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全球大滞涨可能远超预期

　　意见领袖 | 王永利

　　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扭转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引发的大幅下跌局面，开始加快反弹。到2022年3月，已经形成超出预期的全球性通胀高企局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更是如此，美国等国家被迫紧急调整宏观政策，将目标重点转移到抗击通胀高企上。但由于种种原因，全球经济增长又面临诸多挑战，央行加息缩表又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超预期的全球大滞涨正在走来，完全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经济大衰退和社会大震荡，推动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甚至严重分裂，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美国大滞涨局面已经出现

　　2021年6月，美国CPI同比增长超过5%，2020-2021两年当月合计超过6%，此后不断提高，到2021年11月，美国CPI 同比增长6.8%，两年合计增长8.0%（两年平均增长4.0%），大大超出美联储预期和政策目标，迫使其开始收缩前期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确定的每月购债规模（Taper）并很快加大力度。到2022年3月，美国CPI同比增长8.5%，创下4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两年合计增长10.1%（两年平均增长超过5%），迫使美联储在联邦基金利率0-0.25%的基础上加息25个基点（0.25%），并明确从6月份开始实施QE缩表，压缩因量化宽松增加的购债总规模。但美国CPI尽管4月同比增长8.3%，比3月有所下降，然而两年合计仍明显上升，达到12.5%；5月CPI同比增长再创新高，达到8.6%，两年合计达到13.6%，远超2%的通胀政策目标。由此，美联储在5月加息50个基点，到6月再次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1.50-1.75%，加息频率和幅度快速提升，而且美联储已公开表示将抑制高通胀作为首要目标，今年可能多次加息。其中，一次性加息75个基点成为1994年以来的首次（美联储在抑制通货紧缩时，降息力度往往是很大的，可以一次性降息100个基点甚至更大。但在抑制通货膨胀时，因担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产生冲击，其加息是非常谨慎的，常规做法都是试探性加息，即每次加息25个基点，一次加息75个基点已属罕见）。6月美国CPI同比增长进一步攀升至9.1%，两年合计达到14.5%，由此，美联储7月再次加息75个基点，低于市场曾经预期的加息100个基点，有人认为美联储可能放松紧缩力度，股市因此出现上涨、美元指数下滑。

　　但大幅加息能否使高通胀得到预期的遏制实际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美元，加息可能对政府债务负担造成压力，影响到政府债务扩张和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

　　2020年以来美国CPI各月同比增长（%）

　　更重要的是，通胀高企与大幅加息，都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美国经济一季度同比增长4.3%，但环比已经是下降1.6%。美联储随后将2022经济增长预期从加息前的4.0%降低到6月加息后的1.7%。在CPI不断攀升情况下，美国二季度消费支出明显萎缩，住房和消费贷款降温，经济同比增长2.3%，比一季度同比增速下降（其中有基数太高原因），环比再次下降0.9%，已是连续第二个季度环比下降，反映美国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大滞涨局面已经形成。如果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完全可能造成经济更大衰退。

　　美国2020年以来GDP增长速度（%）

　　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政策变化

　　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政策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宽松坚定期（2020.3-2021.6）

　　2020年3月伊始，尽管美国新冠疫情确诊比例很少，但疫情在中国、东南亚、欧洲等地快速蔓延的影响已经反应到美国的国际金融市场，引发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为此，美联储于3月3日即宣布降息50个基点，紧接着，于3月15日又大幅降息10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0-0.25%的“零利率”下限，同时宣布推出至少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并承诺量化宽松没有上限（“无上限量化宽松”），可以根据需要扩大规模，确保市场流动性基本充裕。之后将每月购债规模扩大并稳定在1200亿美元上，保持0-0.25%的基准利率不变。尽管自2021年3月开始，美国CPI呈现出加快上涨势头，但美联储强调考虑到基数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远未达到政策目标等，认为“通胀上行主要反映暂时性因素”（通胀暂时性），美联储不会过多关注每个月的通胀水平，而会更加关注中长期平均通胀率水平，因此不会调整政策立场。这也得到广泛认可，政策宽松继续保持，一直到2021年6月。

