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展望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田博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测算，要达成这一目标，2035年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5%至6%区间，至少不能低于5%。但基于经济学界经典索洛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的预测，中国经济可能陷入2%左右的低速增长区间。一些学者提议需要将3%左右的代表广义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年均增长作为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 。

　　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特别在推进二元体制转轨方面提出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

　　本文的看法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经济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改革开放，二十大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年均增长5.5%的潜力。但主要基于中国是一个体制渐进转轨国家，维持着一个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并存的经济体制，需要推进改革开放来释放因体制扭曲而禁锢的生产能力和财富价值。本文首先从阶段逻辑、先后顺序逻辑和渐进逻辑等方面，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定性关系进行阐述，并构建以体制扭曲差值为核心变量的数理逻辑关系框架；其次，将TFP分解为广义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两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和可能的低速增长进行讨论；最后，基于经济增长潜能方程，设想在市场化体制改革和更大力度的开放得以落实的情况下，仿真（simulate）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前景。

　　一　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定性逻辑和数理逻辑

　　中国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瞬时转轨国家和结构转型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从1978年起在体制和结构上经历特长周期转型。因此，假定适应市场经济和结构转型经济条件的索洛增长模型、刘易斯（William A． Lewis）及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等学者提出的增长模型，还有强调市场经济基础和国家干预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等，都无法核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历史，也不能针对性地仿真和推演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缺憾是，没有建立起转轨时期二元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数理分析方法。一是找不到一种方法，无法从数量计算的角度大体贴切地解释中国过去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增长的源泉；二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十字路口，无法从数理分析的逻辑，去仿真、推演未来需要的体制改革，也无法针对性安排基于经济增长潜能测算的改革方案。一个难点是，如何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有内生变量的数量逻辑关系。

　　（一）特长周期二元体制转轨

　　前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间大体在三年左右。对此，经济学界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转变，发现这些国家主要是采用紧缩需求、折算债务、放开市场和盘活资产，使瞬时的一元计划经济向一元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得以实现。这一转轨形式既没有总结动态增长学理所需的长周期时间，也没有建立刻划其状态之模型的必要。而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路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已经四十四年还没有结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元并存，这就是中国经济体的特征。

　　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的特点。从学理讲，其历史逻辑与改革的阶段、先后顺序逻辑，大体上是一致的。

　　从改革的阶段逻辑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调节的释放时期（1978—2000）。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价格和供销双轨制改革，承认物质利益，建立市场主体；一部分供销市场化，藉此培育价格机制。二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胶着时期（2001-2021）。一方面，从放开供销市场向资源配置市场化推进，产品和生产要素配合市场化供求，价格机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仍存在着人口上的计划生育、土地上的计划配置、对民企在资金信贷等领域的‘所有制歧视’、劳动者需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社保）的制度，以及投资项目的市场准入差异。

　　具体来讲，在1978年至今向市场经济调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两个阶段中，有三个重点改革︰一是承认和落实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纠正平均主义，废除劳动者干多干少获取一样的工资工分，以及企业不论盈亏都划拨资源的配置和供给体制；个人多劳多得，除了劳动力之外，资金、房屋和技术等要素投入也按照企业对产出的贡献和参与进行分配。

　　二是创造营商的法律和其他条件，培育、引进和发展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接受市场竞争；1978年后允许个体经营户存在，1992年后承认个体户、民营企业（民企）和外资企业（外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国企）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和公司制改革。

　　三是逐步形成市场体系，先是落实初等双轨制，农民、乡镇企业和国企超产的部分商品，可以到计划经济外的市场上销售，可以在计划定价之外随行就市确定价格，继而全面放开销售和价格，由市场供求和定价。要素配置方面，通过资金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透过银行间接融资改为在股市、债市直接融资等措施，建立了资本要素市场体系；通过劳资双向选择、资方合同聘用、劳动者进出自由、社保制度建立等措施，形成了劳动力要素市场。

