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管涛
管涛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的进博会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的重大举措。五年来，中国的开放进程正越开越好，越来越自信。
伴随着实体经济贸易领域的开放，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也明显加快，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包容、友好、便利的市场环境。如何看待金融开放的成绩和前景？面对新时期的挑战，又如何平衡开放与风险防范？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注：本文发表于《金融时报》2022年11月9日，记者马梅若。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逆全球化有所抬头，但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的金融开放。近五年来，我国金融开放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
管涛：近年来，我国金融双向开放再上一个台阶，硕果累累。
一是金融市场开放有序推进。2016年“深港通”和2017年“债券通”相继开通，2019年“沪伦通”正式启动，2021年“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启动。2019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限制全面取消，使中国资本项目在股票和债券二级市场的跨境投资上已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开放。2022年7月，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互换通”正式启动，既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自2018年4月起，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的政策。2019年1月，首家外资评级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市场。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政策，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子公司跨境往来规则，取消持股比例要求。2020年6月，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正式清零，即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都许可。
三是金融对外开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接受和认可。近年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先后纳入全球指数并提高权重，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以及中国对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今年5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定值重估，继续维持了人民币第三大权重货币的地位，并将人民币的权重上调了1.36个百分点，反映了国际社会对2015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进程的肯定。此外，国际清算银行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人民币外汇日均成交易量达到5260亿美元，较2019年4月份（上次抽样调查）提高了85%，跃居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较上次前进了三位。
《金融时报》记者：结合我国发展现状，下一步金融开放将在哪些领域持续深化？
管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未来我国金融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宽。
下一步，按照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要求，我国扩大金融开放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当前我国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已基本清零，下一步要进一步清理实际操作中的各种“玻璃门”，不断对照国际标准完善监管规则和改善营商环境，真正让外资依法享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的红利；二是在加快金融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的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逐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水平；三是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以“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10+3机制等为突破口，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下大力气培育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交易和使用的需求，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四是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支持中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
在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以利用一些区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尝试和探索。例如，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提出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在岸发展离岸业务，既可以补充数据和监管规则的不足，也可以对接和试验国际规则的境内使用。此外，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深圳、北京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首批试点，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企业集团跨境资金统筹使用。试点有利于跨国企业集团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跨境资金管理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统筹配置资源。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但在此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潜在风险。应该如何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管涛：从国际经验看，随着资本账户越来越开放，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难度将大幅提高，相关风险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未来有可能遇到四种潜在风险，一是跨境资金大进大出、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预期管理更加困难；二是境内机构和个人缺乏全球配置资源的经验和能力，国民财富遭受损失；三是境外利用市场优势、信息优势，恶意炒作境内金融资产；四是地缘政治博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海外资产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增加。
如果是不成熟的金融开放，那么往往会以金融危机收场。应对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关键是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二者即便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也不能滞后太多。为此，要坚持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保持改革与开放进度的大体匹配，其中更为关键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应该经常根据“十四五”规划提出来的具体工作部署，将改革与开放进程对对表：有的领域可能是改革快了，开放慢了，开放就要加快一点；有的领域可能是开放快了，改革慢了，改革就要加快一点，或者开放要慢下来。
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要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为此，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对跨境资本流动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的双支柱监管框架，及时防范化解个体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改进国际收支流量和存量统计，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王婉莹
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财经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