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详情]
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详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详情]
首都经贸大学校长付志峰[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详情]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详情]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详情]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详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连城[详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详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详情]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详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详情]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建强[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目前来讲，从不同所有制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远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现在民营企业它的杠杆周期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杠杆周期，但是国有企业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去杠杆的过程。“所以，未来要去杠杆可能主体还落在国有企业上，当然更多的是从效率改进的角度来说。” 常欣进一步指出，核心要化解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最终的特别重要的还是要关闭所谓的僵尸企业，重新资产配置，通过效率改进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的资产负债率。[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物价波动的启示，物价波动中的公众预期因素不断增加。 对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优化企业成本结构并进，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加强冻胀预期管理，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地方价格监管水平与预警能力。 陈乐一介绍，在“物价云”方面，需进一步推动物价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互联网+物价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监测。深化国内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放开国内市场价格，完善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全方位的价格联动监管。实行结构性的价格运行调节，确保价格平稳运行。[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建强出席并演讲，主题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彭建强强调，“这两句话要变成一句，缺一不可，不能光关注前面的不管后面。” 雄安新区的定位，一方面首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承载地，同时雄安新区的定位非常高，是一个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彭建强表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一方面是承接地，另一方面，它有自己非常高端的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城市的要求。“不是北京转移什么雄安就承接什么，雄安只能承接符合雄安定位的，符合雄安发展需要的这些东西。”例如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总部、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北京得转出一些高水平的东西，低的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去。” 彭建强认为，雄安新区有引领和示范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高端的先进的现代化城市的物质基础示范，更是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才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区，才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的新区。”[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但现在为什么现在有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李建伟认为，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他提出，可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建伟：我想讲一下收入分配里居民的收入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或者为什么是正态分布，如果正态分布的话，后面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1955年库兹捏茨的倒U理论成立不成立。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布的分布特征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做一下估计，最后提点政策建议。 我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它的分布肯定是一个正态分布，很多次有学者给我提出质疑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这个说法，说听说过收入分布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拿了80%的收入，没有听说收入分布是正态，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所谓的二八定律是财富规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我们这里研究收入分布的正态特点是人群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人群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形态。 为什么说收入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想来想去想到了智商，这篇文章在《改革》发了，国内外的学者研究都表明居民的智商分布是一个正态分布，美国学者研究非常有名，这些人研究完了以后据说走到大街上被人打，为什么你是聪明人，我们的孩子就是笨蛋。但是他的研究还是有道理的，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也是这样，智商分布基本是正态分布的。 欧洲学者研究各个国家之间智商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解释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在改革，中国能够成功，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平均水平在全球是很高的，中国人聪明。都是用智商分布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关于智商影响因素美国学者市教育可以给许多人赋能，但是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100的人经过严格训练以后和一个高智商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高智商的人要好，但是这个聪明的人他后面一旦有了机会以后肯定会后来居上。我们国内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小孩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跟美国学者研究的结论差不多的，因为文化水平高的父母一般来说也是聪明的父母。所以，他就把高智商这个因素遗传给了孩子。另外，他可以提前开发小孩的智商，让他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学习考试过程中可能比别的孩子成绩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智商分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或者智商本身是不是先天的。我认为智商先天性这一块还是有道理的。 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你学习条件不一样，比如说你把学习资源更多的给了聪明的孩子，改革开放初期聪明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个正态分布。至于说如果人力资本的边际都是收益不变，你转移越多，人力资本的差距会越大。