了前面两位的发言，我受益匪浅。我作为交易所的一员，对于今天这个课题的体会，肯定不如刚才两位，包括在座一些专家理解得深刻和全面。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国金融要素之一，接下来，我只是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事，跟大家分享，供大家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刚才提到我们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德国交易所在法兰克福合作建立了中欧国际交易所，上市了一定的人民币计价产品。近些年来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上交所还成功推出了一些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项目，为境外投资者进一步配置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产品。在进行方案设计时，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对于如何以新业务去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也有考虑。 以沪港通为例，它是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包含两个方向： 1、内地投资者用人民币去买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2、境外的投资者通过香港市场也是用人民币来买上交所的股票。 这样一来，就使境外的人民币增加了一个可以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渠道。 从2014年11月到现在开通快5年的时间，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沪港通一直在做不断地完善，包括2016年沪港通总额度被取消、2018年每日人民币额度扩大4倍，这些都可能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截止6月30号，沪港通总的交易量已经累积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日均交易金额是130亿元人民币，其中沪股通交易金额达到了9万亿人民币，港股通合计交易量5万亿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流动路径是封闭的、循环的，是尽最大可能做到了风险的可控。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互联互通尝试。 第二个尝试就是上个月17号，上交所和伦交所启动的沪伦通，由于考虑到时差的原因，采用了存托凭证的合作方式，这一模式可以使上交所公司能够在伦交所挂牌交易，伦交所的公司能够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第三个尝试，为进一步拓展人民币相关海外产品方面，上交所和日本交易所推出了中日ETF互通，它是运用现有QDII和QFII的机制。开通当日，中日双方分别各有4只ETF上市。 所以从这三件我们做的事情来看，我个人体会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对外开放的程度越大，境外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比例也就越大，人民币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反过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对于人民币资产的数量和种类需求也会变得更多，又进一步助推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对交易所而言，会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做到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率。[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出席论坛并演讲。 鄂志寰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是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未来需要提升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的功能，争取在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良性关系。 以下为演讲全文： 人民币国际化新的生态系统应该有哪几个方面的内涵？ 在过去的十年发展里，人民币慢慢争取或奠定了自己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国际计价货币地位。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人民币其实是一个全球市场的风险货币，因为如果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第一体现的就是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未来人民币新的国际化必须要提升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的能力。避险货币必须具有内在稳定性，而内在的稳定性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目前，我们的金融市场做大了，但离一个具有运作良好的和合理结构的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推进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未来应该在金融市场结构方面做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争取在外汇市场和中国的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循环。此外，这个生态系统还要考虑怎么样在“一带一路”上围绕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三架马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长远来说，我们还需要解决整个中国对外的资产负债结构平衡的问题，包括负债率的不平衡和投资主体的不平衡。未来中国必须要提升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水平、扩大对外投资的管道、增加私人部门对外输出的规模，同时减少官方储备的对外投资，从而让国内的相关主体进行全球性资产配置的时候更加理性、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长远来说，这也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 未来人民币新的国际化必须要提升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的能力。[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许再越出席论坛并演讲。 许再越表示，世界各地哪里需要人民币，哪里就应该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哪里就应该有人民币支付的便捷支付通道。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是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公司的许再越，我今天没带PPT过来，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这个公司实际上成立在3年前，17年系统上线，主要是处理人民币的收付。如果你收付的双方都在境外，或者一方在境外，但是你货币使用的是境内的人民币，那么都是在我们这里来办理。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跨境的安排，实际上大家对我们期望很高。虽然期望很高，但确实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基础设施的角色，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发挥的作用，恰恰不是大家期望当中的那些，而是很多基础性的作用。这基础性的作用在哪里呢？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哪里有人民币，你的收付就应该有一个便捷的通道，这是CIPS核心的使命。 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每天交易笔数不多，就是7000多笔，金额也不多。但是它影响面确实很大，我最近也跟我们的参与者反复地在沟通，我们现在参与者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直接参与者，有30多家；二是间接参与者，有800多家。业务覆盖到的全球的机构，是2800多家，这个数字跟SWIFT覆盖的数量是差不多的，它们也是2800多家，但是金额上面我们就差很多。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系统上面，今年以来，交易额大概只有16万亿，但是仅仅香港地区，中银香港一家，它自己去年全年的交易额就有280多万亿，这就是差异。我们两个渠道覆盖的机构都差不多，但是它们的volume是我们的很多倍。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和这些机构服务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有巨大的差距。那么举一个微观的例子来讲，在座的同学或者是老师，你们要做一个跨境收付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去找银行。那你的开户行能不能直接办呢？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代理的方式。所以的话，跨境人民币收付的便利性就取决于大量的这些代理机构或者说清算机构，他们对业务的熟悉能力。 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真正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培养、培育这个市场习惯。怎样培育市场的行为，使得我的这些服务能够很便利地供应给大众，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持续地在思考怎么能够让直接参与30多家行、间接参与800多家行、2800多家直接发生收付的机构带来便利的人民币的服务。 新浪财经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发的独立支付系统，旨在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该系统于2012年4月12日开始建设，2015年10月8日上午正式启动。[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丁剑平出席论坛并演讲。 丁剑平表示，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衍生品不能落后，要加紧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产品。现在由于人民币外汇期货还没出来，作为所有衍生品的参照标准没出来，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呼吁上海的人民币期货快点出来！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来自上海，因为上海前一段时间开了陆家嘴论坛，陆家嘴论坛中易纲行长强调了上海要在人民币金融资产全球配置当中发挥作用，我就围绕这一点展开。 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悖论，其中第一个悖论，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对稳定，它波动幅度小，对衍生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其实衍生品需求很少的话，对我们人民币金融资产开发是很不利的，这是一个悖论。 一般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波动要大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波动，理由是：哈弗大学弗兰克教授曾经说过，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是盯住名义GDP，而发达国家一般是核心通胀率，他做了一些经验研究，我就不赘述了。他说发达国家一般来说盯住核心通胀率，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像中国、印度应该盯住名义GDP。他做了一个经验研究，像新兴市场国家是名义GDP，而不是核心通胀率。这个锚就发生一些变化了，而我们人民币汇率，做了很多汇率制度的管理浮动，但是这个当中忽略了我们决定汇率的是名义GDP，而汇率又影响国际收支，在国际收支等式左右边，汇率夹在当中，名义GDP是等式的右边，影响汇率，而汇率又作为等式的右边去影响国际收支。 名义GDP和国际收支是一个高度相关的变量，这就会出现一些悖论。这个悖论当中如何解决？需要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这样肯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必须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这是对弗兰克的解释。从发展中国家来说，决定汇率一个是核心通胀率另一个是非核心通胀率，如果把名义GDP摆进来的话，那波动幅度就更大了。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发现中国目前来说波动幅度是通过逆周期因子烫平的，这种烫平花费了中国太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从它一开始来说，就被人家抛售了。根据麦金农的原罪论：为什么抛了？因为它本身在海外市场没有匹配的衍生品市场和资产风险冲销市场。 所以上海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上海怎么做呢？ 前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只有好的产品才有好的价格，上海是中国金融生产要素最聚集的地方，应该为全球客户人民币产品量体裁衣。但是我们考虑到从出发点来说，刚刚几个学者和专家也讲了，我们都是从债券市场开始，这是最容易进行的地方，但是我们强调了，从上海的特点来说，可以从人民币自由贸易账户开始进行组合，然后探索人民币衍生品新的方向。 但是目前来说，人民币汇率由于逆周期因子等因素的引入，使得人民币波动很小，银行的人员说由于人民币波动太小，他们的客户做衍生品的意愿等都大幅度减少。所以上海要根据国际上的需要，积极寻找衍生品，为客户量体裁衣，并且达到国际化衍生品的要求，发展无时间差，无规则差的衍生品市场，然后我们比较了海外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我们从即期、远期和期权产品来看，这三个上海跟海外差不多了，但是海外市场还有产品很多，上海差距较大。 在远期、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中，期货是参照标准的制定者，如果没有期货的话，很多衍生产品标准就难以制定，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短板。期货没有推出是制度上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做不到。参照标准没有制定，何谈其他金融衍生品？ 我总结一下，人民币外汇市场上，我们如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像印度和中国的汇率本来就应该是波动幅度要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因为是盯住了名义GDP的锚，人民币汇率的锚不是如其他发达国家的核心通胀率，而锚应该是名义GDP，所以波动浮动本来就应该大，本来就应该通过外汇衍生品来冲销波动。上海应该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并且确立人民币的定价中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麦金农所说的原罪论。现在由于人民币外汇期货还没出来，作为所有衍生品的参照标准没出来，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呼吁上海的人民币期货快点出来！ 我的演讲结束！[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出席论坛并演讲。 陈卫东表示，2018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比例达7.7%， 同期，美国为7.4%，英国为7.3%，日本为4.1%，德国为3.7%，从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并不高，同时我国银行业资产/GDP达304%，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引入外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大幅提升金融总量和外资机构占比，而是要补足金融短板。 以下为演讲全文： 陈卫东：面对高质量金融开放，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金融业开放到底能不能够补足金融短板？目前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7.7%，从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这在全球范围来看是处于较高的水平的，所以引进外资的真正目的不是大幅提升金融总量和外资机构占比，而是补足我国金融业的短板。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我国金融体系短板有以下几个方面：从机构种类看，证券、基金等资管行业主体功能发挥不充分。入股和增设证券、基金等资管机构将成为外资进入的重要考量。从服务对象看，我国金融体系对高端客户、小微民营客户、跨国客户的服务能力还有待提升。从业务品种来看，我国金融机构在提供复杂金融衍生品、绿色金融服务、跨境金融、线上金融产品的能力有待提升。