　　最后一个阶段将是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体制转向二元体制并轨的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阶段。主要是继续改革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配置相关的户籍管制等体制，继续改革银行贷款；股市、债市融资方面制订针对所有制歧视的一些规则，修正在投资项目市场准入、行政司法诉讼、土地资源配置和政府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所有制偏好和歧视，防止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推进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理念和扩大在各领域过度干预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运行的倾向；改变农村土地房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置、资源（无价格）与资产（有价格）并存的状况，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与土地房屋产权和资产制度；在土地交易利益的分配体制上，需要尊重农村城郊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制与城镇工业交通水利等国有土地不同，土地和收益二者之间的交换应当等价，在土地交易中给予农民更多的利益，进而改革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城镇开发商交纳房地产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体制。最后的二元体制并轨改革，实际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最为艰难的攻坚阶段。

　　从改革的先后顺序逻辑看，在内容上有先后之分，有的改革已经完成，有的基本完成但需要进一步完善，有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也有改革刚刚开始或者还没有正式启动。

　　首先，产品市场化改革最先开始。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差别，劳动者以劳动强度和工作质量进行收入分配；培育和接纳更多个体、民企及外企等市场主体，其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供需和价格调节获得差异化收入；扩大产品市场化供销的范围、数量和比例。

　　其次，逐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资产配置方面，资金从国家拨款过渡为银行贷款，允许民间借贷，批准金融机构借贷、企业发行债券，建立证券交易机构，发展保付代理（保理）、保险、期货、信托和担保等机构及业务，形成基本的资本要素市场体系。劳动力配置方面，允许和放开农民进城务工；劳动者务工和企事业单位用工双向选择，企业和社会用工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进行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和再就业改革，发展劳务中介机构，也基本形成劳动力要素市场体系。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建设用地仍是通过计划指标分配，从农民集体获得土地的方式为行政补偿式征收，只是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上建立了地方行政垄断的拍卖市场，严禁农村的非农业土地建设和农业土地使用权交易，还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配置市场。

　　最后，城镇居民住宅以外大幅度的土地资产化改革还没有开始。1990年代随着外企进入及个体户、民企兴起，产生大量土地和住宅需求，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可以实行有偿交易，进行会计核算后成为企业资产。国家于1998年推动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现有住宅出售给居民职工后成为家庭资产，新增的住宅需求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的房地产商开发建设及销售、二级市场的二手房市场交易加以满足。因此，城镇住宅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但农村的耕地、园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和房屋，不允许进行市场化交易、无法定价，仍然是生产和生活性资源，并不是市场化意义上的资产。

　　在二元体制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渐进改革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和资产配置的双轨制。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改革启动时，在资源和产品配置方面，国企的一部分投入品和产出品仍由计划经济调节供应数量，价格由行政手段确定；另一部分计划外生产的产品，以及乡镇企业和农村自主生产的产品则放开管制，由市场交易进行配置，价格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二是先有改革的创造性典型或者改革试点，再总结经验、制定顶层方案，最后进行普遍性推进。比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选择了开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结果是农业增产、上缴增多、农民增收。中央总结其经验并制定和完善方案，最后在全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再如，1979年1月，湖北省老河口市十五户地方国企率先进行利润从上缴向缴税转轨的试点改革，随后全国部分地区和数百户国企相继列为试点进一步扩大推进，中央政府权衡利弊后形成最终方案，于1983年7月在国企普遍实施了利转税改革。

　　三是区别增量和存量，进行差异化改革。比如，在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上，新晋职工按照新体制，原有中老年职工保留传统方式。以时间换改革，在老职工退休后逐步缩小旧体制的存量规模。

　　（二）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的数理逻辑关系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主要来自于对国内外发展横向比较后对双方差距的认识，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困境所迫。中国在推时改革时选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设想、先试后扩、逐步推进的模式。对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有的定性分析和论述，其无法进行数量计算；有的用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数据比较来分析，但无法揭示改革与增长的内生关系。而用一般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和凯恩斯主义等增长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其内容与后面体制改革建议之间大都没有相互针对性的逻辑关系。原因在于，改革并没有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被包含在分析模型之中。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产出和增长模型，虽然包含强调市场调节的新古典主义、注重国家需求的干预主义和偏重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等不同理论，但其暗含最基本的假定为：分析的对象是竞争性市场体制下的经济体。而在二元体制转轨中，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研究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出发点应为体制扭曲 。

