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应对短期冲击，乐观准备未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近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光华思想力2022夏季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大光华应用经济系陈玉宇教授分析了目前短期经济困难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乐观准备未来的相关思考。他认为，目前提振经济的政策力度很大，稳住经济大盘的努力会逐渐取得效果。

　　陈玉宇提出，各市场主体要在无形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城市与地区发展、动态的大国格局四个方面深入思考。他认为，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特别适合做无形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下一阶段的竞争力，国家也需要为支持无形资产投资做好制度激励和金融支持。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抓手，是国家经济持续保持活力的基础。现阶段，国内大循环的梯度，以及尚未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巨大人口仍然为发展提供机遇，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发扬创新精神。此外要重视与印度、越南等经济增速快、市场活力强的经济体间的互补与竞争，在竞争中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应对短期冲击，乐观准备未来”。

　　一、应对短期冲击

　　今年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我们发现在需求方面，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需求的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有相当的下行压力，跟去年同期相比很多指标都是负增长。从生产角度来讲也是如此，规模工业增加值也是负增长。虽然5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齐，但已有的很多数据显示，5月份的经济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

　　短期的经济困难，是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国际局势的动荡。第二，防疫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第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周期性。我们注意到，去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已经有很多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走弱的特征，这是经济内生的周期性力量在起作用。最后，去年的一些防范风险政策的影响，比如对于房地产和平台经济的管制政策。当然现在大家对于现状的共识是，我们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短时间内汇集在一起的状态，因此经济在短时间内呈现急速下滑的特征。政策决策者一个多月前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迅速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和改革政策等，这些措施正在陆续落地以提振整个经济。相对于这次经济严峻的情况，我认为这些政策的力度也是很大的，稳住经济大盘的努力也会逐渐取得效果。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两类力量的影响，一类是短期力量，持续的时间可能是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是一次性的力量。如果运气不好，这些短期的、一次性的、持续时间并不长的力量都集结在一起，确确实实会对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今天的确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刚才列举了国际国内多个方面因素，主要目标是平衡好防疫和经济发展。如何在一个很狭窄的走廊、窄缝当中，做到既防控住疫情又持续提振经济活力，实现经济发展，避免经济大幅度滑坡，这是非常挑战的问题，也是我题目的第一半“应对短期冲击”。短期冲击的应对方案，我认为比较完备，力度也是够的，只是需要在方方面面能够落实、执行深入下去。短期经济的冲击会带来一个影响，尤其是在短期冲击因素比较复杂，冲击的力度比较激烈的时候，人们会焦虑，会形成预期的不稳定，从而带来更加复杂，更加蔓延开来的不利后果。

　　很多做经济增长研究或短期经济周期研究的人都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200年工业发展历史上都有这个阶段，由中长期力量决定国家增长态势和潜在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短期力量会冲击经济，从而使得经济围绕中长期力量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的轨道波动，这种波动有时候还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下探的深度比较深，我想这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注意到方方面面的人对于未来预期产生了重大的分化，对于信心方面也造成了很多影响。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潜力也很大。但是怎样面对短期困难？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高科技公司，还有众多的以亿来计的市场主体，如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甚至个体工商户，怎样在面对短期冲击的情况下，能够平衡好短期的困难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对于短期的部分，我就评述这么多，大家都身在其中，都感受到了我们的困难，中央政府的政策也是以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经济大盘为主，这些政策落实基本能够稳得住。但是光有政府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身在经济其中的各市场主体能够清醒理智地认清这些问题，从而在短期内自救和应对困难，短期调整经营策略的同时，还要能够站得高一点，看得稍微远一点。

　　二、乐观准备未来

　　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我想重点阐释的问题就是乐观地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不会简单告诉你从哪些方面应该乐观，为什么乐观，我认为每个身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人都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我谈的为未来做好准备，是要思考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无形资产投资

　　这个方面涉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最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集结到了《重启未来》这本书里。什么叫无形资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公司的固定资产，也知道什么叫资本，道路、厂房、桥梁、机械设备、房产、基础设施、高铁、机场、制造业设备、写字楼等，这些都叫做有形的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指的是公司的研发和营销。例如组织科学家研发，找到了一条新的化学公式、研制出一种新药等方方面面；例如市场网络建设，客户维持，公司产品的设计和品牌的打造，这是现代经济当中很核心的部分。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的研发都需要投入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营销和客户网络的维护也是如此，设计得投入设计师和很多资源。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称之为无形资产。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工业化初期需要看得见的港口、码头的投资，逐渐走入到新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包含着注重无形资产投资。9年前，美国的国家统计部门开始把企业的研发投资衡量成企业资产的一部分，记录在国家投资和GDP里，而不仅仅是当做投入品和研发投资。最近几个研究者发现，从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无形资产投资在发达国家增长得非常快，每年大约以将近7%的速度在增长，但2008年以后，投资增长速度就放慢了。他们认为这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以后的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绩效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