如果人力资本都是收益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你转移它有一个极限，转移到一定程度达到最大值以后再过度转移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下降，而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把结论告诉大家。 无论怎么说，智商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种正态分布。而这种学习资源的调整它会改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的水平，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你的转移有一个最高值，它不可能是无限扩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论。 从人力资本我们再延续到居民收入，居民收入这块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工资性收入、你拥有多少人力资本能获取的报酬。第二块是财产性收入，第三块是转移支付。这是我们平常分析收入来源四部分，我们把前两部分归结为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后两部分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智商和人力资本均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收入也必然是一个正态分布。需要强调的，既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基本是呈递减的，也就是你给他的时间越多，他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你调整这个学习资源前期可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收入的平均水平，但是它有一个极值，过了这个极值以后他就会继续改变，就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反过来大家把更多的学习机会给低智商的人，这时他的提升水平也有一个极值。高智商和低智商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也有一个极值，达到这个极值你进一步转移它就不会进一步缩小了，可能会扩大了。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收入分布。第一，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第二你调整学习教育资源优极限，并不是无限扩大的。 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到底是不是呈倒U型的？通过这个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做出解释。比如早期我们整个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讲机会平等，通过你个人的能力获取学习机会，这时聪明人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就是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个时候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转移到高智商群体整个社会的水平会提升，同时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也会提升。但是它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提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往下走。 工业化后期收入水平都提高了，这个时候低智商的人也能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慢慢的大学教育普惠以后，这时由教育学习条件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人力资本差距就会不断缩小，慢慢回到平均智商的相对差距。这个时候由智商差距引致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也会进入一个缩小的过程。前面扩大，后面缩小，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极值，这就是倒U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根据的。 第二，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个收入差距无限扩大的可能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我们分析时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你前一代的资产，另外是你个人通过储蓄的资产，通过迭代以后最后形成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在你前代前辈资产也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我们称为“原始资产”，原始资产形成的增值资产也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它的绝对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由你个人人力资本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的态势。所以，我们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财富差距却在扩大，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 第三部分转移性收入，包括我们中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现在是反向转移，其实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国家社保，转移性支付都是跟你的财产收入，跟你人力资本收入挂钩的，你收入水平越高最后你拿到的养老金可能越高，为了鼓励大家参保。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收入水平越高交的费也越高，你拿到的肯定比高收入人群交的要少，虽然高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比低收入群体要高，但是从整个转移支付的过程来说，他并没有因为转移支付制度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相对转移支付之前你转移支付之后你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的。所以，逆向转移支付的提法一定要慎重。 做了很多理论分析，肯定得找点证据，找证据比较困难，我们的统计数据不太支撑，我就选了各省市居民收入数据。 2016年31个省市自治区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它基本上都是同向波动的，也就是它是高度相关的，你的人力资本收入高，你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高，你的转移支付净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当然，在论文中我也做了一些相关性分析，他们是高度相关的，后面人口占比很重要的是为了把正态分布的函数求出来。 针对所谓逆向转移支付的问题，总的来说低收入到高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占比总的来说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低的，你的转移支付占你收入的比重越高，到后面高收入相对就下降，这就是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作用的。相关关系说明以后，它服从正态分布你得把分布函数求出来，我也拿出图花了很多工夫，函数就是一个正态分布函数，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做很多工作。 人力资本收入红线是实际分布，蓝线是我们估计的正态分布函数给它做的模拟估计，基本上方向还是差不多的，财产性收入分布也差不多，高度相关。还有一个是各个省的转移性净收入分布，它本身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无论是你的实际分布，还是正态函数做出来的都一样。 做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几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永远都符合正态分布，合在一块同样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分析半天分析这个东西干嘛？一个为了我们做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另外一块对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提供一个最小的基础。既然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发展过程中你由人力资本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倒U型的，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正态分布，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可能会成为你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设计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里面有很多小的，至少这两点，第一要正确认识普通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特点，以及存在差距的客观必要性，要保护不同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合法收入。