　　（二）政策纠结期（2021.7-2021.10）

　　2021年6月美国CPI同比增速两年合计达到6%后继续保持明显上升态势，失业率也大幅降低并趋向4%以内，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争议与担忧不断增强。但总体上，认为通胀高企主要是在疫情冲击下商品成本特别是货物运输与仓储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的，而2021年下半年以来疫情压力已经明显减弱，只要疫情解除，经济恢复运行，高通胀压力就会很快缓解，不宜过早收缩宏观政策，避免对经济复苏产生冲击的看法依然占据上风，所以，尽管政策争议和纠结越来越强烈，但美联储依然保持原有政策不变。

　　（三）政策紧缩期（2021.11以来）

　　在2021年10月CPI同比大幅上升为6.2%，两年合计增长7.4%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通胀高企并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受诸多全球性因素影响，可能是比较长期而剧烈的，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加以应对。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决定于11月缩减购债规模150亿美元。在11月通胀率继续攀高情况下，12月宣布将每月缩减购债规模扩大到300亿美元，到3月完成Taper（将购债规模缩减至零）；6月将开始QE缩表，并将适时加息纳入政策考虑之列。到2022年2月CPI继续呈现加快上涨态势，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中国再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量带来超预期深刻影响的情况下，美国财长和联储主席公开承认前期“通胀暂时性”的认识是错误的，美联储遂于3月常规性加息25个基点，到5月再加息50个基点，6月进一步加息75个基点，加息频率不断加快、幅度不断加大。

　　美国大滞涨有着深刻的国际大背景

　　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一般工业制成品最大进口国，其通货膨胀超预期高企，受到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也成为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增长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需要从全球化大背景与较长的历史周期加以分析。

　　（一）摆脱金本位制后，全球货币总量和债务规模加快扩张，为全球性大通胀奠定了基础

　　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固定挂钩（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国际承诺，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之后，全球货币彻底脱离黄金等实物的束缚，转化成为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更加突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价值通证或价值权证）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更多地依靠银行信贷投放货币（相应扩大社会债务规模），摆脱了因实物本位制造成货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境，能够随同全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变化相应调节，充分满足全社会的货币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实现了货币发展史上质的飞跃和重大突破。

　　可以说，没有信用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社会根本难以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理论上，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必须保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从而保持货币币值（价值尺度）的基本稳定。但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技术和操作上极其困难，而且还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包括财富价值与货币需求还会受到供求关系与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大幅波动；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又会分流大量货币并加大货币在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转移规模；执政党更愿意扩大货币投放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以赢得民心或争取选票；当一国货币充当重要国际货币时，还会受到货币跨境流动的影响等，非常容易推动货币超发，并通过降低利率、扩大债务、透支未来维持当下超过真实潜力的经济增长，通过央行扩大流动性投放维持充满泡沫风险的金融稳定，结果推动全球性货币总量与债务规模持续加快扩张（国际金融协会IIF披露，全球债务规模在1999年末为83万亿美元，到2021年底超过303万亿美元），为通货膨胀、资产泡沫、金融风险的不断聚集奠定了根本基础，一旦遭到突发因素冲击，就可能引发局部或全球范围的经济金融危机。

　　（二）经济全球化阶段性走过头，逆全球化增强正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冲击

　　在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带动全球货币彻底摆脱金本位制束缚可以充分供应，以及货币支付“记账清算”的发展使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顺差所获得的外汇又主要存放在货币发行国，从而可以在对外贸易与投资失衡情况下，维持各国货币流动性相对平稳，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开启新的高潮，并推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变化。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也随之不断增强，国际资本大规模转移也不断引发经济金融大幅起落甚至危机。