而这些恰好是外资银行较擅长的。所以金融开放可以在这些方面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很好的补充作用。 第二，金融开放是否具有风险？很明显，不同国家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很依赖外资的金融机构，以解决本国的金融压抑问题。但是应当注意，金融开放不一定能够实现效率的提升，反而有可能带来风险。从全球范围来看，有些外资银行占比较高地区的金融运作效率并不算高；相反，在一些外资银行占比相对不高且稳定的地区，金融业的整体功能发挥稳定、运作效率较高。美国和德国银行体系就是典型案例。因此，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应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金融开放是否应注意对等原则？这里所说的对等是建立在两个层面上的。第一，“引进来”与“走出去” 对等。对外开放最终要实现双向开放，既要外资机构“引进来”，也要中资机构“走出去”。过快、过多地“走出去”会降低国内金融资源供给的质量；而过快、过多地“引进来”也会造成金融资源产能过剩和竞争加剧。高质量金融开放要考虑“引进来”与“走出去”节奏及对等。第二，监管规则对等。监管规则将对开放的效果将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发达经济经济体金融开放过程中都遵循监管规则对等原则，即根据本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面临的监管环境给予东道国金融机构相应的监管要求：对于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优厚监管环境东道国金融机构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而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苛刻监管环境东道国机构相对苛刻的监管环境。简单来说，当我们国家开放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海外市场对我们也是同样开放的。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从我们国家来看，如果从名义量来说，仅仅从中国市场上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占比来看，它不算太高，但是我们通常忽略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时候，港澳台的资产算作我国的境外资产。而“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外资机构在港澳台的资产计算，所以我们目前所看的一个“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数据是不平衡的，这属于定义上的问题。如果考虑到港澳台这样一个格局的话，2018年末，银行业海外资产规模约在14-15万亿元，其中70%以上资产聚集在港澳台地区（约10万亿元）。真正海外资产（4万亿元—5万亿元）占银行业资产比例1.5%—2%之间，这与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占比基本是匹配的。 如果说近些年来，这个比例还相对比较低的话，这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也不是我们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太强，导致了外资在中国经营困难。相反，我们分析的结果是，外资银行大都有它自己的风险文化，有它非常明确的战略选择。所以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国家中，他们对房地产投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支持，对个人行业的投资非常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去十多年，中国的中小银行的资产发展非常快，由此拉低了中国大型银行在中国的资产占比，相应也拉低了外资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占比。 从我国大型银行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来看，我们的覆盖范围明显低于国际领先银行，且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产品服务范围有限，主要以商行业务为主，综合高端服务水平不高。以附加值和盈利能力较高的投行业务为例，在2017年全球大型银行投行业务排名中，中资银行中仅中国银行在杠杆融资单项业务中进入前列。 实际上，许多国家在考虑对外开放的时候，是非常考虑对等原则的。比如：美国对在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外资法人机构要求设立金融控股公司（FHC）或间接持股公司（IHC）。FHC或IHC在资本、流动性、接受监管检查的频次等方面的要求是明显加强的。针对美国fhc，欧盟推出ipu，同样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标准。 从实际经验来看，中国在美国设立和增设网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拓展新的业务，尤其一些经纪业务，如：债券的承销业务等，我们是很难取得资质的。反之，美资银行在中国增设网点，包括它的经营范围都是没有任何限制，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状态。 第四，如何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海外资源？这里面有很多方面需要考量。比如：如何利用境外的金融机构便利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业务发展，如何能为中国金融体系提供金融支持。这些都是在金融开放的进程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我们从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目前中国最国际化的银行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在5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国际先进同业的网店布局更加广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简单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利用外资补足金融业“短板”。要更加重视融资功能的突破。在我国的直接融资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我国更需要外资机构在直接融资市场、非银领域有更大作为，尤其是设计符合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融资结构特点的产品。要更加重视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在提供复杂金融产品的能力上还存在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国需要利用外资机构在复杂金融衍生品设计与交易、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的能力。要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步调的基本一致，实现相对的平衡。 第二，要实现对第三方市场的开发。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要用好国际市场的资源，促进中国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合作，为“一带一路”项目设计更合理的金融方案，引入更多资金。相关政策和制度设计要有利于推动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深入的合作。 第三，防控金融风险。要防范对外开放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应加强外资银行跨境资金运作的管理，防止跨境资金频繁运作造成的金融风险。应为金融开放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以指导外资机构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志杰出席论坛并演讲。 丁志杰表示： 1）斯蒂格利兹怪圈形成的起点是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而非处于外围的新兴市场国家； 2）在异质不对等世界里，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合理的，风险溢价差异支持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3）外汇短缺国家往往实行宽进严出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外汇短缺不仅是管理的现实条件更是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 4）从流出管理转向流入管理，将管制的风险溢价转变为管理的特许权价值，可以有效改变跨境资本流动的效益； 5）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外金融资产的置换，那么无法跳出斯蒂格利兹怪圈； 6）货币国际化是摆脱原罪、跳出斯蒂格利兹怪圈的根本途径。[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韩国央行原副行长、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高级研究员，Tae Soo Kang出席论坛并演讲。 Tae Soo Kang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匹配。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16%以上，但在国际银行结算系统swift当中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例还不到2%，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很大的潜力。目前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目前还占据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从全球看，尽管16%的GDP由中国贸易贡献的，但是只有1.22%通过人民币结算，就韩国而言，虽然34%的出口都是去往中国，但仅仅有不到10%的金融交易用到了人民币，由此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降低中国与邻国交易的成本。比如之前需要韩元到美元到人民币，现在就省掉美元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从韩元到人民币，可以降低约3%的交易成本。韩国现在是第三大的人民币市场，希望能够找到人民币金融资产更多的投资机会。 跨境资本投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尽管中国政府债是3A级别，但现实是我们不想买中国的债，我们还是想买美国的债。因此我们希望人民币资产能够有更多的保证，我们希望它能够承诺可兑换，我觉得央行其实应该牵头来做这个事情，通过承诺模式、央行通讯模式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相对缓慢，风险和曲折依然存在，比如汇率波动、资本管制等。推进央行之间的跨境抵押品的安排，也会在另一个方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7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席论坛并演讲。 刘珺表示：货币的一大本质是国家利益，正因为货币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增加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真正决定主权货币价值的只能是综合国力。 刘珺：当我们谈论货币，我们必须深入探讨货币的本质。教科书上说，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是价值的存储手段，但我认为，货币的一大本质是国家利益，正因为货币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增加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真正决定主权货币价值的只能是综合国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担心美元、欧元的国际地位，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要与其竞争。然而未来我们可能要和数字货币竞争，和这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对手竞争。Libra挂钩的是一揽子货币，并不是算法生成的，所以libra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主权货币”，但更有可能有利于的是美国的主权。 通过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认为，真正决定主权货币价值的是综合国力，在我国综合国力支撑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时间问题。未来应坚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决定，渐进式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综合运用汇率、资本账户和储备的政策组合拳，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广度、程度的不断加强。 同时，科技特别是Fintech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扰动要做好应对准备。未来不仅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要推动我国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和可兑换，对主权货币国际化进行多目标迭代推进。引入多元的市场参与者，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货币监管的全球协调机制与Regtech（监管科技）的与时俱进，确保其与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相匹配。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谈及货币时，要深入到货币的根本属性。从定义来说，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存储的价值和交换的单位。但实际上货币真正的底色是国家利益，不管是主权货币还是其他货币，都锚定在国家利益上，也就意味着要实现国家利益的话，就要把货币推向海外，推向离岸市场，实现它的离岸价值。 先讲两个故事。199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会上关于什么货币能够取代黄金成为锚定货币是有争议的，经济史上非常著名的约翰·凯恩斯作为英国的代表和美国代表华特先生为此陷入激烈争论。从理论贡献和声誉上来说，凯恩斯如灯塔一般，是当时的著名的人物，但最后还是美国人赢得了竞争。虽然当时凯恩斯提出了一揽子计划，但是华特先生提出希望美元能够成为锚定货币并会用美国的综合国力做背书，然后美国就赢得了竞争。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1956年的著名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这也是金融市场的第一次货币战争，最后依旧是美国夺得了运河的控制权。虽然美国当时并没有参与军事行动，也没有派兵，但美国通过抛售英镑引起英镑汇率的浮动和大幅贬值，成功把英法带回到谈判桌，而最终却是美国赢得了运河的控制权。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决定货币价值的、货币背后的东西就是国家利益。 在讲到美国的时，不得不提及一个基本概念——特里芬难题。美元想要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保持贸易赤字，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因为如果把所有的货币都控制在境内，就没有其他国家会使用你的货币。另外，必须保持货币的赤字在一定范围之内，因为随着货币的不断流出，市场信心会波动和下降。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平衡了特里芬两难：首先美国有保持了大规模的赤字，不仅是贸易赤字，还有财政赤字；同时市场信心没有较大波动，可以观测到美元指数相对来说非常稳健，这让美元成为了全球非常好的锚定货币。 另外还要谈及不可能三角，这是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三角形三边，现实中无法同时达成三个目标，三者得能得其二。 讲到特里芬两难和不可能三角，要进一步讲一下央行的职责。美联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有自己市场化的行动。但实际上，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政府内的独立性，而不是整个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上的绝对独立。 通过上面的几个故事和理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综合国力支撑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时间问题。在综合国力的支持下，中国通过货币支持资本的流动、信息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坚持推进“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贸易和投资，这样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是一个应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汇率、资本账户和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组合拳。