所以，沈越教授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智商不一样。 第二，我们现阶段必须要高度重视居民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做这篇东西想再写一篇，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在下降，但是收入两极分化在扩大，财富两极分化也在扩大，中国也一样。2007年以后我们基尼系数在下降，总体上收入比例也在下降，但是我们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没有相应的下降。现在2016年差不多1%的高收入人群占整个收入的10%，和底下50%的比重，2014年以来就没动。另外，我们财富差距，居民财富基尼系数现在上涨扩大很快，下一步按照它呈几何级数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征求遗产税，下一步这一块就会成为我们收入差距，包括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的重要来源。这两点在大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其要旨在于赋予了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了最有活力的劳动生产要素。一方面改革开放将人们从各式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上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国人从此告别了数千年来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前市民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沈越概括为四大自由： 第一，交易自由，放开价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交易，不仅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短缺的顽症，更重要的是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发挥。 第二，择业自由，改变了由政府安排够也的计划体制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在过去40年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生育劳动力，使他们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向了生产率更高的红色服务业。 第三，经营自由，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创办企业的历史。所有人都有权创业创新，进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经营自由同时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生成和发展的环境，一批批勇于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阶层前仆後继，不断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经营自由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任正非，也不可能有马化腾和马云。” 第四，迁徙和居留自由，使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收益的农业专项收益更高的工业、服务业，对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沈越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任何限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做法都是倒退。“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共识，政府是应该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服务的，你怎么能剥夺老百姓选择居住的自由权呢？”[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出席并演讲。 他提到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特征，第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二，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界定的，质量、效益、动力三个方面的变革。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晓晶指出， 以前市场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观体制改革，我们要学西方发达经济体，但他认为，“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各个发达国家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美国经济有活力，但是贫富差距太大。欧洲社会福利好，相对公平，绿色发展也不错，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社保不行……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我们完美的可以参照的样本，我们要按自己来。 张晓晶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政府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需要在全能政府和小政府中找到一种平衡。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国家能力，我们什么事儿有干不了；但是如果国家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目标设定不当，也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力缺乏约束的话，政府这个手哪儿都要伸到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平：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图谱解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家都爱讲改革，但是传统体制就建了20年，我们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所以，改革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意思。它需要一整套有关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要不然建了20年，改了40年还老说改传统体制，有点过分。 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机制，比如我们依靠地方政府进行了GDP改造，但是同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自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寻租者。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我们要改革的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体制。我们理论建构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讲了，整个增长奇迹使得我们腰杆很硬，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前进，但是其实我们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论知识图谱在支撑着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们的知识图谱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早期肯定是从最传统的一些理论入手，比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主义”之争，就是我们怎么引经据典批判原来的引经据典，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新的引经据典，结合中国的国情批判传统的引经据典，完成了我们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第一步。 但是这一步最大的推动除了形势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推动是调查和实证的清晰，过去中国的研究全是形式主义到形式主义，然后在80年代开始，包括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组开始进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最早改革发展组体改所，早期改革的这些研究机构，经济所也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间地头进行研究。 