　　1997年曾经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一度推动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日、韩也深陷其中），并引发俄罗斯债务危机，推动原本就波动不安的拉美金融更加震荡，当时中国金融尚未对外开放（国际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出），欧洲与非洲缺乏吸引力，所以，大量国际资本涌向北美，除一小部分进入加拿大外，绝大部分涌入美国。涌入美国的资本，除一小部分进入房地产领域，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外，绝大部分资本涌入本已过热的网络产业上，推动网络泡沫快速聚集，最终于2000年被催爆。

　　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2001年美国核心区域又遭受“9.11恐怖袭击”，美国反恐局势陡然紧张，造成其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并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严重影响。为此，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法案大力推动房地产发展，美联储也开始大幅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初的6.5%，一直降低到2003年6月的1%，创下美联储自成立到当时的最低点），由此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走上快速上涨通道。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也放松了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并加大按揭贷款优惠力度，按揭贷款随之加快发展，进而又催生出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MBS）及其花样不断翻新的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放大，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投入。与此同时，网络泡沫破灭造成美国作为世纪经济火车头“熄火”，世界经济增长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与火车头，而中国在有效抗击东南亚金融危机，并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之后，到2000年经济明显止跌回升，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巨大潜力，大大增强了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正是在世界经济需要中国的情况下，美国带头与中国开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WTO于2000年10月多哈会议上明确，中国将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随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带动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随之出现“金砖国家”的概念。

　　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大宗商品价格随之反弹，也逐渐加大美国的通胀压力。到2004年6月，美联储开始加息，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5.25%。资本外流、利率提高，造成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到2006年底出现大量不良，使一些次贷投放机构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到2007年7月，次贷不良问题进一步蔓延至按揭贷款支持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引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次债危机）”，并使大量国际资本，特别是大型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深陷其中，迫使美欧等国央行大量投放流动性加以应对。到2008年9月，进一步引发当时被认为是“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迅速采取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行动。其中，美联储大幅降息，到2009年3月即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0-0.25%。面对继续恶化的局势，美联储随之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并且不断加码。日本、欧洲等一些国家的央行甚至推出“负利率”政策，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中国更是迅速扭转宏观政策，并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使金融危机远未像一开始人们预期的可能堪比“大萧条”那么严重），其GDP规模很快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陡然上升，甚至有人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全球增长洼地逐渐被开发被抹平，而且越是潜力大的增长点，越容易引发国际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涌入，在推动其高速发展超过实际潜力暴露风险，或者发现新的增长点后，国际资本又会大规模转移，由此引发资本撤离地区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进而迫使相关国家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推动全球货币总量和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地球资源和气候环境承受力、有技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潜力等已经出现瓶颈，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逐渐显现且日趋增强，世界经济包容式增长潜力面临枯竭。同时，由于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化发展，全球资源和财富更多地被主导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和大资本所占有，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与国际矛盾不断加剧。

　　（三）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与全球疫情大暴发

　　1、地缘政治矛盾加剧

　　全球化发展，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发达国家高高在上，更多地从全球收敛资源和财富的格局。但这种不均衡、不公平的格局，也在激化矛盾、增强挑战。