　　首先，体制扭曲具有可纠正性和不可纠正性之分。一方面，部分体制扭曲被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所纠正。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还没有市场化，但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利用农村土地建厂生产加工产品、国企生产一部分计划外产品；在价格和供销双轨制的体制安排中，它们均可以在农贸市场和计划经济外的其他渠道销售。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的劳动者和企业主体通过产品市场化销售，纠正了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市场化配置的扭曲，活化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带来的工资、利润和地租，避免了生产损失。另一方面，部分体制扭曲无法通过市场行为纠正。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粘性等，资本要素配置方面对民企的信贷歧视和国企资本使用的低效率，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禁止农村土地交易、不向农民分配用地指标和拆除违建等，这些扭曲根本就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其次，体制扭曲差值是内生于改革与增长数理关系的核心变量，其数理逻辑表达公式为国内市场竞争领域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相减的差值，即z（差值）=y（标准值）-x（扭曲值）。這種扭曲是二元體制經濟運行低效率的重要成因，也是可通過改革提高效率的源泉所在。借以上公式或可寻找各个方面的差值︰例如生产方面，迈入同等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国家之农业劳动力就业标准值与中国的相关扭曲值、转轨国家的宏观税负率标准值与中国的相关扭曲值、民企资本权益的净利润率和债务资本的贷款利率标准值与国企的相关扭曲值、竞争性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要素市场配置的标准状况与中国在禁止农村土地交易下市场配置的扭曲状况。又如土地房屋财富价值和土地交易利益分配方面，城市可转移土地、土地可交易及定价的资产性状况与农村剩余土地禁止交易的非资产性状况，农民集体向地方政府转移土地时只获得接近零价格的行政补偿的资源性扭曲状况与地方政府在市场上高价格出让土地的资产性标准状况，城镇居民可交易住宅的资产性标准状况与农村居民房屋禁止交易的零价值资源性扭曲状况。

　　再次，可通過體制扭曲差值計算體制扭曲造成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等損失。從生产侧數理邏輯看，各种閒置浪費生产要素總量乘以體制扭曲差值，有算式Los（损失）=Res（资源）×z。我們据此可以計算出由體制扭曲造成各种被利用要素的產出損失值。比如，2021年，國企總資產為311.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總的净利潤為32970億元，總資產净利潤率 為1.06%，而民企總資產净利潤率最低也需要达到5.5%，則資本要素配置扭曲導致的國企净利润產出總損失是‘311.46萬億元×（5.5%-1.06%）=13.83萬億元’。此外，产出损失除以市场经济标准值，则可以求出各方面闲置和低利用的资源，即体制扭曲性剩余，即Su（体制性剩余）=Los/y。比如国企资产净利润损失13.83万亿元÷0.055%=体制性剩余资产251.43万亿元。

　　最后，体制扭曲导致的资源、要素和财富价值损失，如果通过体制改革加以释放，则可以视为能释放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和资源的未来增长潜能。我们称之为体制性剩余。遗憾的是，国内外仿真、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基本都没有考虑其潜能来自于哪里。因为，模型的假定要么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存在体制扭曲，要么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向工业城市源源不断地转移的过程，并没有受到体制扭曲的阻碍。而体制扭曲在中国这样一个特长周期的二元经济中比比皆是，是一个常态化的事实。我们需要通过改革释放被体制扭曲所禁锢的潜能。其數理邏輯是經濟增長的潛能，等於體制性剩餘乘以不同年度改革強度，除以市場競爭標準值。见下式：

　　G—GDP；⊿GK—体制性资本盘活利用的GDP增长潜能；b—资本要素产出系数；KS——国有企业总资本；mi—体制改革强度，∑m=1，i—1，2，3，…；K—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

　　比如據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 計算，全社会非金融企业资本K为848万亿元，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本比率为29.60%，假定未来15年中资本平均产出系数为25%，社会总资本年均增长3%，通过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盘活体制性剩余资本发挥应有的产出作用，则会获得年平均为0.53%的新增长潜能。

