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谁的后疫情流行世纪？

2021年02月08日13:08 作者:Bill Emmott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Bill Emmott，经济学人杂志前主编，现任全球后疫情政策委员会联合主席。

　　在2019年新冠疫情初期，根据政治体制来划分国家及其对策是很平常的事。但截止2020年末，地理而非政治才是真正的分界线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一个国家只要它地处东亚、东南亚或大洋洲，它对新冠疫情的控制就好于任何欧洲或北美国家。

　　尽管这条线与南北半球分界线并不完全吻合，但却足以给人以暗示。就连亚洲表现最差的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疫情控制方面也比欧洲最大、最富裕的国家更有效率。尽管许多人对菲律宾（和印度）所报告的死亡率数据其质量和准确度存在合理的怀疑，但依然无法改变在2020年，只要你是欧洲人或美洲人就比亚洲人更有可能死于2019年新冠疫情的事实。

　　迫切需要跨学科综合研究来解释上述表现的差异。因为我们目前的理解多数具有讲故事的属性，跨地区依据严重不足。为协助所有国家应对未来生物威胁，首先需要探讨若干具体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在应对SARS、MERS、禽流感和其他传染病爆发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锻炼了公共卫生系统，以及公众对抗传染信息的接受能力。

　　显然，某些亚洲国家受益于旨在预防肺结核、霍乱、伤寒、艾滋病毒/艾滋病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爆发的现有机制。例如，截止2014年，日本共有48，452名公共卫生护士（PHNs），其中7，266人受雇于公共卫生中心，在那里，他们可以被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开展2019年新冠疫情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尽管职业定义有所不同，但人们可以比较日本和英格兰的数据，2014年，英国为11万患者提供服务的仅有350-750名公共卫生护士。（英国人口大约相当于日本人口的半数。）

　　我们还需深入理解快速封锁边境和暂停国际旅行等具体政策的效果。同样，某些国家在保护养老院和其他老年设施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尤其是在65岁以上人口占比很高的日本和韩国等国。

　　此外，各国公共卫生交流的效果显然各不相同，而且遗传差异和过去曾经实施的抗结核病疫苗接种计划很可能有助于限制新冠病毒在某些领域的传播。只有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我们才能掌握应对未来威胁所必需的信息。

　　许多人还想知道，今年亚洲的相对成功对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地缘政治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就像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来定义“美国世纪”一样，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想要确定“亚洲世纪”开始的具体日期，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选择2020。

　　但如此具体的比较意味着任何做出此类判断的时机或许仍尚不成熟。归根结底，卢斯的美国是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国。因为在二战中崭露头角，美国将继续定义属于它自己的时期（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争夺）。相反，亚洲世纪将会以包含许多国家的整块大陆为特色。

　　换言之，这并不仅仅关乎中国。可以肯定，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在起初的失败和透明度缺失之后，已经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此众多的其他亚洲国家同样取得了成功。

　　与战后美国的对比仍有可能为时尚早，而这次主要因为经济。亚洲国家2020年的经济表现无法与其疫情应对的成功相比。虽然越南、中国在GDP增长方面击败了世界其他国家，但尽管未能管理好病毒，美国经济的表现也还不错。因为预测显示今年经济将收缩3.6%，美国经济表现强于所有欧洲国家，还有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或其他亚洲地区。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相互联系：相比美国，许多亚洲经济体更容易受到贸易和旅行禁令的影响，而这深深伤害了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