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大的成长性

　　意见领袖 | 贾康

　　党的二十大发言人日前强调，中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以从事几十年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认识，愿意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理解。客观来说，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依“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人类发展文明进步的共性规律，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特色的个性要求，充分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再加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所要求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七大潮流，将合流谱写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一思路上的实证考察，可以说明，中国经济还有着相当大的成长性空间。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要完成从中期走向中后期、再到后期的发展过程。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终于推进到的“世界工厂”局面，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但以不少具体领域合成的综合判断而言，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中国智慧制造，这些将一定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仅在45%左右的水平，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把这一指标适当往上抬高，我认为真实城镇化水平也只能认为有50%或者再稍微出头。按照一般经验性规律总结，真实城镇化水平要走到70%左右，才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那么如果我国真实城镇化率，今后每年平均增加一个百分点，我们也还需要走超过15年的过程才能完成其高速发展期，这大致可走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

　　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结合互动发展的过程，从长期看，则是通过一个供需互动的持续过程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在中国大地上，只能以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来认识和描述。它的具体表现场景，将会体现在中国约700个中心区域大大小小的城镇建成区中，它们的最主要发展趋势，是依国家科学有序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建设的国土开发顶层规划，将城乡结合部往外推，还必然要打造很多新区。各个中心区域、新区，以及它们之间，将出现基础设施一轮又一轮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以及互联互通。这一过程，又必将伴随产业升级发展、产业间的不断互动，以及越来越多地释放出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的需求。回应这些需求释放的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将在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表现其支持发展的功能与潜力、韧性与回旋余地。

　　这个供需互动的过程，将表现出中国经济巨大的成长性空间。因此，即使这个过程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不愉快因素的干扰，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基于客观支持因素，在主观上不犯低级错误的同时，发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在宏观层面，必须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坚决贯彻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由这个“统一”切入，结合“高标准法治化”，实现对所有市场主体产权保护的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各种不当的条块分割壁垒，更好地促进城乡一体化，更好地解决“城乡分治”的弊端，更好地在消除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堵点的同时，拥抱全球市场。

　　在微观层面，要有一套清晰的对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原则体系的落实方案。除了涉及企业的“负面清单”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之外，还需要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正面清单”，即“法无授权不可为”，再加上“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绩效考评并完善监督和奖惩问责机制。这一套自上海自贸区开始施行的原则体系，关键是怎么推广落实。此外，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共赢发展，要特别注意，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间接金融的比重必然会适当调低，直接金融比重将上升，同时“供应链金融”需要有创新发展，大企业可以更多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与自己合作的、广大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一起寻求发展机遇。

　　外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疑惑，一个是房地产是否已经触底？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经济成长性的认识，当下虽然从近700个城市的大面上来看，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这个特征已经明显消退，但还会更多体现为“白银时代”，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当然，不排除一些地方进入了只能稳定发展的“黑铁时代”，甚至或有少数三、四县城市更为糟糕的局面。但实事求是说，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的挑战，更多是在2021年底以来中央频吹房地产政策暖风的情况下，怎么完成筑底消化市场上不良预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应该更有信心，总体而言，楼市是可以稳住的，不会出现人们曾经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崩盘。但是它的恢复，还需要一个在早已形成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下，总体而言等待基本局面特征转换临界点出现的过程。近期，我们已看到了由“火”的一边带动未来这种情况的迹象。

　　人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财政的可持续性，突出的是地方财政缺口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些年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已经相对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事权与财力运用方面，覆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事权，已经越来越多地具体落实到操作方面的支出责任清单。比如，在医疗保障、公共交通、义务教育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央和地方是按照阳光化的制度规则一起处理怎么分担它们的支出，在操作方面，这些都有越来越清晰的细则。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会特定地、选择性地支持欠发达的和困难的市县与基层。近几年，受到疫情冲击，出现了一些地方财力吃紧的情况。但从全局来看，我们毕竟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底子，对于顶过这一轮的支出压力，还是有把握的。到各地看一看，发展建设是有延续性的，经济成长性体现的过程大体没有中断，只要给予一定的修复条件，它就会跟上。而且，我们政策工具箱的财政政策可用工具还是比较充足的。

　　做了几十年研究，笔者过去就知道一句话，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等到压力扛过去以后，通常都再补上一句话，“年年过得还不错”。当然，这次我们面临的风险比过去要高一些，但在党的二十大给出很好指导后，相信我们能够扛过去，包括在复工复产和做好抗疫这方面实现更好的平衡，走过整个所谓后疫情时代。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