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甘犁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青年学术论坛举办专题研讨会，以“发放现金与发放消费券：政策效果与政策设计”为题，就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导致的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疲弱情况展开讨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参加会议并发言。
甘犁认为，消费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来源于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根据国际经验分析，不同收入层次人群消费倾向的上升和进口消费品的比重增加是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则较为依赖社保缴费的减免和养老金支出的增加。但由于激励政策向老年人和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纳税人的倾斜，在多重压力冲击下，容易对低收入群体造成政策性不公。甘犁建议，第一，在发放对象上，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家庭或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和困难家庭倾斜；第二，在发放方式上，可借助个税APP系统间接实现税费减免。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刺激居民消费，地方政府多次大规模发行消费券。2020年1至5月投放190多亿，2021年9至10月投放约10亿元，2022年1至4月投放超过34亿元。根据诸多研究结果显示，1元临时性消费券或消费补贴能产生约0.5元左右的新增消费。
一、疫情以来刺激消费的国际经验
以美国为例：维持美国国内消费坚挺的失业保险金，在2020年3月至7、8月期间，替代率的中位数曾经高达1.5，即公民失业以后拿到的补贴是工作能拿到的薪酬的1.5倍。失业的收入在这期间大幅度上涨，高于就业的收入。这段时间，失业人群平均收入上涨幅度高于就业人群25%，其平均消费也比就业人群多增加了20%。经计算，失业救济的边际消费倾向为43%。
第一，增加消费的主要动力是收入提升。以中美两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例，两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都为60%，现在中国是37%，美国是68%。过去五十年，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上升了将近十个百分点。GDP中消费比重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为74%，消费倾向增加的贡献是26%；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从69%上升到76%；消费倾向略有上升，从87%上升到90%。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主要来自政府对老百姓转移支付的增加。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这五十年间，老百姓的税前收入没有变化，占GDP的比重在75~76%之间；所得税率整体上略有上升，从16%上升到21%。但是政府对老百姓的转移支付（政府将国家的财政收入返还给老百姓）从5%上升到了15%，增加幅度很大。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税收只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变化。
政府总支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占GDP的29%，到2010年代上升到了35%。在政府总支出中，政府自身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从23个百分点下降到18个百分点，对个人的转移支付从5个百分点上升到14~15个百分点。政府在自身消费和投资支出的GDP占比下降了。按收入组来看，低收入家庭表现出较高的消费倾向，其收入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具体表现为：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份额从2.7%上升到3.4%，较低收入组家庭的收入份额从8.7%上升到9.1%。最高收入组略有上升，从48.8%上升到50%。而中等收入组家庭的份额则在下降。按年龄组来看，老年家庭保持较高的收入份额，经历了消费倾向的快速增加。55~64岁、65岁以上的两组中老年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份额都在上升。
第三，促进美国消费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进口。进口消费品的比例从1个百分点上升到4.7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消费从7个百分点上升到17个百分点，原因可能和美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关。其他消费比例则有所下降，这和进口消费品的价格持续下降息息相关。
第四，发放临时性消费券很难真正地改变消费。美国过去五十年的消费增长步伐相当稳健，但不能说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就是最优的。美国消费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至少是清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消费倾向的变化。
二、我国应对消费下滑的相关措施
第一，社保缴费减免是疫情以来唯一行之有效的政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减免。这项措施有利于小微企业直接降本减负，给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缓冲期。但当时的社保减免措施还是“扭扭捏捏”的，并不直接，而是以“退税”替代“减免”，但退税本身的作用显然不如直接减免。2020年疫情始发时，我国也采用了失业救济金的方式刺激消费，这项措施有一定效果，但由于失业救济金门槛过高，覆盖人群过少，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如发放现金显著。
第二，“个税APP”是国家对低收入居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的最佳途径。个人月收入5，000块钱以上需要下载这个APP，并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专项缴税抵扣；月收入5，000元以下不需要填写。“个税APP”对纳税人的分类以及他们所需要交税的计算已经形成了一套精准、有针对性、执行成本可控、值得全面推广的体系，它最大的好处是建立中央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沟通的渠道，增加官民互动的场景，提供民众发声的平台。“个税APP”是2018年个税改革中推出的非常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这套系统使得我国居民对个人税收管理的便利程度走在包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前列。
第三，尚未实施的现金补贴政策。我国尚未采取直接发放现金的补贴形式，这并非出于财政压力约束。我国不愿意发现金，和不给工作年龄段的家庭的发现金，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研究表明，中国整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以人均GDP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一般更倾向老人。我国养老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2.6个百分点涨到了2020年的5.4个百分点。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平均速度达到6~7%，但是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速几乎达到GDP增速的2倍。人均养老金支出的绝对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的百分点，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和劳动年龄段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速。养老金支出的高增速显示了我们对老人的尊重，但如果以对工作年龄段的支出占GDP比例增速的减缓（0.97降到0.80）为牺牲，未免顾此失彼。在大多数国家，养老金支出和对工作年龄段的支出并驾齐驱，在GDP中的占比随经济水平的发展不断地增加。
国家选择不直接发放现金的根本原因是为防止部分人群产生福利依赖。一般认为，加大养老金发放额度不会产生福利依赖的风险，因为老年人本身不需要工作，不存在对工作的惰性心理，所以国家支持加大养老金的支出而限制给工作年龄段的家庭发放现金的额度。但现金发放不是一个非0即1的概念，不是一发补贴就会产生依赖。根据拉丁美洲国家发放现金补助的经验，发放的额度不应超过家庭支出的20%。发放比例的限制被认为可以有效遏制福利依赖，所以合适的发放比例不仅不会导致福利依赖，同时还能促进消费。从学术上来说，为工作年龄段的家庭提供合理的救助和补贴，利大于弊。
第四，福利发放的目的及对象问题。目前，向居民发放补贴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消费，不是解决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但由于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同时展现出较高的消费倾向，所以发放补贴可以达到双重目的。此处“低收入群体”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低保体系支持的几千万极低收入人群。正如楼继伟部长所说，我国只有14%的人群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因而需要交纳所得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人群由于参与纳税，有资格享受多种税收抵扣的红利，而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庭是没有资格享受抵扣红利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他们不交税，他们也有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各种各样的消费支出。所以，抵扣和红利的标准线可以延伸到月收入5，000元这一标准之下。经测算，对5，000元以下收入群体，如果按照抵扣额度的10%发放补贴，一年大概需要财政支出7，400亿，这并非不可能实现。
(本文作者介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余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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