　　因此，找出市场经济标准值y和二元体制扭曲值x，并用其差值z计算资源、要素和财富价值损失，将损失视作体制性剩余，以‘体制性剩余×改革强度/改革年数’，即将”y-x”引入经济增长的生产或需求函数，便可以内生地核算或者推演二元体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二　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来源

　　从生产侧看，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做的工作为：一是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TFP增长的数据，并与国际进行比较，以便将TFP增长分解为广义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两部分来源；根据学者和机构研究，判定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规律。二是计算体制不变及其扭曲值不向标准值靠近的情况下的自然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体制性剩余土地的存在，需要将新古典主义探讨经济要素投入时采用的劳动与资本对数函数，调整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结构的古典增长模型。

　　（一）经济体制改革及广义技术进步TFP分解

　　在二元体制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来源和动力方面，相关研究存在着两个误区：认为TFP都来源于教育普及、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产业化等广义技术进步；认为广义技术进步（即创新）可以推动GDP增长率趋势向上推进。

　　市场经济体制下，TFP主要来自于教育普及深化、科学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和新技术产业应用；但在长周期二元体制转轨国家，TFP有一部分出自市场化改革形成，主要来源于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使生产率提高，以及土地房屋资产化（从零价格到市场价）的溢值。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远高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1978至2021年，据实验室计算，中国TFP年均增长3.32%，增长幅度远高于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从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数据看，中国TFP年均增长率大致位于3%以上的水平。如周绍森和胡德龙的数据显示，1980至2007年，中国TFP年均增长4.59%，对同期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5.62% ；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的数据显示，1978至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3.67%，对同期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59% ；孙琳琳和任若恩的数据显示，1981至2005年，中国TFP年均增长3.15%，对同期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2.18% 。这并不意味中国的创新能力要比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强，而是1978年以来在中国的TFP中，除了广义技术进步TFP，还有很大比例的经济体制改革TFP，其内容为生产率提高、市场化改革和城镇住宅资产溢值。

　　从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长周期的历史看，在大规模物质生产的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是一条速度在0.5%至1%之间平缓发展并略微下行的曲线。

　　观察历史数据，这些国家的TFP增长趋势是一条波动幅度不大且平缓的曲线。从荷兰罗格根大学团队计算结果来看，1974至2019年，日、法、英、德、美的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9%、0.51%、0.72%、0.58%和1.04%（图1）。

　　图1　日、法、英、德、美1974至2019年TFP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据APO的研究数据显示，1978至2018年，美国、日本和韩国TF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0.79%和1.04%。琼斯（Charles I． Jones）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时间序列测试〉（“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一文中质疑创新会加速经济增长的观点，因为在1960至1988年间欧美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加并没有使TFP增长幅度提高，二十九年间研发人员向上向右的研发投入增长曲线并没有推动TFP也形成向上向右的增长曲线 。菲斯佩奇（Bart Verspagen）透过制作图表来展示1980至2000年研发人员数量和TFP的增长趋势，欧洲和美国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9%，并认为TFP的增长是波动幅度较小和长期平缓变动的曲线，以回应琼斯的观点（图2）。图1所示符合二人的分析，从日本、美国和欧洲四十六年TFP增长趋势看，其几乎与横轴平行，甚至略微下降。

　　图2　欧美研发人员增长与TFP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Bart Verspage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ed． Jan Fagerberg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06．

　　1978至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1%，我们通过测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TFP年均增长率为2.4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26.18%是经济体制改革TFP所贡献 。TFP中的77.01%为推进大力度改革、释放了禁锢在扭曲体制内潜能而形成。还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前的1971至1977年，APO计算的中国TFP年均增长为-2.04%。也就是说，当时没开始改革开放，生产低效率和财富禁锢损失远大于广义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以致在投资高增长和就业劳动力增长较快的情况下，GDP年均增长速度却在5%以下。