我们无需担心政策的独立性，汇率、资本账户和储备三者是一个政策组合，综合运用政策组合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每逢市场放开时，央行总是备受质疑：能否做好汇率的管控？能否做好资本账户的管控？能否做好储备货币的管控？其实这种担忧是无谓的，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好也只能利用好这三个政策工具来影响市场，像美联储一样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第三，关于洁净的浮动汇率，如何确定浮动汇率是不是洁净非常不容易，但其实没有必要将其量化，只要确保汇率是由市场力量决定，而非人为。 第四，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但不必着急一蹴而就，可以一步一步渐进式推动。 这个我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看法。 接下来进入一个新领域——国际货币中的新东西。现在我们担心欧元、美元和其他主权货币的竞争，但其实未来数字货币这种虚拟货币将会带来未知的新挑战。在迈入新领域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同的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其主要特点是去中心化，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中介介入，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微小的生态系统。比特币的历史走势呈现大幅度的变化，从非常低的位置迅速冲高之后再降低，再走高，其波动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受到Facebook的货币Libra的影响。 Libra是Facebook的一个新宠，在其推出之时，Facebook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建成一个全人类共同使用的未来支付、清算、交易、交往的平台，而不单单只是一种电子货币。对此很多人提出质疑，其中不乏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实践者，未来如何解决金融压抑、金融资源短缺问题，特别是帮助那些低收入群体，成为众人关切。问题在于有些人不信任政府发放的信用货币，更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小圈子社会。但Libra锚涉及到一篮子货币，一篮子的政府政权，并非由算法支撑，或者简单的概念支撑，这意味着Libra事实上是一种虚拟的国家货币，或者说是虚拟的主权货币，它的推出会加强美元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Libra并不是去中心化的，它是重新增强的一个中心，并不是在国家和政府政治层面，而是在虚拟层面和技术层面实现的算法上的中心化。 另外还有一种结论，现在人们似乎对某些产品并不是非常忠诚。过去的我们喜欢喝可乐，喜欢用诺基亚手机，喜欢用某些品牌的产品，但现在的人是多变的，并不会单一崇拜某一个品牌和产品。但其实这并不代表忠诚度的丧失，而是因为现代人信任技术而非产品，相信和崇拜科技并非名人效应或者企业，相信Facebook背后的技术而非Facebook或者是扎克伯格。 推特、Facebook、亚马逊等的出现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诸多变化，也对央行带来挑战。继续推动并实现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不仅要面对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可兑换货币的竞争，还必须要应对加密货币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某一种技术。如果技术平台不能够适应于未来发展的话，我们可能难以强行把货币推向国际。这也是所有国家的央行和政府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过去不管个人信仰如何，所有的货币都是建立在国家信用体系之上，比如金本位、美元本位等，但是在未来，货币体系可能会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技术和虚拟体系，所有的货币当局都将面对某种虚拟货币背后的虚拟架构带来的巨大挑战。 总结来看有如下几个结论和建议：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事实，且深度、广度、程度会不断加强。目前在所有主要市场和商业街区均可以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国际货币篮子的主要部分，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已经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并将推动其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可兑换问题无需担心。 第二，科技特别是Fintech将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扰动。需要对金融科技、新的技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清醒认识并做好应对准备，因为无法预Libra或者是Facebook何时会扰动整个货币系统。 第三，对于主权货币的市场化、国际化，必须在技术平台上多目标迭代推进。一方面人民币成为了国际货币，另一方面会有一些锚定人民币的数字货币、加密货币，与中国的货币权利同步发展，未来不仅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也要实现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和可兑换。 第四，需要引入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如果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均是商业银行，其行为的单一性会造成市场运行的不畅。因此必须引入PE、VC、社保基金、商业银行等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带来产生不同的供需，市场对此做出反应和应对，才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虽然目前我国已有股票市场等，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依旧是短板，未来需要推动更多层次、更全面的金融市场发展，确保所有的初创企业、新兴企业能够获得资金支持。 最后，要确保监管科技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与金融科技相同步。我们既要有Fintech，也要有Regtech。一般而言，监管总会滞后于实践。虽然金融科技的监管不需要超过金融科技的发展，但必须要能够与科技和市场的发展相匹配，不能落后太多。 上述基本是我全部的介绍和结论。要再度强调无需担忧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必须要关注加密货币和数字货币，因为不知何时新的技术会扰动甚至完全颠覆我们的生活，所以对此要非常谨慎！[详情]

　　周月秋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月秋出席论坛并演讲。 周月秋提到城投债置换问题时指出，要完善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融资平台债务要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我最近几年很多场合都讲这个观点，我们还是要把基础设施的问题解决，包括法律上的，包括交易规则上面的，包括定价机制方面的，包括破产机制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详情]

　　姚洋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出席论坛并演讲。 姚洋表示，资管新政把银行的表外业务归到表内管理，严肃金融纪律，让银行不能再无限的扩大自己的杠杆。另一方面，资管新政把银行的理财资管业务从银行本身剥离，这样有利于打破理财资管的“刚性兑付”，改变老百信的保本观念。把这些资管产品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子公司，可以让老百姓意识到这是独立的业务，需要面对风险。 姚洋指出，资管新政或者说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成效，把过去20年搞的混业经营打破了，变成了分业经营，搞混业经营还是风险太大。[详情]

　　胡静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普华永道金融机构服务部合伙人胡静出席论坛并演讲。 胡静表示，中国保险行业的密度和深度有很多发展空间，保险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建议主要包括以客户为中心开发更好的产品，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拥抱科技的变革、广泛吸引人才等方面。[详情]

　　丁剑平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丁剑平出席论坛并演讲。 丁剑平表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各种各样的机构精准性地提供贷款。这强调了对企业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调研。细节决定成败，文化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文化不同，宽信贷和宽货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于金融监管部门来说，我们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强调了精准监管、量体裁衣，强调个性化。由于文化的不同，监管更强调精准定位。只有精准定位了，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成本，至少减少企业对合规的部门的人事的控制。 丁剑平指出，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还是对文化的理解和细节上的关注；在监管上还要强调通过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手段精准监管。对外开放强调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更精准的监管来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而在更精准的监管在于对企业和地区文化的理解。[详情]

　　王忠民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论坛并演讲。 王忠民表示，金融本身如果为实体经济担当了资源配置，担当了资产流动的风险的话，金融也会产生自身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需要通过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去防范，更多的风险则需要金融衍生品市场去防范，可以创造一些有效的金融工具，把我们积累的一些比较大的风险隐患及时通过单一的交易结构来解决。 王忠民在演讲中提到，有一个概念从金融供给侧的角度看来核心定义是缺失的，就是受托人的概念，庞大的资产管理，接受受托的管理。[详情]

　　霍颖励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霍颖励出席论坛并演讲。 霍颖励表示，金融市场的开放应该遵循富有效率、稳健有序、包容共享三大原则。高质量金融开放，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应该兼顾效率和稳健。首先，要完善有关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和境内境外交易互联的相应投资安排，同时，也要推进相应的监管措施改进。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近几年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市场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第一，引入了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支付货币、引入净额结算制度，有效的平抑跨境资金的流动；第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相应的额度管理；第三，逐渐的放宽、取消资金汇出汇入的限制；第四，满足人民币管理和风险对冲的需要；第五，推动各种开放渠道的不断整合。 霍颖励在演讲中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在人民币跨境使用当中经常项目使用占比比较低。第二，人民币国际支付比例较低。第三，人民币在海外市场可获得性不高。第四，境外机构持有股票和债券的比例仍然较低。 因此，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开放，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相关基础设施安排，不断地改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详情]

　　陈云贤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陈云贤出席论坛并演讲。 陈云贤表示，中国金融稳定增长防范风险要加强监管协调。中国的金融要强化供给侧结构性的作用，第一要完善金融的监管力度，第二构建宏观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协调机制，第三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第四建立对影子银行监管的金融技术的防火墙，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寻求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的合作。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云贤：要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打好防范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我个人认为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应该需要解决8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金融顶层布局要加大政策协调，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监督政策的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功能监管政策与行为监管政策的协调等等。大金融体系政策方方面面的协调互动对供给侧改革会发生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金融稳定增长防范风险要加强监管协调。美国已经走回了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道路，欧盟2012年走上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道路，中国的金融要强化供给侧结构性的作用，第一要完善金融的监管力度，第二构建宏观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协调机制，第三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第四建立对影子银行监管的金融技术的防火墙，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寻求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的合作。 第三个问题，中国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大家知道我在佛山当过市长书记，省里边当过副省长，顺德区域当过书记，所以大量的实体经济当中民营企业，民营资金金融投资，实体企业寻求金融配置，地方经济也需要金融的支撑，所以新经济的发展也寻求新金融的业态，所以要求在中央跟地方发展的过程当中进行有效的协调。如何协调？我个人的思考是首先要建立中央地方金融监管发展的权责，中央地方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稳定的责任，给予地方金融监管的权限；然后是形成并颁布国家金融分层监管体系总体方案、实施意见，出台地方金融监管指导意见和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最后是应完善地方金融风险管理三项机制，第一金融风险监督机制、预警机制，第二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第三金融投资者、消费者保护机制。 第四个问题，金融供给端要提高服务能力，应加强离岸在岸协调。一要选择离岸在岸对接协调，首先要确定模式是内外一体还是内外分离还是渗透型，或者是我们选择内外分离型然后渗透型的方式然后选择离岸在岸对接的程序，美国原来有国内美元和欧洲美元，一种美元两个价格长期不同的波动尤其产生了离岸在岸的问题，所以1980年美联储建立了特制的账号解决这个问题。日元向美国学习建立了一个特殊账号，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二要搭建离岸在岸对接平台。目前为止除了沪港通，深港通等等，那么在银行证券保险之外金融领域我们可以逐步建立更广泛的对接平台。三要设立离岸在岸的对接账号，目前我们国家上海自贸区用的账号是FT，也用了OSA这个特殊账号，在粤港澳特殊账号都把它印上了文件，但是我们认为NRA也是能够与全国清算结算体系有效对接的，如果在粤港澳大湾区和贸易区用这些特殊账号可以学习其他国家，所以离岸在岸的对接非常重要。