　　我谈到无形资产投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短期经济困难损伤了企业的无形资产。对于应对短期经济困难，无论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主体而言，就是防范疫情和其他短期冲击。尤其是当防范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地减少接触，这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开展。尤其当有些地区经济活动受到更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些短期冲击不仅影响了需求，例如我想去餐馆吃饭，我不去吃了，餐饮需求下降了；以及投资需求，例如我本来想上一条新的生产线也不上了。此外，疫情除了影响需求，还会影响生产方面，例如你会发现我们复工复产的时候有很大的障碍，很多成本提高了使得复工复产带来的负担压力也增大了。除了这些方面之外，我提到的无形资产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件事，我们要更充分地估计防范疫情的各种措施行为，损伤的不仅仅是大家都熟悉的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它极大地损伤了对企业至关重要、对当前的中国新发展理念下的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一个小企业停工两个月之后，它的无形资产会受到很多损伤，比如他的客户会流失，营销当中花了大量的资金打造出来的客户关系会脱离。不仅国内的客户关系脱离，我们还要想到国际的客户关系的脱离，还有别的方面等。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对于政策决策者而言要纾困，纾困的理由是什么？不仅要尽量地保持市场主体，还要让市场主体能够在遇到短期冲击的艰难时刻保持住它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都是它以前真金白银的投入，通过时间的投入、精力的投入、管理团队的投入、员工的投入所形成的资产，只不过它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会被忽视。

　　第二个含义，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特别适合做无形资产投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衰退和困难期间，整体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坐困愁城，没什么可做的呢？熊彼特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前些年也被发扬光大了一下，他说经济有起起伏伏，当经济处在比较低迷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做研发，为未来做准备。为什么？因为这个时期做研发占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比较小。我把熊彼特这个理论对应着中国今天这样的一个应急政策向大家来阐释，是想说不仅是研发，要非常广义地来理解无形资产投资。虽然遇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每一个市场主体应该特别清醒和理智地看到，在此时此刻这个困难的情况下，应该在维护客户、营销设计、品牌研发等无形资产方面投入，应该做点恰如其分的工作，为乐观的未来做好准备。我强调的是，无形资产投资不能被每一个市场主体忽略，也应该引起正在设计和执行刺激短期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关注：如何帮助疫情期间企业在无形资产投资方面做更好的工作，把应对短期的困难和迎接乐观的未来结合得更好。

　　第三个含义，无形资产投资对于国家走向高质量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要脱离短期的经济困难来看这个问题。短期的因素总会消散，中国经济会回到中长期力量所决定的发展和增长轨道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自然而然到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固然有它的中长期力量所决定的潜在轨道，但能不能实现在潜在轨道上运行，跟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主体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情有关系。我想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新发展阶段，从简单的对外部世界进行学习、拿来主义，简单的模仿和赶超型的经济，终于到达了一个中等收入的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必然要走向更加依赖于创新，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加依赖于全国更多地涌现出市场主体，并根据自己的局部地区性的优势的知识技术去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作为一个书呆子，虽然并没有参与到经济实践当中去，但是观察各国经济不同发展历史阶段和经济学的分析来看，今天要更加着重无形资产的投资，要做一个有心人，要认清它的重要性，要维护好自己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在整个经济当中的重要性，我认为在发达国家早已超过了有形资产的重要性。统计表明，2009年，欧美国家无形资产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有形资产的投资。我认为中国的无形资产投资还没有超过有形资产的投资，但是在快速的增长过程当中，还没有被很好地去分析，我在这儿也很粗略地提出这个概念。无形资产投资第三个含义就是它对于一个国家走向高质量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无形资产投资需要条件。有的国家的无形资产投资做得好一些，有的国家做得不好一些，这跟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是发达国家，有的发达国家的无形资产投资就做得更好一些，有的发达国家做得不好一些，同样即便是对于美国而言，它有的阶段做得好，有的阶段做得不好。我认为这需要强调两方面的条件，第一，制度激励。要鼓励无形资产投资，正像要鼓励有形资产投资一样，得有一套有助于无形资产投资的制度激励。所以进一步的深入改革要在这方面多思考；民间的探索和市场上的探索，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要迅速地回应这些探索，肯定某些创新。这是很原则性的，国家得有一整套配套的制度，能够鼓励、支持无形资产的投入，因为它无形，有时候就会被忽略或不引起重视。第二，金融支持。金融要改革、要创新，金融能够服务于造就高质量增长的无形资产的投资，这是下一步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应该做的一些工作。我把无形资产总结一下，计算机这个行业的投资，按照估计2/3都是无形资产的；生物科技、消费科技这些企业家们都很感兴趣的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无形资产的投资。可是这种无形资产投资也面临着融资难问题。融资方面的制度支持、政策支持、政策设计与鼓励无形资产投资相融合，这是好大的一个问题。