　　（二）二元体制不变下的经济低速增长

　　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及大量文献中，关于增长常涉及经济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潜能等定义。自然增长率，也被视为潜在增长率，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类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下，经济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当国民经济中还没有通过主观措施加以利用的，可以促进增长的资源、要素、需求和资产时，经济增长率通常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国民经济存在着增长潜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潜能常受制于流动性不足等方面导致的经济萧条；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体制中，要素生产、收入消费和货币流动性等各方面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表现为体制性剩余 。体制扭曲造成投入产出的低效率、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如同市场经济国家一样，表现为失业率上升、高投入和低产出，或者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增长明显乏力。但其增长潜能则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在于体制性剩余要素及资产，一般的扩展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症结。本文认为，在无针对性措施的情况下，二元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逐步趋于低速增长区间。

　　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体的未来增长潜能，源于通过改革纠正体制扭曲，推进体制扭曲值不断地向市场标准值逼近，使体制性剩余不断地从被禁锢的体制中得到释放。但是，如果转轨停顿和体制不变，按照自然经济增长趋势，增长速度可能处于2%左右。对比中国改革前、改革至今及未来十五年的预测，1957到1977年（剔除1958年这一特殊年份数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5.42%，劳动力年均增长率2.62%，资本形成年均增长率10%，GDP年均增长率5%。1978到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下降至15.95%，劳动力增长率下降至1.50%，资本形成增长率提高至15%；在投资和劳动力同步大幅降低的情况下，GDP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9.24%。从未来十五年要素投入预测来看，就业劳动力将大概率按照年均增长率-1.10%的发展趋势，资本年均增长率将位于3%至4%增长区间；根据发展经济学规律，当经济发展中出现产能过剩及劳动力市场转折后，资本产出弹性一般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劳动产出弹性会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因此假设资本产出系数从目前的0.6逐渐下降为0.4，而劳动产出系数从0.4逐渐提高到0.6，同时乐观估计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年均在0.8%的情形下，未来年均GDP增长率也仅为2%至2.5%左右。

　　三  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的模拟推演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增长模型、均衡增长模型，以及假定由二元结构向市场经济迁移的结构主义模型，都无法准确刻划中国二元体制经济改革与增长之间的内在数理逻辑。本文上述部分构建了以体制扭曲为出发点、扭曲差值作为核心变量的经济损失、体制性剩余及经济潜能分析的逻辑框架。实验室在这一创新性框架基础上，对中国二元体制下的体制性剩余及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一系列情景模拟及数据测算。

　　（一）体制性剩余测算

　　考虑各类数据的可得性，以2020年为基准，我们对二元经济体制下各类扭曲差值及体制性剩余进行测算︰一是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人口和劳动力要素方面，考虑中国与类似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差值，以及标的人口14亿1，178万，预计农村存在体制性剩余人口2亿1，177万人；考虑农业就业比率差值及全国总就业劳动力7亿5，064万人，预计农业领域中剩余劳动力为1亿9121万人；假如我们将外出务工工资水平作为标准值，将在农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收入作为扭曲值，根据其差值也可以计算出目前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数量。资本要素方面，考虑市场环境下民企5.5%的权益资产利润率及国企1.62%资产利润率，加上民企平均加权贷款利率8%，而国企约4.35%水平，经测算，体制性剩余国有债务和权益资产规模达122.34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体制性剩余资产。我们将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的土地房屋视为市场化标准资产，农村土地房屋、城镇土地禁止市场交易的部分视为非资产性状况。因此农村体制扭曲性剩余资源可通过耕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可交易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其影子价格进行测算。城镇体制性剩余土地，则反映在国企及其他使用者使用的工业、物流、仓储等建设用地，通过与其市场价格进行测算。预计体制性剩余农村房屋及各类土地、城镇可交易土地资产合计为786万亿元人民币，剔除农村住宅资产中宅基地成本的重覆计算，最终约为705万亿元人民币。

　　（二）二元体制生产侧改革与增长潜能数理逻辑

　　将资源利用价格和要素利用比例的标准值和扭曲值作为内生变量，并且设置各自的改革时间和每年不同幅度的潜能释放，则资源资产化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等生产侧改革所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

