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今天继续谈央行几个博士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科生太多影响国家发展”的论文。
这篇论文还提到了控制房价的问题，文章说：“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这是把中国没有创新的责任推给了高房价。
我的感觉，现在房地产几乎是中国很多事情的替罪羊，凡是一件事有问题，都可以拿房地产说事。在中国没有创新的问题上，房地产每次都被作为替罪羊。没有芯片，因为房价高！炒房那么赚钱，谁会去创新？房价那么高？年轻人那有心思去创新，等等。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这是个严肃的现实问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切不可用煽动情绪的方式草率把原因归结于某个现象上。要是导致创新的原因这么简单，那反而就好办了。
我们从“李约瑟之谜”谈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是，科技革命为什么出现于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
再直白一点讲，中国为什么缺乏真正的创新？前几年，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话：“当这个国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很多人把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根源归结于金融发展过度，还有人像央行这篇工作论文一样把创新不足归结于高房价。
大多数人去做金融，炒房，当然对创新有影响，但如果把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归结到金融和炒房上，则是大谬。我今天在这个文章中就谈几个简单观点，未来写文章继续拓展和讨论。
第一，中国缺乏重大创新不是金融的错，反而，金融过去1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某些领域创新实现突破的重大推力。对于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遗憾的是，中国很多人对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国人总是认为，创新就是技术的事，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是英国在金融领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15年），最早的专利制度（1624年的《垄断法规》）都首先在英国，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熊彼特在谈及他的创新理论时，特别强调两个群体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二是愿意提供资金的资本家，但他很少强调技术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过度，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中国的金融非常落后，之所以让人感觉金融发展过度，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骗子的东西当成了金融而已。记住，骗子不是金融，匹凸匹不是金融，因为主流金融太落后了，所以给了很多骗子机会。这恰恰说明中国金融落后而不是过度，过度的是骗子，不是金融。
第二，中国缺乏支撑创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谈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他认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样的观点，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中也有精彩的阐述。
伯恩斯坦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精读全书，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很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在一个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制度环境中，创新的风险是很大的，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在创新的制度保护上，即使美国人不督促我们，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最终的结果是，国内的企业不会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创新活动。技术如同鸡蛋，石头孵不出小鸡，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也会变成臭蛋。
第三，中国经济的评价标准严重影响创新的动力。中国经济起步于短缺经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评判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准就是大和快，做大规模，企业做大，这是我们的最大目标。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企业以追求规模和成长速度为终极目标，应该说，这个指导思想从结果看非常成功，中国的确在很多行业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规模评判标准的《财富500强》中我们入围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00家。然而，这也导致了在任何产业领域，中国企业总是能迅速知道产业链的最低端，迅速把规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术上做到最强。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众所周知，光伏、机器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几乎沦为低端制造业。
另外，“快”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重大技术也好，都是在一个“慢”的环境下，日积月累突破出来的。我们总是看到一个哲学家在静静的思考，而不是在跑步思考。中国人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毒药无处不在，基本赚快钱，人的成功似乎必须在三五年，否则时代在淘汰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说。创业要快，等等。中国的成功学里面，充满了投机取巧，充满了焦躁不安，哪里可能会有真正的创新？
第四，缺乏自由自在梦想的环境。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评价福特的，“许多美国人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其实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乃至他本人的家乡，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
福特说：我什么都没有发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效率高于过去五倍的自动生产线。他真正的天才创意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理想。”中国在创新领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一句话：解释经济差距，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
最后要回答，缺乏真正的创新和高房价有没有关系？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
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他的这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爱房地产一样去爱创新，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必须指出，就当下中国缺乏创新的因素而言，高房价只是影响创新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因素。全面焦虑，急于成功，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回到央行那篇工作论文的文字：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种煽动情绪的话确实不应该以学术文章的名义出现。
一，年轻人不应该一毕业就买房子，这是买房的观念问题。一毕业就能买得起房子，这才是严重的问题；
二，年轻人更需要一个好的创新的环境，在中国，创新最好的地方都在房价高的大城市，小城市房价倒是低，有创新吗？吸引了年轻人吗？；
三，房价太高的原因是什么，这点更关键。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的确太高了，但这和我们的土地供应、资源过于集中，以及好的城市依然稀缺有很大关系。
中央提出解决大城市年轻人的住房问题，不是意味着要把房价打下来，让年轻人都能买得起房。如果这样，年轻人都能轻易买得起房，哪里还有动力创新创业啊。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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