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最近著有《再论全球化极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
不到十年前，国际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发布了一份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标题说明了一切：GDP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福祉测量指标。我们的测量指标会影响我们的做法，如果测量有误，做法也会跟着出错。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福祉——比如商品产出，而非健康、教育和环境——我们就会像这些测量指标一样扭曲；我们会变得更加物质。
我们十分乐于重订宗门的报告，[1] 这激发了一场涉及学界、民间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国际运动：制定和运用反映更广义福祉概念的指标。经合组织制定了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其中包括了一系列指标，以更好地反映福祉的组成部分和促进因素。并且，经合组织支持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评估高级专家组（High Level Expert Group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接替委员会继续工作。上周，在韩国仁川举行的经合组织第六次世界统计、知识和政策论坛（World Forum on Statistics， Knowledge， and Policy）上，专家组发布了其报告《超越GDP：测量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决定因素》（Beyond GDP： Measuring What Cou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新报告强调了《对我们生活的误测》曾略作提及的几个话题，比如信任和不安全，也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其他话题，比如不平等性和可持续性。它还解释了不充分的指标如何导致诸多领域的政策缺陷。倘若有更好的指标，2008年后的深度衰退对产量和福祉的高度负面且可能长期的影响本能得到更好的揭示，决策者也不至于如此沉迷于紧缩，紧缩降低了财政赤字，但也减少了国民财富，如果得到合理测量的话，可能弊大于利。[2]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近几年来的政治结果反映出许多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不安全状态中，而GDP很少关注这些状态。一系列政策狭隘地关注GDP和财政审慎，助长了这一不安全性。迫使个人承担更多风险的退休金“改革”的影响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着提高“灵活性”的幌子让雇主有更大的自由解雇工人，从而削弱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导致工资降低、不安全性升高。更好的指标至少能够权衡这些成本与收益，有可能迫使决策者用加强安全和平等的措施辅助政策变化。
在苏格兰的刺激下，少数国家现在组成了福祉经济联盟（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其宗旨是政府将福祉作为日程核心，并据此重新安排预算。比如，注重福祉的新西兰政府会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儿童贫困问题。
更好的指标还能成为重要的诊断工具，帮助各国在情况失控之前发现问题，并选取正确的工具解决它们。比如，如果美国更加关注健康，而不只是GDP，那么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特别是美国去工业化地区的人群，他们的期望寿命下降的趋势在几年前就能清楚地被发现。
类似地，机会平等指标直到最近才暴露出美国所谓的机会之地论的伪善：是的，人人都能出人头地，只要他有富裕的白人父母。数据表明，美国充斥着所谓的不平等性陷阱：出生在底层的人可能会一直留在底层。如果我们想要消除这些不平等性陷阱，首先就必须知道它们的存在，然后必须弄明白是什么创造和维持了它们。
略多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推出了一个“人民第一”平台。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了，哪怕是在民主国家。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永远力图确保它们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特朗普政府去年此时所实施的大规模减税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普通老百姓——规模缩小当仍然十分庞大的中产阶级——必须承担增税，数百万人将失去医疗保险，以此为亿万富翁和公司的减税提供资金。
如果我们想要让人民第一，就必须知道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改善了他们的福祉，我们又如何提供更多这样的东西。《超越GDP》指标日程将继续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关键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We were more than pleased with the reception of our report”
报告被接受我们表示非常满意？
Better indicators would have revealed the highly negative and possibly long-lasting effects of the deep post-2008 downturn on productivity and wellbeing， in which case policymakers might not have been so enamored of austerity， which lowered fiscal deficits， but reduced national wealth， properly measured， even more．
“even more”不太懂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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