在我们能看到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所谓改革战略之争，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体系之争，两条线之争也好，还是所有制中心整体改革，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建立市场体系和一个中国理论逐步形成规范的时代开始了，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轮会议，首先是东欧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和国际的西方宏观管理的经验引进，这两个结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战略大讨论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特别是宏观调整和宏观经济理论经过1988年价格闯关以后这个理论大家发现宏观定价对整个微观基础的促进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用关健词一看1987年整个宏观经济研究也开始进入了新范式，连经济研究的栏目也在1987年后开始正式用“宏观经济”这个词，原来我们叫“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讲的是计划的概念。宏观经济第一次在关键词中开始我们引入了，大家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要简单地看，原来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叫循环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供求关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观范式的引入，而从这时候的引入到我们真正的建立宏观范式，已经又花去了很多年，我们经过了90年代开始的宏观范式引入使得我们大量的领导者和学者都心里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一些他思维上的宏观概念，这时候才真正的启动了所谓的我们宏观体制的建立。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所有制，我在这里略微给大家详述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理论和体制，在什么时期建立的，到现在我们应该干点什么。 中国的宏观体制非常有意思，是1994年、1995年彻底奠定的中国现代的整个宏观管理体制，这“现代”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是跟国际接轨的现代宏观管理体制，第二是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宏观管理体制。这个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说很多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很少人关注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宏观定价对比较优势的伟大的贡献，没有宏观定价做不到比较优势。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绝的年叫1995年，在这年以前中国全是贸易逆差，在这之后中国全是贸易顺差到现在，这一年干了什么？就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从4.26并轨到1：8.3，大概4.7，并轨到8.3。这一次并轨相当于我们一次大的宏观定价的变革。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好好地有竞争力，但是在之后我们就有顺差了。所以，不能说全部靠微观改革，也要看到宏观改革的根本。 1995年我们启动了商业银行法，我们才从过去银行印票子我们都是贷款比存款多的时代开始转入了以存款为基础的贷款，我们滥发货币这件事儿到1994年结束了，而後我们是什么呢？通过外汇占款进行货币发行，我们2013年货币占款占整个央行资产表的83%。所以，人民币一直过度超发，其实这是不严肃的一个论题，其实中国是基于非常强大的中国从无价变有价的劳动力，无价变有价的土地市场的货币化过程进行的国际交换而创造了货币。还不是简简单单国内无价变有价，而是我们通过国内的无价变有价，这个价还是国际交换。 过去农村劳动力叫剩余劳动力，住家里还得吃饭，不但不挣钱还得消耗粮食，现在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而且他的产品能出口，这个价格滚动。所以，我们能看到1994年开始我们的汇率改革了，我们的银行的发钞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原来就叫四大出纳，你一听就知道农业的出纳找谁，现在变成商业银行法运转，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在同期进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我们增值税，而且就是以工业增值税为基础进行征收，直至去年我们把第三产业的增值税并在了一起，这样我们才形成所谓的财政框架。 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整个宏观管理框架是1994、1995年基于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时代创立的，但是现在我们2019的年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我们这套的基于工业化的宏观管理框架是否应该变革，税收是不是应该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还是应该以银行为基准的服务工业化还是转向更为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们的货币发行也很明显，外汇占款不断下降，我们货币发不出去了。所以，这套体制都是面临着我们的改革。所以，我们的理论一定要走在前面。 刚才说整个宏观理论1987年开始，到1994、1995年，因为社会都理解了这套汇率、供求关系、财政问题、税收，这个改革才开始。所以，理论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实践的。这点希望大家有所认识。现实问题成为了很多的焦点问题，确实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分类，这时候宏观研究非常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们进一步的大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赶超，中国从这一时期，1999年到2012年中国另一个学问词崛起，也是我们课题前途就此而崛起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叫“经济发展”，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按卢卡斯的名言经济发展能说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经济增长，说的清的部分可以科学化、理论化，中国经济越来越从朦胧性的发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纳入了整个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这么一套理论，从而也奠定了中国现在都用TFP，TFP写到了党中央的文件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人力资本成为主线，特别是我们能看到金融经济学也在这方面快速发展。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理论不但是越来越丰富化，我们的理论也越来越规范化了，我们的词语定义不是朦朦胧胧的，我们必须建立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我们现实也丰富化了。 我们笼统地说改革，你说改革一个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不是一改就灵，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学科建设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国强教授一直拉扯着我们做机制设计，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务的改革，简而言之你用一个市场价格是很难定价的，你可能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分配是公平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贡献。 最后，一分钟时间我用最后一个总结，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国，我们现在也确实有资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自身的毛病和学科建设问题，使得创新引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杨瑞龙指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是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另一种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经济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一个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怎么实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杨瑞龙认为，必须要以改革为突破口来培育和激发经济新动能，“中国还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增长。”这样一些动能怎么激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是改革。 杨瑞龙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改革，调结构，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背后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是发展模式，在市场化不充分的情况下，调结构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调结构调不动，“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谈到改革，杨瑞龙称，“大家都明白，在中国真正反对改革的没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为什么好多文件落不了地呢？