四要建立与实体经济匹配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体系，为国家产业转型和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 第五个问题，中国金融要弯道超车应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路径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国家要由支付货币变成投资货币，变成储备货币，变成锚货币，靠的是什么，为什么后来美元可以替代英镑，其中就在于第一当时英镑捆绑煤炭进行了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美元有各种渠道，但是主要的捆绑石油交易形成了国际清算结算的唯一支付结算货币。那么与能源，尤其是大宗能源捆绑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加快弯道超车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从碳排放方面思考，如果把碳排放权捆绑人民币结算，沿着“一带一路”把碳排放商品衍生到国际市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加快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路径，所以弯道超车也要探讨在国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路径。 第六个问题，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该找准金融服务突破的重点，比如金融科技创新和网络平台发展，目前网络平台综合发展的趋势，网络平台金融发展的趋势和网络金融挑战的趋势等。面对这些客观现实，一方面，可以加强网络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搭建平台，推动金融供给侧的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第七个问题，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是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从地方实践和金融发展的角度上，我们认为金融发展要建立在金融稳定的磐石上，在规则下促竞争，在稳定中求发展。第一要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第二要更加注重金融稳定的法制基础和监管体系，第三要更加注重市场化处置金融风险的应对机制建设，第四要更加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真正达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 第八个问题，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要探讨国际金融体系的倡议与方案。以推进国际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与实体经济的理念创新，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创新，加强国际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而金融部级的创新为切入点，实现我国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中，有中国方案、中国声音、有中国的话语权，中国应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完善。我们国家人民币走向国际舞台应该怎么样有自身的声音、自身的方案和话语前，需要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有效的探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和参与方案才能真正的让金融供给侧取得实际成效，这是我从宏观方面谈到8个金融供给侧需要思考和推动的事项，谢谢大家！[详情]

　　胡晓炼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出席论坛并演讲。 胡晓炼表示，金融业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健全金融的法制环境，建立完善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律规则体系。第二，要更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营造包容的监管环境，在提升监管有效的同时，要有利于金融的创新。第四，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提升金融业的开放，促进全球竞争力的提高。第五，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第六，金融机构自身要强身健体，增强竞争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胡晓炼：当今，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角度看，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各国经济通过跨境贸易投资等快速发展、深度融合；但是，我们也处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单边主义兴起、贸易增长势头受抑的曲折阶段上。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发展是我们当前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看短中期主导货币流向的形势 ——货物贸易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是增长提质升级的助推器。过去20年，贸易顺差快速积累，顺差规模从1999年的329亿美元，快速攀升到2015年的5762亿美元，随后开始有所回落，到2018年顺差降至3952亿美元，四年时间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服务贸易方面。与货物贸易一样，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但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主要是生产性服务，如教育、法律、会计等高端服务竞争能力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服务贸易需求旺盛。过去十年，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且持续扩大，从2009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922亿美元。 目前，我国正在实施扩大进口政策，世界贸易格局正在调整，中期来看货物贸易趋向更加平衡是大概率前景；而服务贸易的平衡则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短中期看，逆差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决定国际收支资金走向的基础出现变化，基于经常项目大额顺差带来的外汇资金持续流入积累或将有所改变。 ——资本和金融项目方面，变化最为显著。过去20年，持续并不断扩大的逆差在2008年达到4394亿美元的高点后连续大幅度改善，2014年逆差收窄至1692亿美元，到2018年底则实现超过1111亿美元的顺差。伴随这一转变，最显著的因素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我国境外投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幅增长，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 这些现象表明，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正在从商品输出入大国走向商品输出入和资本输出入的大国；从接纳国际产业链转移到在继续保持较完善产业链体系的同时，主动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产能优化布局；从以产品为纽带联结世界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到以产品和资本双纽带联结世界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人民币走出去的基础更加坚实。 当前，全球化历史潮流中出现了一些曲折，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削弱全球化的动作不断，甚至出现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阻碍甚至意图切断全球化，在贸易投资、企业合作、技术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竖起壁垒。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和保障，会不会也遭受这股逆流的冲击？作为全球主要支付、结算、投资、储备的国际货币，能不能给我们的全球商业活动、经济行为以安全的保障？ 综上所述，在贸易投资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在市场主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防范金融风险的各项工作更加紧迫的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得更快一些。 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这篇大文章，我国金融业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实体经济是金融活动的基础，金融机构是承载货币作用的平台，没有高效、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人民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走深走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2018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268万亿元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的“2018年全球银行100强”中，中国有16家银行入围前50强；我国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规模、保险均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但距离金融强国还有不少差距。 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品牌影响力还不高，走在国门之外，除了华人华侨，还有多少人认识并使用中国金融机构的服务？在国内，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实体经济中许多市场主体的期望有差距，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不绝于耳；金融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与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遍地开花相比，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滞后。有多少企业的海外融资需求和全球化金融服务需求能够从驻在国中资金融机构处获得满足？这也是我们听到的企业反应走出去的一个突出难题。与外资金融服务对比，反差更是明显，外资在华企业绝大多数都能从其母国金融机构在华分支中获取所需的全面金融服务，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服务口号就是：为本国跨国公司服务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国金融业（金融机构）大而不强是人民币际化的软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要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竞争能力。金融业竞争力的提高不仅是单个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高，更是整个金融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健全法治环境，建立完善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律规则体系。金融业的规则完整清晰、公开透明，金融机构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依规经营，良好的竞争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金融机构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国金融法律规则要与国际上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规则相接轨，如果我们的金融规则与国际规则不一样，我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在国际上经营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就会在起步阶段处于劣势。 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金融市场中最基础的要素价格，利率市场化是发挥金融机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唯有减少对价格的变相管制、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才能让利率成为真实反应资金供求、体现差异、覆盖风险的价格信号；只有价格信号真实、灵敏，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三，营造开放包容的监管环境，鼓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保证金融发展有规可依、依章办理。这就需要在监管制度上，不断推进金融监管政策的标准统一，消除监管政策中的灰色地带；监管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行为监管相配合，要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反洗钱等危害国家安全的金融犯罪行为严加监管，对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一般性合规问题通过加强金融机构自身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加以防范。开放包容的监管有利于激发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鼓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第四，要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开放提升金融机构全球竞争力。今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强调内外资一致原则，这意味着内外资金融机构未来竞争将更加充分，这就要求中资金融机构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创新，努力提升金融服务来提高竞争力。当然，金融开放不仅仅是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还要在金融环境优化、金融法治建设等方面更加开放，提高可预期性，使得外资金融机构愿意进入并且深耕中国市场、扩大经营；同时，金融开放是双向开放，我国金融机构也要更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国际环境下做大做强。 第五，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要以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为目标，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实现资本市场与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金融业主动脉足够强大，需要注意毛细血管的通畅，中小银行要走出与大银行同质化竞争的发展道路，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形成适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第六，金融机构自身要强身健体，加强公司治理能力，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我国的金融机构要抛弃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从做大为先转为做强为首，把拼规模求速度，转变为重质量、求精细，找准定位，深耕细作。要完善公司治理，大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责清晰，监督制衡。激励约束机制科学，风险管控体系有效，服务高效精准。[详情]

