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扬：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发展及应对

　　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近日，中金研究院董事总经理赵扬就全球产业链竞争问题发表观点。赵扬首先从宏观角度回顾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源起，以要素禀赋差异理论为支撑，简要阐述了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必然性。赵扬指出，随着近40年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当下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加剧。赵扬进而对产业链韧性及中美两国不同诉求进行分析，为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竞争形势变化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

　　一、全球化的源起

　　全球化是从单一制成品贸易向全球产业链大分工的演变。Helpman曾于1984年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过经典文献，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解释。该文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差异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贸易国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大到一定程度时，仅靠制成品贸易并不足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国际贸易本质是一种利用国家间不同比较优势而产生的跨国套利行为。Helpman同时指出，当要素禀赋差大到一定程度时，仅靠国际贸易不能够充分消除跨国套利机会，这时会产生跨国公司，从技术研发、管理方式到市场信息等方方面面发生跨国迁徙，从而出现全球性生产分工，以充分利用并消除要素价格差。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诞生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的环境也发生变化，并为跨国公司的多地生产提供了便捷条件，进而出现了跨国投资热潮和跨国公司兴起。从那开始，有人惊叹于中国的发展，开始讨论“世界是平的”。其实，从要素禀赋角度讲，世界不是“平的”，之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平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套利使得要素价格均等化导致的。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主要是中美合作推动。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行为，中美是最大的两个受益国，其背后经济原理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合作最符合Helpman文章里讲到的要素禀赋差异理论。1984年，按美元计价的中国当年人均名义GDP为250美元，而美国当时的人均名义GDP为17，080美元，所以当时中国人均名义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5%，这个数字背后反映了两国的收入水平，也代表了两国工资差异，必然会带来非常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以FDI和跨国公司的兴起等形式呈现。跨国公司的兴起带动了中国生产力的整体进步。

　　二、全球经济要素禀赋的变化

　　通过分析近几年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本地公司相比，在华外资控股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领先优势正不断缩小。1998年，外资企业的TFP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到2002年中国刚刚加入WTO时，外资在TFP方面仍领先内资工业企业；但自2005年以来，差距开始不断缩小；到2007年，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外资和内资的TFP几乎相等；而到2013年，在某些方面，内资的TFP开始出现领先外资的情况。

　　跨国企业的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效率的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带来了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对制造业来说，最主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劳动力和资本，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反映为国民收入的上升。同时，中国的劳动力也发生着量和质的切换。计划生育政策下，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大幅增加，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因此，中国现在的劳动力结构与1980年时完全不同，现在的劳动力质量更高，但是数量方面几乎为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人口的数量红利在消失，但劳动力质量在大幅提升。在资本方面，如今中国的基础设施位居世界一流，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除以GDP的比例）甚至远高于美国。通常人们认为，相比于中国，美国是资本更充裕的国家，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看，如今中国已经不是资本稀缺的国家，中国的资本充裕，存在加杠杆的因素，而中国式加杠杆也与跨国公司的FDI和贸易活动密不可分。因为，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中国间接融资加杠杆的基础，推动人民银行资产扩张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由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的长期增加，推动整个银行体系的加杠杆，才拉动了中国这些年如此大幅度的投资增长。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美要素禀赋差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2021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1984年仅是1.5%，这是数量级的变化（图1）。相比40多年前，如今中美间要素禀赋差异已不再巨大，特别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是要素禀赋的优势。在此背景下，再读Helpman那篇文章，就不难理解当前的逆全球化以及国家间产业链竞争问题。过去40年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合作，那么逆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中美从合作转向中美竞争。

　　图1：中美人均GDP变化，1985~2020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就是中美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优势互补。回顾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中美基于要素禀赋差异而构建起来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同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压舱石，因为所谓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美经济关系合作。如果全球化出现逆转，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在恶化，世界经济会随之产生动荡。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美关系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

　　三、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竞争

　　从产业链韧性的角度出发，中美产业链竞争的风险确实存在。Grossman、Helpman和Lhuillier在202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全球产业链和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以及相应的对策，其核心观点是，当前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会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效率造成一定影响。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导致很多产业链出现临时性断裂，第一次敲响了全球化产业链断裂的警钟，之后的2018年又发生了中美贸易战，直至近3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等事件，全球产业链脆弱性正被不断加剧。如今，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扰动已日益常态化，文章分析指出，美国主要的应对措施就是多元化，避免产业链集中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尽可能地分散开，当中有一部分“回岸”，即回迁美国，有一部分“友岸”，即迁至美国的盟友国家，具体的产业链迁移结果，需要遵循效率原则。

　　从美国角度出发，美国政府近年来的政策向国家安全倾斜，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管理。美国政府把一些跨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同时越来越频繁地利用总统行政令制裁跨国企业，有不少还是针对美国本国的企业，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全世界最多，产业链和产业链的具体管理是由这些跨国公司完成的，很多制裁政策的作用对象往往是这些大型跨国公司。

　　图2：美国政府措施清单

　　从中国角度出发，保证产业链韧性是首要任务，避免因美国调整政策造成我国产业链断裂。讨论中国可采取的政策，首先要理解中国的优势。40年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而现在的制造业优势则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前面还提到FDI带来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除了能带来技术扩散，还可以引导中国的经济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此时，在一个地区形成全产业链生态，就形成了经济的集聚效应。这种产业链集聚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因此，跨国公司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主要制约因素并非出于劳动力成本考量，而是一旦将产业链迁出中国后便无法享受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

　　产业链重塑的制约因素还体现在市场规模层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还很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并不在意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跨国公司逐渐严重依赖中国国内市场，这其中尤以终端消费品企业为主。比如韩国LG，其67%的收入来自于中国，而且由于其产品为消费品，终端市场主要在中国；还有美国高通，其58%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但不同的是，高通是中间品，所以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没有数据显示的这么强；除此之外，美国苹果公司也对中国市场有一定依赖；美国的特斯拉，其21%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是终端品，特别是终端消费品，那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份额的企业将很难全面迁出中国。即便美国政府不断施压，但企业自身仍在积极游说，争取尽量留在中国市场，否则这类企业承受的损失太大。这就是一个庞大内需市场的力量。

　　图3：跨国公司在华市场占比分析，数据来源FactSet

　　综上所述，如果能够重新认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新时期的优势变化，并准确把握跨国公司的行为逻辑，对我们妥善应对全球产业链竞争至关重要。另外，技术创新也是一个因素，长期来看，两方面的技术创新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是数字经济，另一个是绿色转型，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应优势，而且与市场规模相关，可以在后续政策制定过程中加以考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