主要是改革的动力机制。混改现在搞了两年多了混了，但是没改。主要是动力缺失，杨瑞龙表示，“要让改革者有好报，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的风险。”[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出席并演讲。 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土地要素要市场化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市场化？杨春学认为，是因为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 他进一步解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 杨春学：“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杨春学：我们改革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间原因讲三个问题。 第一，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理论上，公有制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我把它称为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对生产资料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质上是“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 实践当中对应的有两个，一个农村土地所有制属于前一种公有制形态，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国有企业属于后一种公有制形态，生产者跟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的。 农村的土地制度，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实际上大伙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实行市场化？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农村土地制度的混乱，这样一种混乱状态是在非农用土地表现的最为典型。2006年公布的数据，有一年我们国家上访案例400多万，其中跟土地有关的是380多万，相当于每天将近一万，不仅仅农用土地，包括城市改造。怎么会变成这样？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 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这是胡说八道，农村里问问农民，清楚得很，我这个村子跟你这个村子哪条线，你的村子敢占用我们的土地那是要打架的。承包以后从哪儿到哪你们家的一清二楚。就是政府要征用搅和不清楚了，产权不清楚是政府想从农民的土地上获得收益，水是很清的，搅浑了，不清，改。 第二，国有制问题，国有制是一种消极的公有制形态。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态。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种消极的公有制的实质。我们公有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相结合焕发出伟大的生产力。实质是什么？他说当时国有企业什么状态？劳动者仍然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获得对生产资料直接管理权。这一矛盾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一方面直接生产者实际是国家的归恿劳动者，因而无法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产生官僚主义。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 我们国有企业也是这样。我们国有企业改老半天改动了吗？放权，承包制，股份制，现在到管资产，用现代体制，现代体制什么含义？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用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非要用现代体制。 国有企业要改你要怎么来看，国有企业里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思考它，以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名义进行的改革能否摆脱这种困境，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制”这种低级的公有制形态？有三种视角，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理论，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的。另外，基于市场失灵的所有制理论，公共物品，自然垄断产业里让竞争性市场经营，它的价格会高于均优价格，产量低于均优产量。另外，基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所有制理论，哈特说国有企业还是有必要的，他主要按照法国国有企业研究的，法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很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 第三，非公有制的性质问题。现在我们回避“私有制经济”这样的概念，这很麻烦在哪儿？你既不是公有制，又不是私有制，是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口至而实不惠。大力发展，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发展半天和我不是一条心的。国家经济学界很有智慧，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声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它是在公有制阳光的普照之下，公有制的性质还私什么私？普照之下，还引用马克思的普照之光，意态之光是普照之光。 我们说经济支持两种，公有制、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后来非要以这种方式思考，非公有制经济效率方面大于公有制经济，总有一天我也会压倒的优势80%，你20%，你说清楚吗？国进民退，只要你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是不可避免的，国进民退对中国改革的阻碍很大的。 说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就我个人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间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私有制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制适用于一个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因素。 说这句话的含义，非要把所有制的改革，意识形态角度我们思考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我们所有制的改革会永远处于在意识形态阴影中蹒跚而行。[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连城出席并演讲，他主要谈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但张连城指出，至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出台。“可以想像，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举步维艰，难度很大。” 李克强总理很感叹地说，改革之难，就在于它触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不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也是有风险的。张连城指出，最近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最近这些年更加主导经济运行，并且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集权程度越来越高，行业垄断，排斥竞争的趋势不断强大，国企称雄称霸愈演愈烈，从金融信贷、非非公市场准入、去产能等方面挤压歧视并没有减少，以及国进民退等等，都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似乎并不是沿着市场化的趋向发展。 张连城称，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属于过去八字方针里调整的内容，正如高培勇讲到的，供给侧要想真正改革必须触及到体制层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使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充满活力。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改不改又取决于什么呢？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风险，在于进入新常态以后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张连城表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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