　　肖钢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出席论坛并演讲。 肖钢表示，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肖钢在演讲中提到，股市开放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 肖钢在演讲中指出，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根据论坛的主题，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中国股市开放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都知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就是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根据这个决定，最近几年在股市的改革开放方面，特别是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这里简要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到2018年底，QFII的机构到了309家，额度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到了3千亿美元的额度，规则也在不断的修订。沪深港通、沪伦通都继启动了，效果很好。沪港通、深港通这些虽然是“管道式”的开放，但意义重要。这是在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兑换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项下完全开放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让金融交易特别是股票交易开放，这个管道形成一个闭环，外资进来时能买股票，把股票卖掉的钱当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内，进来的钱不能买房地产和投资其他，只能买股票；股票随时可以卖掉，卖掉以后的钱可以回去。 另外一点，大家可能讨论的很少，这种情况下股市要开放，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个地方的市场的基本的规则，投资者的交易的习惯都不改变，完全按照国际投资者的习惯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国股市的制度与规则也不改变，在此前提下实现了互联互通，意义很大。 现在外资进来的比较多，MSCI指数的纳入已经到了20%的比重，证券服务业的开放也在积极的推进，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为什么要开放？实际上我想从这4个方面来讲股市开放的积极意义。 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从外资投资的行为特征分析来看，20多年他们多数还是属于价值投资型的，它不是像我们散户一样追涨杀跌，一般来讲股市高的时候他会走，股市低的时候反而会进来，跟我们现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交易的行为是形成明显的反差，另外外资机构换手率远远低于我们国内的换手率，大家知道我们的换手率很高。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MSCI纳入A股的成分，经过了好几轮，实际上要逐步的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使得中国的A股成为世界的可选资产，可投资的资产。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金融服务业、证券服务业是一个竞争的行业，可以促进我们的竞争，增强我们的能力。 最后，是服务开放型经济体的增长。要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没有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股市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这个表列了一下美国最多，即使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孟买，也还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内上市，中国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比如巴西，马来西亚、埃及都还是有外国公司上市。我们国家是零，这是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债券市场也是这样的，债券市场开放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还不够。 股票市场开放以后会带来几个风险和挑战，第一个风险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一定会增加我们国内市场的波动性。管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这一点是各个国家都要遇到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要看到它给跨境资本的进出会频繁。 另外现在看得出来中国的A股市场随着不断开放的进程，不断的开放。我们的A股市场和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明显增强。所以这样输入性的风险会加大，特别是我们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经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频繁的联动，这个相关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们有一句话叫跟跌的效应要比跟涨的效应强，实证分析研究出来的。开放当中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外资持股的比例。我们现在不超过30%，这是一个平衡。如果外资持股比例过高，担心核心资产流失的问题，太低了也不利于企业的重组并购，也不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制造业，所以这个问题各国的经验不一样。下一步我们股市开放这是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我们是掌握什么样的外资控股的限制，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比较合适，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最后，对本土证券行业的影响，总的来讲我们的证券行业规模比较小，资本的实力不是很强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这个方面外资进来以后一方面促进我们的竞争，提升我们的水平，同时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证券公司也会被市场淘汰。 最后，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资本项目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完全可兑换，股票市场全面系统的开放也做不到，这两者也是要有一个统筹，当然这个中间很复杂，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很复杂，到底怎么样来统筹需要好好考虑的。 第二，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外资进来越来越多，怎么样来加强对它的监测，我觉得应该借鉴外国的市场经验与做法。从外资进入开始每个账户都有标识，以便于及时的跟进统计，加强监测。 第三，解决股票市场配套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的问题。适时增加市场风险对冲工具，防止境外市场价格影响境内市场。 第四，股市开放了以后，我们国内的法律、规则怎么样延伸。拓展到域外这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们的机构要走出去，境内法律的管辖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最后，怎么样完善跨境联合监管的协调机制更为重要。否则很多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权益纠纷的问题，规则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总之股票市场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和积极作用，同时要看到作用，同时要看到它的风险和挑战，后续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监管。[详情]

　　肖钢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出席论坛并演讲。 肖钢表示，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肖钢在演讲中提到，要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外资进来越来越多，怎么样来加强对它的监测，应该借鉴外国的市场经验与做法。从外资进入开始每个账户都有标识，以便于及时的跟进统计，加强监测。 肖钢在演讲中指出，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根据论坛的主题，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中国股市开放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都知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就是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根据这个决定，最近几年在股市的改革开放方面，特别是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这里简要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到2018年底，QFII的机构到了309家，额度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到了3千亿美元的额度，规则也在不断的修订。沪深港通、沪伦通都继启动了，效果很好。沪港通、深港通这些虽然是“管道式”的开放，但意义重要。这是在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兑换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项下完全开放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让金融交易特别是股票交易开放，这个管道形成一个闭环，外资进来时能买股票，把股票卖掉的钱当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内，进来的钱不能买房地产和投资其他，只能买股票；股票随时可以卖掉，卖掉以后的钱可以回去。 另外一点，大家可能讨论的很少，这种情况下股市要开放，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个地方的市场的基本的规则，投资者的交易的习惯都不改变，完全按照国际投资者的习惯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国股市的制度与规则也不改变，在此前提下实现了互联互通，意义很大。 现在外资进来的比较多，MSCI指数的纳入已经到了20%的比重，证券服务业的开放也在积极的推进，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为什么要开放？实际上我想从这4个方面来讲股市开放的积极意义。 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从外资投资的行为特征分析来看，20多年他们多数还是属于价值投资型的，它不是像我们散户一样追涨杀跌，一般来讲股市高的时候他会走，股市低的时候反而会进来，跟我们现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交易的行为是形成明显的反差，另外外资机构换手率远远低于我们国内的换手率，大家知道我们的换手率很高。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MSCI纳入A股的成分，经过了好几轮，实际上要逐步的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使得中国的A股成为世界的可选资产，可投资的资产。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金融服务业、证券服务业是一个竞争的行业，可以促进我们的竞争，增强我们的能力。 最后，是服务开放型经济体的增长。要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没有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股市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这个表列了一下美国最多，即使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孟买，也还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内上市，中国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比如巴西，马来西亚、埃及都还是有外国公司上市。我们国家是零，这是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债券市场也是这样的，债券市场开放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还不够。 股票市场开放以后会带来几个风险和挑战，第一个风险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一定会增加我们国内市场的波动性。管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这一点是各个国家都要遇到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要看到它给跨境资本的进出会频繁。 另外现在看得出来中国的A股市场随着不断开放的进程，不断的开放。我们的A股市场和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明显增强。所以这样输入性的风险会加大，特别是我们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经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频繁的联动，这个相关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们有一句话叫跟跌的效应要比跟涨的效应强，实证分析研究出来的。开放当中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外资持股的比例。我们现在不超过30%，这是一个平衡。如果外资持股比例过高，担心核心资产流失的问题，太低了也不利于企业的重组并购，也不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制造业，所以这个问题各国的经验不一样。下一步我们股市开放这是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我们是掌握什么样的外资控股的限制，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比较合适，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最后，对本土证券行业的影响，总的来讲我们的证券行业规模比较小，资本的实力不是很强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这个方面外资进来以后一方面促进我们的竞争，提升我们的水平，同时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证券公司也会被市场淘汰。 最后，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资本项目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完全可兑换，股票市场全面系统的开放也做不到，这两者也是要有一个统筹，当然这个中间很复杂，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很复杂，到底怎么样来统筹需要好好考虑的。 第二，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外资进来越来越多，怎么样来加强对它的监测，我觉得应该借鉴外国的市场经验与做法。从外资进入开始每个账户都有标识，以便于及时的跟进统计，加强监测。 第三，解决股票市场配套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的问题。适时增加市场风险对冲工具，防止境外市场价格影响境内市场。 第四，股市开放了以后，我们国内的法律、规则怎么样延伸。拓展到域外这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们的机构要走出去，境内法律的管辖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最后，怎么样完善跨境联合监管的协调机制更为重要。否则很多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权益纠纷的问题，规则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总之股票市场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和积极作用，同时要看到作用，同时要看到它的风险和挑战，后续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监管。 [详情]

　　7月6日，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2019国际货币论坛上表示，沪港通、深港通目前属于管道式开放，不属于系统性开放，中国股市跟国外市场不同，如没有做空机制等，所以我们的互联互通机制能够满足不同交易者的交易习惯。股市开放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让更多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进来。 肖钢还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还比较低，没有一家境外企业上市。 肖钢提到，A股和美股联动特征体现在：跟跌效应显著强于跟涨效应，当美股大幅调整时，A股基本同步振荡，美股下跌幅度越大，A股次日下行概率显著增加。[详情]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2019国际货币论坛上表示，股市开放需要与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统筹安排、协调推进，重视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此外，在加强监管方面，肖钢指出，要加强跨境资金流动检测，积极应对海外市场溢出影响，同时应加快解决股票市场配套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的问题等。[详情]

