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默克尔的道歉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高级研究员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紧急撤回了此前匆忙宣布的复活节封锁令，这出乎意料，甚至令人震惊，因为她一直都是一位处事冷静的领导人。更不同寻常的是，她为此向议会道歉：“这是我犯的错误，完全是我本人的错。作为国家总理，我要为这一切承担最终的责任。我深感抱歉，请求全体民众的原谅。”

　　默克尔撤回政策的决定是正确的。德国地区政府领导人经过一场漫长的深夜会议后，同意了实行封锁令的提案，然而该封锁令将会切断国内重要的供应链，并且可能在食品店突然关停之前造成店内哄抢食物的混乱局面。这项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仅是金钱，还有生命。

　　很少有政府在面对自身的缺陷时能做到像默克尔政府那样坦诚。在世界各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将民主国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时所面临的问题暴露得一览无遗。当政府被迫需要做出大量决策时，其中一些难免会显得不公平，或存在失误，亦或二者兼具。

　　政府关于旅行限制、封锁规定或疫苗接种优先顺序等决策，必然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武断性。大家都认同，必需岗位的工作者应该免于接受封锁，但是关于“必需岗位”应如何界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教师属于必需岗位工作者吗？除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其他哪一类医务人员也应该算进必需岗位工作者？相比于其他医生，整形医生的工作可能没那么重要，但患者若经历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挂彩破相，整形医生也同样需要为患者提供医治。这些职业之间的差异肯定会招致嫉妒和猜疑。

　　同样，旅行政策也有其自身的荒谬之处，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够破例受到区别对待。比如，英国最近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旅行禁令，但是却豁免了“必要的”商务差旅。于是，一些人便装作突然间需要打理其海外财产，钻空子出了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父亲斯坦利·约翰逊（Stanley Johnson），就曾凭借这种理由为自己的希腊之旅开脱，“斯坦利·约翰逊漏洞”由此得名。

　　疫苗接种的顺序问题更是困难重重。先给疗养院的老人和监护工人接种疫苗再合理不过，因为老年人被感染的风险最高，而且病毒很容易在公共居住区域传播。但是先给年轻人以及流动人群接种疫苗也很有道理，因为他们更可能四处流动，因此更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

　　首要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出上述这些决策？人们应该投票决定吗，还是应该进行民意调查？这些方法只会在不同人口群体间激化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最在意自己的利益。合并症的出现让问题更加复杂了，合并症往往是新官病毒致死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最常见的有肥胖症、高血压、哮喘和糖尿病等，这些合并症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并且对不同人口群体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在美国的一些州，吸烟状态，如正在吸烟和已戒烟（二者风险几乎相同），也会影响合并症的发生。

　　对复杂的科学数据做出快速评估也有一定的困难，尤其考虑到目前对于安全有效疫苗的快速生产及部署仍然存在很大压力。现在，对任何安全问题提出质疑都将招致对疫苗接种的怀疑与抵制。德国最近另一个决策失误就是在第三波疫情开始时暂停了牛津-阿利斯康疫苗的接种。

　　此外，民主政府还肩负着其他责任，即必须面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纽约政府曾为了在医院腾出更多空间，而将感染新冠的老年人送往疗养院居住，但这一措施随后成为疫情初期该地死亡率飙升的主要原因（英国卫生部门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但该决策失误的相关责任人，即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却试图掩盖其错误，此举在总体上败坏了政府的声誉。因此，不难理解新冠疫情会加深党派分歧，甚至让人们对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更加失去信任。

　　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我们从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中能总结出两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教训。其一，一种政治制度越基于规则，其在应对批评时表现得就越稳健。事先对封锁令提出清晰且固定的标准，不仅可以直接遏制病毒的转播，还能减少病毒危机所带来的指责与嘲讽。

　　其二，疫苗短缺与分配不公的问题，可以通过尽可能提升疫苗产量来解决。疫苗数量一旦充足，人们就会更有耐心，而不会对于那些较早接种疫苗的人产生过多怨恨。

　　但的确，各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疫苗。疫苗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快速研发，是因为众多公司参与了其竞争过程，并且有一套明确的激励措施。其他一些公司专注于生产抗病毒的药物，到底谁会成功，谁会走进死胡同，无人知晓。在现有的知识背景下，没有一个政府决策者能够仅凭直觉就做出所有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政策是，向那些大量由私营企业开展的实验工作提供联邦政府资金，并签订预购协议，美国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对于国家应该如何参与复杂的经济社会进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述两种方法，即基于规则的大框架和刺激竞争的手段，似乎是十分经典的回答。二者都强调政府决策的普适性，而不是根据情况随机做出决策，最后难免产生武断的结果。政府行事如果能够更加坚守原则，就用不着一群人大晚上激烈讨论政策，甚至是反复向公众道歉了。

　　Translated by Jingyi Zhao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