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张树伟
我国的改革的起点，也就是目前整个电力工业、行业的管制规则、产业组织、企业市场力、价格体系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无谓损失”，对这些无谓损失的消除，就是“做大蛋糕”的过程。
电力改革可以先从无谓损失入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就像一筐螃蟹，互相咬着。从哪里开始下手，什么样的改革顺序，需要取消哪些规则，而又需要建立哪些规则与基础设施？这都考验着政府的领导力，考量着政府的改革意愿，考察着这个市场既有的健康与问题大小程度。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想法，希冀通过制定完善的蓝图，从而按图索骥，上帝般的设计一切、安排一切，可能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体制改革的方案是无法外生的，即使是有最高层的强烈意愿。改革的过程，无疑将是一上下互动的复杂过程。改革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改革顺序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如目前，售电侧放开在先，而输配改革在后，这种情况下，垄断势力对监管者的“俘获”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可能造就一个高昂的输配电成本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底下，垄断的电网一方面是批发商，又兼做零售商(既有业务)，而且其批发价格(上网电价+输配加价)跟零售价格(目前的终端销售电价)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新的售电者怎么可能出现，出现了怎么可能生存？放开市场(乃至混合所有制)与打破垄断，无疑打破垄断是首先需要做的，否则就是最“坏”的自由市场的私人垄断，甚至要坏于行政垄断，改革涨价的风险是很高的。而涨价一旦出现，改革本身可能就会被抵制与诋毁，从而形成对决策者更大的压力，改革失败的风险是很高的。
改革无疑涉及利益调整，任何的改革都有赢家与输家，但是利益调整、零和游戏显然不是电力改革的全部，否则改革就应该叫做“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我国的改革的起点，也就是目前整个电力工业、行业的管制规则、产业组织、企业市场力、价格体系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无谓损失”，对这些无谓损失的消除，就是“做大蛋糕”的过程。这些无谓损失可以略举几个例子：
1. 长距离输电定价
举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很方便的说明。
一种情况，内蒙向山东送电，山东自然要求落地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比如假设为4毛一度)，否则还不如自己建。内蒙的电厂发电成本2毛，输电电网成本1毛5，电网输电差价2毛，还可以赚5分。但是，由于本地电厂外送了，本地的用户无电可用，现在只好用高成本电厂的电，比如发电成本3毛，用电3毛5。查查目前的蒙东销售电价目录，这一体系尽管是示意性的，但是基本与实际情况一致。
另一种情况，山东自己满足自己，内蒙古不搞外送电(高成本电厂自然不需要建了)，本地电价2毛5(5分是本地输电成本，由于距离近，小于送到山东的送电成本)，然后内蒙古说为了安慰一下电网无电可输的心情，免费给你6分钱。
对比这两种情况可以发现，山东价格不变(4毛)，本地电厂价格不变(2毛)，内蒙古用户第二种情况每度电支出3毛1，比第一种少4分，而电网赚6分，也比第一种情况收益更高。取消输电的安排后，大家的“境况”都至少没有变差，本地用户与电网还变好了。
这是为啥呢？这根源于电网的输送成本完全属于交易成本，谁也没得到好处，属于尽可能减少的部分。本地用户由于靠近电源侧，在价格竞争上更有优势，电力只有充分满足本地需要后，才会有外送的动力。
但是在目前电力系统中，四川水电大发的情况下，本地甚至出现过用电紧张，却要长距离、耗费高成本运到千里之外，这在有效率、市场化的电价体系内是无法想象的。更有甚者，“外送电价不高于本地上网电价”居然成为外送电的原则，这是显著的“缩小蛋糕”造成效率损失的做法。在起作用的电力市场条件下，本地的用户由于可以节约输电成本，无疑相比远端用户的竞争力更强，这也是整体效率提升的要求。
事实上，唯有“做大蛋糕”，即使出现“输家”，系统才有新的额外的剩余去补偿输家，以上例子本地用户可以补贴电网就是例子。这样，改革才能促进更多的利益主体的参与，得到更多的支持。
2. 交叉补贴居民用电
本来居民用电价格的人为压低，就如同那个猴群“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通过抬高工商业价格去补贴居民价格，对整体居民负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居民内部由于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不同，存在赢家与输家)，因为工商业的成本最后还是转嫁给同样的消费者群体。以中国工商业用电占总用电量85%的体量，补贴每年约15%的居民电量，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工商业电价1毛，居民就可以免费用电了。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政策，如果忽略倒手过程中的操作性问题，那么对于电网公司有没有交叉补贴其实是无差别的。但是，居民面对一个压低的扭曲价格，其往往会过度消费电力。而这种消费，由于电力的生产是有污染的，因此存在着污染的外部损失问题。这种损失，是否可以由多消费电力带来的效用补偿，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取消了这种交叉补贴，居民少用电，但是享受更好的环境，更低的其他消费品价格，说不定效用更高呢。
3. 过度的系统安全保障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电力供求形势的变化，电力系统的产能过剩、过度冗余问题随着时间会暴露的越来越充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目前，上海的本地电源装机为2200万千瓦，而外来输电则超过1500万千瓦。而2014年夏季，上海电网最高负荷是2600万千瓦左右。这意味着即使以最大负荷计，系统的冗余度已经超过了40%。
这种系统冗余无疑是电力安全的好消息。但是保障如此程度的安全，可以讲，对大部分用户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电能质量还是停电时间的要求，居民等用户的要求不需要那么高，其一度电的价值也不会超过多高水平。这种情况下，耗费巨资形成如此高的系统冗余，是一种浪费。
从未来的视角，由于装机不足造成缺电损失的风险，跟由于装机过多造成资金浪费的风险，二者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电力体制改革有望纠正这种过度趋势，提高安全保障的经济有效性程度。
4. 企业建完全没有盈利前景的集中式充电站
按照理论上的分析，目前的集中充电站肯定无法挣钱，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动汽车去摊薄投资成本，而没有足够的电动汽车，也很难发展出足够数量的充电站。美国那种家里的充电桩，才是最初电动汽车形成最初规模的基本形态。这完全是一种“死锁”，需要政府真金白银的补贴。无补贴，就无电站。
但是，我国的电网公司，现实中无不在积极的建设充电站，大致属于此类。这已经无法用经济理论解释了。电力体制改革有望还原电力企业的“企业”性质，减少这种完全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行为模式。这无疑会通过减少电网公司的无谓消耗，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本文作者介绍：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首席能源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