　　肖钢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出席论坛并演讲。 肖钢表示，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肖钢在演讲中提到，要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外资进来越来越多，怎么样来加强对它的监测，应该借鉴外国的市场经验与做法。从外资进入开始每个账户都有标识，以便于及时的跟进统计，加强监测。 肖钢在演讲中指出，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以下为演讲实录： 肖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根据论坛的主题，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中国股市开放的机遇和挑战。 大家都知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就是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要加快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根据这个决定，最近几年在股市的改革开放方面，特别是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这里简要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首先，引入了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到2018年底，QFII的机构到了309家，额度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到了3千亿美元的额度，规则也在不断的修订。沪深港通、沪伦通都继启动了，效果很好。沪港通、深港通这些虽然是“管道式”的开放，但意义重要。这是在资本项下没有完全兑换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项下完全开放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让金融交易特别是股票交易开放，这个管道形成一个闭环，外资进来时能买股票，把股票卖掉的钱当天就回去，不能停留境内，进来的钱不能买房地产和投资其他，只能买股票；股票随时可以卖掉，卖掉以后的钱可以回去。 另外一点，大家可能讨论的很少，这种情况下股市要开放，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很巧妙的做法，什么意思？各个地方的市场的基本的规则，投资者的交易的习惯都不改变，完全按照国际投资者的习惯和交易的模式做交易。中国股市的制度与规则也不改变，在此前提下实现了互联互通，意义很大。 现在外资进来的比较多，MSCI指数的纳入已经到了20%的比重，证券服务业的开放也在积极的推进，交易所也走出去了。 为什么要开放？实际上我想从这4个方面来讲股市开放的积极意义。 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首先，引入了优质资源，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从外资投资的行为特征分析来看，20多年他们多数还是属于价值投资型的，它不是像我们散户一样追涨杀跌，一般来讲股市高的时候他会走，股市低的时候反而会进来，跟我们现在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交易的行为是形成明显的反差，另外外资机构换手率远远低于我们国内的换手率，大家知道我们的换手率很高。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MSCI纳入A股的成分，经过了好几轮，实际上要逐步的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需求，使得中国的A股成为世界的可选资产，可投资的资产。 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第三，有利于引入良性竞争。金融服务业、证券服务业是一个竞争的行业，可以促进我们的竞争，增强我们的能力。 最后，是服务开放型经济体的增长。要建立高水平的经济体，没有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股市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这个表列了一下美国最多，即使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孟买，也还是有外部的公司在境内上市，中国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比如巴西，马来西亚、埃及都还是有外国公司上市。我们国家是零，这是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债券市场也是这样的，债券市场开放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还不够。 股票市场开放以后会带来几个风险和挑战，第一个风险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一定会增加我们国内市场的波动性。管理不当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这一点是各个国家都要遇到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要看到它给跨境资本的进出会频繁。 另外现在看得出来中国的A股市场随着不断开放的进程，不断的开放。我们的A股市场和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明显增强。所以这样输入性的风险会加大，特别是我们和美股大家都知道，经常看到A股和美股相互频繁的联动，这个相关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们有一句话叫跟跌的效应要比跟涨的效应强，实证分析研究出来的。开放当中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外资持股的比例。我们现在不超过30%，这是一个平衡。如果外资持股比例过高，担心核心资产流失的问题，太低了也不利于企业的重组并购，也不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制造业，所以这个问题各国的经验不一样。下一步我们股市开放这是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我们是掌握什么样的外资控股的限制，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比较合适，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最后，对本土证券行业的影响，总的来讲我们的证券行业规模比较小，资本的实力不是很强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这个方面外资进来以后一方面促进我们的竞争，提升我们的水平，同时可能有一些弱小的证券公司也会被市场淘汰。 最后，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第一个建议，股市开放要积极稳妥，应该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度还是比较快，汇率的改革应该要同步推进，同时要跟资本项目可兑换来统筹安排。 资本项目如果最终不能实现完全可兑换，股票市场全面系统的开放也做不到，这两者也是要有一个统筹，当然这个中间很复杂，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很复杂，到底怎么样来统筹需要好好考虑的。 第二，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外资进来越来越多，怎么样来加强对它的监测，我觉得应该借鉴外国的市场经验与做法。从外资进入开始每个账户都有标识，以便于及时的跟进统计，加强监测。 第三，解决股票市场配套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的问题。适时增加市场风险对冲工具，防止境外市场价格影响境内市场。 第四，股市开放了以后，我们国内的法律、规则怎么样延伸。拓展到域外这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们的机构要走出去，境内法律的管辖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 第五，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越来越多的外资证券公司，外资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要切实加强监管。 最后，怎么样完善跨境联合监管的协调机制更为重要。否则很多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权益纠纷的问题，规则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总之股票市场的开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和积极作用，同时要看到作用，同时要看到它的风险和挑战，后续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监管。[详情]

　　王芳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IMI副所长王芳出席论坛并演讲。 王芳表示，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适配的金融体系，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高水平金融开放可提高资本流动性，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效率；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提高金融效率。 王芳在演讲中提指出，高水平金融开放可增强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有助于实现多元化投资组合、改善融资结构、促进金融机构有序竞争；只要应对好开放过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有望提高整个经济和金融的稳健性。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给，可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普惠金融。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芳：很荣幸在这里为大家解读今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由陈雨露教授牵头建立起来、涂永红教授带队的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感谢大家踏实努力和坚持不懈，才有了今天的研究成果。感谢在报告选题、论证、调研、撰写、评审等各个环节给予无私帮助、提供宝贵的建设性意见的校内外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们。感谢财政金融学院和国际货币研究所的同事们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在座各位领导和嘉宾们长期以来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持续关注。 2019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课题组共提出七个核心观点，以下分三个部分为大家进行解读。 第一部分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核心观点一：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强势反弹，人民币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官方储备构成年度亮点。 RII指数可以客观描述人民币在贸易、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各方面的国际使用程度。2009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时，RII只有0.02%。2018年底RII达到2.95%。今年第一季度RII的初步匡算值为3.20%。2018年RII波动性变大：上半年刚走出前期低谷，强势反弹创出历史新高；下半年又快速滑落，然后在次高位附近重新企稳。 从指数构成看，贸易项下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进。对外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份额稳定在16%以上，全球占比为2%；人民币结算仍然以货物贸易为主，但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更快，发展趋势向好。2018年上海金、人民币铁矿石期货、人民币原油期货等相继挂牌交易，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形成突破。 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增长。在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综合占比2018年底达到4.90%，成为决定RII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直接投资严重萎缩之际，人民币直接投资显著增加，RII推至历史性高点4.91%——这使得人民币超过了英镑和日元、在2018年第二季度短暂地位列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但金融交易波动大，带动着指数也快速回调。 储备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年度亮点。加入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一直稳步提升，2019年第一季度已超过2100亿美元，占比1.95%，是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另外根据SWIFT数据，2019年5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为1.95%，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过去十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变化，目前已跻身主要国际货币行列。同时期的美元国际化指数从49.52%升至51.95%，欧元从29.83%降至25.75%，英镑基本保持在4.0%左右，日元从3.34%升到4.38%。 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走得既快又稳，依靠的是中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贸易地位、币值基本稳定以及持续推进的金融改革与开放。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挑战包括，能否顺利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能否经得住以贸易摩擦为开端的极限外部压力考验，以及能否坚定地走好对外开放之路。 第二部分是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三者关系的论证。 核心观点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于富有效率、稳健有序和包容共享，高质量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未来。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涉及三个维度。第一，高质量发展是富有效率的。提高效率是经济发展的永恒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多方力量，不断降低单位经济效益所消耗的成本。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稳健有序、风险可控的。即在发展过程中要平衡好效率与稳健的关系，使经济波动在可接受范围内、金融风险在可控制水平下，可持续地健康发展。第三，高质量发展是包容共享的。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平衡，促成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也就是说，发展方式是开放的，发展效果要落实到全社会、全人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高质量经济发展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有效率的、稳健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稳定市场信心，推动人民币完整地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包容的发展欢迎全世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这种开放态度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背书。其次，赋予人民币国际化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属性。当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是富有效率的、稳健有序的、包容共享的，那么疑虑或抵触就会被肯定与欢迎态度所取代。中国能否最终实现与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非居民使用和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与程度。 核心观点三：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适配的金融体系，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研究发现，高水平金融开放可提高资本流动性，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效率；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提高金融效率。高水平金融开放可增强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有助于实现多元化投资组合、改善融资结构、促进金融机构有序竞争；只要应对好开放过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有望提高整个经济和金融的稳健性。