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到2035年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台阶,两个条件不可或缺

2022年12月14日09:16    作者:刘世锦  

  意见领袖 | 刘世锦

  目前中国一个核心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质的描述。同时还提出了量化的指标,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大台阶:

  • 第一,人均收入达到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 第二,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 第三,人均收入达到3万~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2021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1250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20年标准是12696美元)。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每年增长4%左右。今年中国实际增速放缓,汇率下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距离很可能拉大。

  到2035年,中国人均收入要达到3万~4万美元的水平,意味着这期间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两番。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取决于三个变量——经济实际增速、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之差(即国内通胀或者GDP平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这段时期经济平均实际增速不低于4.7%,我国人均收入到2035年才能翻一番。

  假定这一时期通胀水平相对平稳,在2%左右,那么就要重点关注汇率变化。我们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购买力平价指标,现阶段,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在此后的16年,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快速上升。1995年左右,日本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但在两个国家驱动收入增长的因素中,汇率贡献都明显超过实际增长贡献,特别是德国汇率升值贡献达到2/3。

  中国大致进入了相同的增长阶段,有关经验教训值得研究和借鉴。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当然,日本、德国当年汇率大幅升值是有特殊条件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几年中国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速必须争取,4.7%以上的经济增速必须争取;二是仅靠实际增速的硬增长是不够的,必须把立足点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上,由此带动汇率合理升值。这就是强调高质量发展对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的内在含义。假设在这段时期年均实际增速4%~5%,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额(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和相加,年均再增长5%左右,即按照现价美元计算,每年要增长将近10%,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实际增速长期低于潜在增速的不利影响

  以往我们担忧比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忽视提高增长质量。疫情发生三年来,特别是从最近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实际增速过低,特别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如果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对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特别是2035年目标是不利的——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去,而且质量也会下来。

  2022年初提出的增长目标是5.5%,由于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实际经济增速为3%。2020~2021年,中国两年平均增速为5.1%,如果2022年往高预计达到3.5%,那么三年平均增速低于5%。大量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在5%~5.5%之间。换句话说,疫情三年中国平均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固定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减少,生产率必定下降,摊在每个产品上的单位成本肯定上升。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生产率提升。同时,汇率也会受到影响。最近,人民币汇率呈现贬值态势,这主要是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基本面,特别是经济增速对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将出现机制性损伤。疫情冲击以后,有些丢掉的会补回来,但有些补不回来,而且会引起机制性损伤。比如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没有执行,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应该有的投资没有投资,应该进行的创新没有进行,一些长期规划也跟不上了,长期经营发展能力都在下降。假定疫情冲击过去了,由这种状况回到常态,会有一个较长的修复期。有些封城静默后的城市,曾出现过短期反弹,但是一段时间后增速再次下降。

  三是新老动能转换将会受到冲击,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我国正处在中速增长阶段的新老动能转换期,如果这时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将会使原有的困难和风险被放大。

  一方面,过去速度比较高的时候,老产业其实是“带病运行”,矛盾、问题还可以被掩盖。一旦速度明显下降,有些矛盾和问题就会转化为风险甚至危机。房地产行业变化就属于这一类。

  另一方面,新动能由于预期、投资、市场等问题,成长期风险加大,也会对增长带来一些“堵力”。比如,数字经济创新势头有所减弱;新能源汽车风头正劲,但仍然受到供应链波动的困扰。

  近期呼吁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声音比较多。由于国内外的不利因素,近期中国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其实不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很难判断宏观政策到底是松还是紧。

  前段时间M2增速超过11%,甚至超过12%,高于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是三年以来增速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速加上通胀水平,再加上一两个百分点,这样的货币供应量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今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经济实际增速3%,CPI不超过3%,再加上一两个百分点,充其量是8%,但是M2增速现在已经超过3~4个百分点了。应该说流动性现是充足的,货币政策也不紧。

  M2增速低于社融增速,这在过去很少见,说明货币并不缺,但实际需求上不去。美国最近通胀仍处高位,美联储不得不激进加息,其原因是美联储在疫情严重时“放水”过多,现在正在承担“放水”的代价。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要关注和研究。

  使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一是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以后,上百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更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近年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年前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这两年掉下来了,这很值得关注。

  二是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增长的冲击。从明年开始,甚至可能是从今年开始,中国大概率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早于之前的估计,这会对需求带来直接影响。从供给角度讲,大概十年前开始,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负增长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还会加快。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的经验表明,人口出现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并且实际增长率经常低于潜在增长率。

  中国人均收入刚过一万美元时,出现了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的情况,其实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已经出现波动了。能否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我们依然面临着挑战。

  当务之急是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具体而言,实际增速要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最近,随着优化防疫政策、房地产金融政策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有利因素正在增加。

  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由于今年基数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分或者全面摆脱疫情冲击的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应力争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点。要加快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上,为实现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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