　　1999年欧元成功推出，借助成员国集体力量，逐渐成为对美元国际地位最具挑战性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到2021年底，欧元尽管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仅为20%上下，远低于美元接近60%的水平，但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份额已经基本上可以与美元抗衡，接近或达到美元40%上下的水平），美国也因此不断强化对欧元乃至欧盟的扰乱，包括在欧元区周边不断制造事端甚至挑起战争，以及推动英国不断提出并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推动北约东扩不断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威胁欧洲稳定等。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带动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既推动全球化发展迈上新的高度，又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高高在上、过度依赖对其他国家的财富转移维持其高福利社会的地位带来冲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进。这种局面的不断增强，超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预期，美国不是顺应时代潮流深化改革开放，反而利用自己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倒行逆施，加大贸易保护和对他国的打压，由全球化发展的倡导者推动力变成全球化发展的破坏者阻挡力，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冲击。其中，美国于2018年即发起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大量推出国际组织、挑战根据规则，2021年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头号国际竞争对手，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和打压。这成为当前国际地缘矛盾最值得警惕的首要问题。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突然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美国随即联合欧盟等西方国家宣布对俄罗斯发起侵略战争实施严厉制裁，并在不断加码对俄制裁的同时，对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大力援助，使俄乌冲突实际上演化成为美俄的直接对抗，形成了相互之间不断升级的新型混合战，至今尚未结束，其影响远超预期。其中，俄罗斯可能以为可以像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一样，其军事行动可以迅速实现预定目标，并形成既成事实迫使欧洲乃至国际社会被动接受，但事实证明，北约对此早有准备，在美西方国家的干预下，俄罗斯军事行动远未达到预期目标，时间大大拖长，结果仍未可知。同样，可能美欧等也认为，在美西方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严厉制裁措施下，俄罗斯应该很快就陷入崩溃，从而彻底解除俄罗斯的威胁甚至将其并入北约阵营，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期同样过于乐观，现在不仅没有摧垮俄罗斯，反而推动能源、粮食等重要资源陷入供应短缺困境，甚至正在酿成全球性能源与粮食危机，欧洲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近期，斯里兰卡国家崩溃、英国首相被迫辞职、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前首相被刺身亡等，都并非偶发事件，值得高度警惕。

　　2、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受影响，特别是跨境商品运输与人员流动几乎停滞，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当年4月下旬美国5月WTI石油期货甚至出现极为罕见的每桶将近-40美元的价格），二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世界经济全年增长-3.3%。

　　其中，中国在2020年1月下旬爆发新冠疫情后，迅速动员全国力量强力抗击，率先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重大胜利，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工复产，当年经济增长2.3%，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为全球抗击疫情、稳定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2021年二季度开始，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明显缓和，经济社会运行逐步恢复，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大规模社会救助后，消费和住房需求明显反弹。但受制于美国不断强化贸易保护，特别是对芯片强化控制等，使很多产品难以充分扩大生产。再加上国际航运及重要港口挤压难以尽快恢复，使得产品供应端价格大幅上涨。这种局面成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货膨胀率加快上涨最主要的原因。

　　进入2022年，中国再次遭受新冠疫情冲击，特别是深圳、上海、北京等枢纽城市相继成为重灾区，而且由于病毒变异，控制难度大幅增强，这一轮疫情的持续时间和冲击力度更是超过2020年。在连续2年多强力抗疫后，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财力被大量消耗，承受力面临更大挑战，消费增长持续低迷，在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幅加息情况下，要大幅降息又面临资本外流、汇率下跌的挑战，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8%，低于5.5%的全年目标。二季度同比增长仅为0.4%。新冠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而且由于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最大货物贸易国，这也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等相关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变异和传播，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甚至还可能突破原有的防控手段，形成新的更大冲击。

　　总之，放在全球化发展与信用货币体系的大背景下看，当前全球积累的矛盾和挑战已经非常严峻，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大暴发、2022年突发俄乌战争等，很可能成为引爆世界大风险、刺破世界大泡沫的引信。

　　此轮大滞涨可能很难摆脱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把地区和产业增长洼地添补殆尽，全球经济从包容式共同增长转向零和游戏、此增彼减，越来越多的国家为维持虚高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加码刺激性宏观政策，纷纷进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重。因高收入者的消费遭遇天花板、低收入者的消费受困于收入瓶颈难以增长，进一步影响到投资的增长，影响到中等收入以上国家人口增长，在流动性日趋泛滥情况下，却因需求不足而形成日趋广泛而僵化（持续十多年）的通货紧缩，像一个不断胀大变薄的气球笼罩着庞大的流动性，维持着日趋脆弱的全球稳定。

　　但是，突如其来而又难以消除的新冠大疫情，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推动巨大的全球流动性剧烈波动，一旦冲破通货紧缩的气球笼罩，就可能使巨大的流动性覆水难收，给全球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且很难快速得到遏制。