高水平金融开放有利于增加多元金融供给，可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促进普惠金融。有利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国际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发展进程影响巨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放，可能因负面冲击而发生灾难性后果。因此，高水平金融开放要在进一步改革中实现。第三部分即我们认为应当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要通过改革为高水平金融开放创造有利条件。 核心观点四：培育适应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合格的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如果实体经济的开放度不高或是国际竞争力有限，金融开放后容易发生资本净流出，可能错失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等重大机会。所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要率先突破一些全球性、引领性的关键技术，占领科技创新高地；要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取国际产业链重构的主导权；要通过进口博览会等新的贸易、投资平台，促进全球产业合作，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金融开放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特别是在国际环境趋紧的情况下，风险挑战就更加突出。如果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或是合规意识不强，就会放大开放中的消极影响。所以，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加强跨境业务的风险管理能力，尤其要对部分国家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做好防范。 核心观点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深化改革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工作重点。 以开放促改革，在改革中进一步开放，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总结。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必须协调推进。 发展货币市场，是掌握人民币利率定价权并支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传导顺畅的关键。要放宽市场准入资格，打通子市场之间的屏障，为发挥基准利率作用做好准备；要加强短端利率挂钩衍生产品的开发，为机构提供套期保值和资产负债管理工具，为市场提供用于预测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参数。 债券通”等安排提高了债券市场开放度，但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权类债券市场，还要进一步改革。要完善做市商制度，丰富投资者结构，提升市场流动性。要尽快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的头寸转换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便利性。本土评级机构要充分整合已有的资源和数据，形成核心竞争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在境内外两个市场提供评级服务，提高评级结果的国际接受度。 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有限，开放深度不足。比如，尚未准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股票类证券；包括沪伦通在内现有的开放措施都属于“管道式”开放，有严格的额度管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开放；而且双向跨境融资和资金规模也不平衡。A股纳入明晟指数及其权重上调，虽然标志着股票市场国际化水平提高，但市场成熟度仍然不够理想。当务之急是提高本土证券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完善交易制度，健全监管制度，引导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资本账户开放、宏观审慎管理等配套改革协调推进，形成立体的多元化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 外汇市场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目标，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和可溯性。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健、外部条件较为均衡的情况下择机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当前主要侧重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包括：进一步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提供外汇风险管理工具；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更多交易主体；审慎适时放开实需原则，允许适度投机交易，研究人民币保证金外汇杠杆交易，增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及时有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监控体系，为防范开放中的潜在风险、优化金融管理政策等提供依据。 核心观点六：抓紧建设安全、高效、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兼顾硬件与软件，重视发挥CIPS对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功能。 金融基础设施是资金运动的“高速公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基础设施未明确国际投资者的接入方式，只有极少数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金走出去和引进来均存在障碍。要加强以人民币支付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交易、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的硬件设施联通，同时加强金融标准、金融制度等软件建设。 2018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上线运行，已成为人民币跨境清算服务的主渠道。数据显示，CIPS为“一带一路”沿线的900余家银行法人提供服务，为资金融通提供了有效支撑，为实现“五通”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CIPS支持当前股票市场各种“管道式”的开放机制，还引入两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作为直接参与者，并针对性地制定了配套准入机制，优先支持开展“债券通”结算业务，助力中国金融市场实现双向开放。未来要积极研究与更多境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积极推动与国际标准化战略对接，推动中国金融标准走出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 核心观点七：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高开放中的金融管理能力，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产业优势。 今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种外资管理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营商环境的稳定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目前，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减至40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减至37条，未来可能继续缩短。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建立起开放—保护的平衡机制，更好地兼顾利用外资与维护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为高水平金融开放把好风险关。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强化法理基础，管理重心转向事中审查，外汇管理做到“宽准入严监管”，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增加国家安全兜底条款，完善安全审查机制，建议成立国务院直管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聘请高级专家对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提出专业咨询；健全听证会、行政复议等事后救济制度。 近年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呈现出规模巨大、波幅增大、波动周期缩短等特点。在外部环境趋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流动会形成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扰动，最终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从实证研究结果和各国政策实践来看，宏观审慎政策要比传统的资本管制更适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宏观审慎对预防系统性风险更加有效；通过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干扰，从而对构建双支柱框架更加有利。应加强以银行资产、负债为目标约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多种宏观审慎工具搭配使用，实现货币政策体系、资本管制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配合，提升管理效率。 我对报告的解读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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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  新浪财经讯 7月6日消息，2019国际货币论坛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论坛并演讲。 刘伟表示，货币资本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流动性最强、最活跃的要素，健康、开放的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伟：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19国际货币论坛，与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等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宏观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自身学科特色和人才优势，致力于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积极发布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国际性的研究报告，成为新时期国家建设发展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发挥智库作用的重要成果之一。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组织专家团队研究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至今已经有8年时间。 从2012年至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分别就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创设、世界贸易格局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战略、货币国际化与宏观金融风险管理、强化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结构变迁中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等主题展开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 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关注，并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等版本，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等地同步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界与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这一主题，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以及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微观主体、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管理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些有益的讨论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在新时代开放条件下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宝贵的思想成果。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谓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其本质是我们在主动地进行增长动能的转换，要在稳增长基础上调结构，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知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微观效率提升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经济增长的均衡。 货币资本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流动性最强、最活跃的要素，健康、开放的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基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目前我国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现实动力。今天大家相聚在此，围绕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一定能够为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意的借鉴和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大家莅临国际货币论坛，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关心下，国际货币论坛一定能够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平台，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一定能够成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的行动指南，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演讲稿未经演讲人审核）[详情]