　　GDP总增长为自然增长率加本节所述的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

　　（三）未来改革支撑增长速度的仿真推演

　　体制性剩余在扭曲纠正下进行释放，带来新经济增长潜能。实验室通过模拟不同改革及扭曲纠正情景，本文藉此测算在未来十五年推进生产侧改革可以获得的经济增长。

　　首先，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其一，劳动力要素领域放开户籍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经测算，2020年总就业劳动力7亿5，064万人，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国企事业、行政等单位中存在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亿9，500亿人，考虑自然退休和去世约5，850万人后，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相关扭曲体制彻底改革放开，将剩余的1亿3，650万人测算到未来各年份，未来十五年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3%左右。其二，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深化国企改革，提升国企权益和借贷资本效率，资本利润率将由平均2%提升到6%左右，接近民企水平；另外，应完善银行信贷及其他融资体制机制，消除对民企的信贷歧视。其三，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要素是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深蒂固的领域，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盘活被体制扭曲禁锢的各类城乡土地资源，形成可交易、可定价的竞争性市场。通过上述情景模拟和测算，要素市场化改革将带来年均1.9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

　　其次，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资产化领域改革。前面已述，与城镇住宅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不同，农村的耕地、园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和房屋，仍不具备市场化资产的属性，农民无法从中获得资产化的财富。通过资产化改革，实现从原本无价格的资源到有价值资产的财富创造。2020年，中国存在可以资产化的农村住宅建筑面积273亿平方米，资产价值约95万亿元；农业领域方面，耕地19.2万亿亩、园地3.03万亿亩、林地27万亿亩、草原39.7万亿亩，资产价值合计约397万亿元；建设用地方面，分别存在乡村建设用地3.3亿亩、城市和县城工业物流用地2.3亿亩、非县城建制镇工业用地773万亩及矿上用地3664万亩，农村住宅360亿平米，资产总价值约349万亿元。考虑不同资产的交易率及增值率，最终预测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资产化改革带来的年均经济增长在1.19%以上。

　　再次，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土地要素。中国国土可利用土地率在全球处于中下游水平，仍是低水利发展水平国家。世界上国土和人口大国也基本存在着水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都实施了调水以便进行国土开发、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举措 。与加拿大、欧洲各国、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等调水强国相比，中国人均调水量在他们的1/25到1/5之间。中国如果在关内和东北地区分别建设南水北调网和北水南调网，总计调水量2，000亿立方米，预计可增加7亿亩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我们预测，通过实施调水改土重大发展战略，预计带来年均约0.42%经济增长率。

　　综上所述，我们从生产侧对不同体制改革情形下的经济潜能进行模拟测算，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带来年均3.33%左右的增长，加上无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下年均中位数1.97%左右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中国经济未来十五年年均中位增长率将达到5.5%。

　　图3　经济体制改革情景下经济增长潜能测算（2023-2037）

　　四　小结

　　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一般在三年时间完成经济体制瞬时转轨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四十四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长期并存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在特长周期转轨进程中，由于体制扭曲导致大量体制性剩余要素和资产，在近年来经济追赶空间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国家面临着未富先老、陷入低速增长区间的风险。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改革与经济增长先后顺序逻辑中阐述的，中国总体上处于市场化改革仍没有完成，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资产化领域改革还没有开始的阶段，因此作者在经济增长潜能仿真中，对市场化改革、资产化改革、调水改土重大战略以及扩大开放等情形进行全面测算，结论如上所述，在设定的不同改革方案下，其中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增长潜能最大，其次是资产化改革，再次是调水改土战略，最后是相关扩大开放政策。

　　国内改革也可能因总体方案不明、实施方案操作性差、部门和地方执行力不够和改革遇到各方面阻力大，还可能因全球局势动荡不安、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周边形势紧张加剧等等因素，会使推进步伐缓慢，甚至进程停顿，造成体制改革完不成任务和达不到目标。当然，这种状况出现的概率可能性不大。

　　必须深刻认识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外推式的正向冲击，带来经济倒V型中高速增长态势，这可能是中国到2035年GDP总量翻一番、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希望所在。

　　说明：由于版面字数原因，笔者在公众号转载时，补充了生产侧经济增长总公式（3）等，并对一些数据以最新的计算进行了调整；需求侧的二元体制经济增长仿真，将在其他文献中进行计算。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田　博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博士生

　　本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转载时进行了微调。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