　　即使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一次恐怕也很难摆脱滞涨乃至衰退的困境了。

　　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严重的滞涨局面，最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实施大幅加息强力遏制高通胀（史称“沃尔克时刻”），尽管压低了通货膨胀率，但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也随之大幅下跌，陷入衰退状态。其幸运的是，进入80年代，美英联合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等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开启了全球化发展大潮，进而摧垮了苏联，美国一极独大，成为全球化发展最大受益者，帮助美国彻底走出了经济衰退漩涡。

　　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再次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2002年“9.11恐怖袭击”更是火上浇油。但一方面美国存在大幅降息空间，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底的6.5%下降到2003年6月的1%；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刺激房地产发展，有效缓解了网络泡沫破灭造成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涌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带动全球经济加快反弹，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做出重要贡献。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一步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美国经济金融造成巨大冲击。美国迅速大幅降息至零利率，随后从2009年3月开始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断加码。同时，20国集团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中国更是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做出突出贡献，也使美国经济避免了更大衰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进入2011年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球经济陷入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与高杠杆、高泡沫、高风险并存的脆弱平衡状态。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受冲击，在主要经济体再次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社会救助之后，持续十多年的低通胀局面被打破，在需求侧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超预期高通胀，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紧缩政策予以应对，但这却会抑制需求和投资增长，推动经济下行，促成大滞涨的形成。面对滞涨乃至衰退的出现，不仅美国已经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而且中国也很难再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全球范围内也难以找出新的增长点，而地缘政治矛盾加剧还将进一步助推滞涨发展乃至引发全球大衰退。

　　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已将全球经济增速从1月报告的4.1%调低至6月美国加息前报告的2.9%，继续下调的压力依然很大，而且欧洲等很多国家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压力更是超过美国。由此也引发6月以来除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之外的很多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美元指数（欧元57.6%、日元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郎3.6%）不断走高，7月11日突破108，欧元对美元接近平价水平，二者均创下近20年新高。这也将对股市债市产生冲击，不少国家将面临外债危机的严峻考验。

　　中国仍保持很大比较优势

　　在全球经济面临大滞涨考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挑战。

　　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当年即从上年增长10.6%下滑至9.2%；2012年越过“8”字头直接下滑至7.8%。到2015年下滑至6.9%；2019年下滑至6.1%。所以，不出意外，2020年经济增长势必进入“5”字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后，2020年仅增长2.3%，但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非常不容易。2021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2%。但已经面临消费萎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考验。进入2022年，中国再次面临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爆发等冲击，以及中美关系更加紧张尖锐的考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强，大大超出预期。

　　但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不仅国内市场和发展潜力很大，而且已经形成全球工业体系最齐全、配套体系最完整、人力资源最充裕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短期内难以被他国替代。同时，中国的基准利率远高于0（到7月1年期MLF利率为2.85%），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高达8.2%（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或者只存在小范围专项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中央银行拥有3.2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政府债务仍在国际警戒线以内且主要是本币债务等，依然具有很大的政策调节空间。另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并上升为美俄直接对抗、美西方国家联合对俄实施严厉制裁，甚至冻结俄罗斯官方储备资产，给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和相关资产的安全带来冲击情况下，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至今尚未深陷其中，具有求和促谈、协调各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相应提升。

　　在世界面临通货膨胀甚至金融危机冲击时，以强大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成为应对冲击最大的保障，这也成为2017年以来中国持续推动金融回归本源、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坚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后，当前在主要经济体中滞涨压力最小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发展促进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并已经进入剧变时代，世界的中心在加快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时和势在中国而不在美西方，深感焦虑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样一个剧变时代，世界矛盾和挑战将非常尖锐严峻，中国既要高度警惕、又要沉着冷静，既要深化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稳中求进，坚决防止盲目冲动而犯下方向性颠覆性错误。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