　　第八届（2019年度）国际货币论坛 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莅临演讲·对话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未来新的发展战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适应当前的经济和货币格局，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多层次统筹和协调，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全方位提高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金融开放”“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学术论文研讨会”“中美学生领袖金融对话”等七大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亮点一：《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发布，聚焦“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 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报告以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高水平金融开放所需要的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管理等需要实现的目标。 坚实稳步的改革开放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助力。改革有助于实现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同时高水平的金融开放能够有效地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而高质量经济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在主题四“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金融开放”论坛中，也将对如何通过进一步有效务实的改革，实现高水平金融开放，同时增强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行探讨。 亮点二：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防范化解风险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在主题一“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分论坛中，来自政府部门、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高管以及专家学者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与多角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倾情解读。 亮点三：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主题二“财税改革与 ‘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分论坛中，来自国内监管机构、研究发展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专家将带来精彩演讲，并在圆桌研讨中围绕如何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亮点四：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 在资管新规系列文件的框架下，2018年12月2日，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之后包括国有五大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申请设立理财子公司并获批。对于资管行业来说，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出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理财子公司和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将成为竞争对手，长期来看势必对其资产管理规模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理财子公司在发展初期的投资管理能力相比公募基金及券商资管还存在差距，短期内可能会通过外部投资顾问形式进行，这也为投研能力较强的公募基金和券商带来新机会。在主题三“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中，银行、证券以及资产管理机构高管将对银行理财子公司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转型进行深入探讨。 亮点五：《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9）》新书发布，聚焦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 如今，全球经济再度走向分化，国内经济增速下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环境已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科技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新时代的第一动力。“科技+金融”开启了全新的3.0时代，一方面，金融行业不断借助数字技术解决行业痛点，另一方面，科技手段也通过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变革升级。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在当今中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将技术创新有效转化为金融模式变革？在主题五“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分论坛将围绕此为大家带来精彩演讲。此外，会议中将发布《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9）》新书，并举行“金融科技奖学金”设立仪式。 国际货币论坛简介 国际货币论坛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性年度论坛，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论坛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论坛吸引了来自欧、美、亚、非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包括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陈雨露，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A． Mundell，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法国财政部原部长、欧洲50人论坛主席Edmond Alphandery，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苏宁，香港金融管理局原总裁任志刚，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Yaseen Anwar，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著名货币金融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Steve H． Hanke，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摩根大通亚太监管战略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亚太部门主管Anoop Singh，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联席主席David Marsh，卢森堡大学校长Rainer Klump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等。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简介 为了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历程，客观反映这一漫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从2012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尽管发布的时间不长，但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报告以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高水平金融开放所需要的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管理等需要实现的目标。[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金融开放”“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学术论文研讨会”“中美学生领袖金融对话”等七大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新浪财经将全程直播！ 第八届（2019年度）国际货币论坛 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莅临演讲·对话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未来新的发展战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适应当前的经济和货币格局，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多层次统筹和协调，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全方位提高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于7月6日（周六）-7日（周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金融开放”“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学术论文研讨会”“中美学生领袖金融对话”等七大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亮点一：《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发布，聚焦“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 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报告以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高水平金融开放所需要的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管理等需要实现的目标。 坚实稳步的改革开放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助力。改革有助于实现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同时高水平的金融开放能够有效地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而高质量经济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决定因素。在主题四“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金融开放”论坛中，也将对如何通过进一步有效务实的改革，实现高水平金融开放，同时增强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行探讨。 亮点二：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防范化解风险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在主题一“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分论坛中，来自政府部门、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高管以及专家学者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与多角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倾情解读。 亮点三：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主题二“财税改革与 ‘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分论坛中，来自国内监管机构、研究发展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专家将带来精彩演讲，并在圆桌研讨中围绕如何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化解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亮点四：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 在资管新规系列文件的框架下，2018年12月2日，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之后包括国有五大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申请设立理财子公司并获批。对于资管行业来说，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出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理财子公司和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将成为竞争对手，长期来看势必对其资产管理规模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理财子公司在发展初期的投资管理能力相比公募基金及券商资管还存在差距，短期内可能会通过外部投资顾问形式进行，这也为投研能力较强的公募基金和券商带来新机会。在主题三“资产管理与银行理财子公司：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中，银行、证券以及资产管理机构高管将对银行理财子公司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转型进行深入探讨。 亮点五：《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9）》新书发布，聚焦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 如今，全球经济再度走向分化，国内经济增速下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环境已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科技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新时代的第一动力。“科技+金融”开启了全新的3.0时代，一方面，金融行业不断借助数字技术解决行业痛点，另一方面，科技手段也通过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变革升级。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在当今中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将技术创新有效转化为金融模式变革？在主题五“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分论坛将围绕此为大家带来精彩演讲。此外，会议中将发布《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19）》新书，并举行“金融科技奖学金”设立仪式。 国际货币论坛简介 国际货币论坛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性年度论坛，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论坛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论坛吸引了来自欧、美、亚、非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包括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陈雨露，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A． Mundell，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法国财政部原部长、欧洲50人论坛主席Edmond Alphandery，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苏宁，香港金融管理局原总裁任志刚，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Yaseen Anwar，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著名货币金融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Steve H． Hanke，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摩根大通亚太监管战略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亚太部门主管Anoop Singh，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联席主席David Marsh，卢森堡大学校长Rainer Klump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等。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简介 为了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历程，客观反映这一漫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从2012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尽管发布的时间不长，但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报告以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高水平金融开放所需要的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管理等需要实现的目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