　　（二）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技术竞争

　　第二个我想讲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技术竞争。当今全球一体化已经40年了，虽然出现了回潮，有的国家不是那么愿意支持自由贸易，有的国家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时候把意识形态、政治竞争的因素也引入到贸易当中，这都是不利的因素。但是总体来判断，全球化不是由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决定的，本质上是由市场力量决定，是由跨国大企业、追逐商业利益的众多的中小企业们合力决定的。因此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还会继续加强，也许不会像金融危机之前那30年那么快速，但是按照大部分研究的经验，大部分预测是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化差不多会和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以相适应的速度增长。2008年之前的30年，全球贸易的和全球投资的增长速度都远远快于全球GDP和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那是一个深化过程。但是全球互通有无，互相寻求商业机会，这些根本性的对利益的追逐仍然会驱动全球化跟全球经济增长以相匹配的速度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想提醒一点，不再存在地区企业，产品就卖在本县或本省，每个人都面临全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面临的是国际全球市场的竞争。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怎么理解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政策？这种全球时代，国与国的企业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竞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国家间产业政策的竞争事实上是存在的。每个国家都希望制定一些产业政策，使得本地区和本国的企业拥有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我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市场主体和参与市场活动的人们注意到。一是人力资本竞争，二是技术，而技术最后会装在人们的脑子里。

　　人力资本竞争分两个方面，第一是大学教育。中国的大学教育这些年有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是无比巨大的。美国重视不重视大学教育呢？美国在最近20年也非常重视，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他们认为这四个方面是构造一个国家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核心，所以面对大学教育和研究院所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鼓励的政策。中国在这方面也在做大量工作，但是仍然不够。市场主体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在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你的产品有竞争力，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这不意味着你在更激烈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下还能取得成功。西方提出来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竞争其实是构造一个国家坚实的科技竞争力的基础，这就是它的头部。还有人提出“STEM”也不够，应该再加上个“A”，插到“STEM”里边叫“STEAM”， “A”指的是art，人文主义、艺术、自由的创造性。这些能力的建设也要考虑进来，这是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好像跟大部分市场主体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政策。中国此刻在经济的短期时候，除了要把钱花在纾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也应该花一定的注意力放在“STEM”或“STEAM”的竞争上，使得我们的人力资本没有被浪费，使得我们的科学探索工作在经济短期，无论是衰退还是高涨的时候，都一如既往地保持活力，保持竞争力。这是我谈的人力资本竞争的第一个方面，相当于有点高端的竞争，“STEM”的竞争，“STEAM”的竞争。

　　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重要的竞争，就是技术与职业的教育和企业内的培训，这也是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我记得发达国家的一个简单统计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包含国家的自然资源，但其实自然资源占发达国家财富总量的很小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人造设备，例如道路、厂房、桥梁、机器设备，美国这块的财富是GDP的大概三倍。第三部分是无形资产，这一部分统计得不太好，不太知道有多大，按照美国的说法，新投资的部分里无形资产已经多于有形资产了，但因为这么多年积累的总量，我估计美国的无形资产占GDP比重应该是100%左右。中国的无形资产投资真的没有什么数据，我估计应该能占到GDP的2/3或一半。刚才谈到的无形资产的最后一块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从业者，无论他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首席科学家，还是一个管理者，还是一个一线工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有的是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大部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通过经验和有益的培训获得的。中国正在展开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我们也可能在职业学校的改革方面迈出步伐。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国家敏锐的企业家应该极其关心的一部分。

　　企业家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做点事。第一个事情是职业技术培训。这是很难的事情，也是市场失败的事情。市场不太做得好这件事，为什么？员工身上的很多技能往往是通用的技能，不是只给某个企业专用的，所以企业培养了员工通用的技能，但还没有把一般性技能的培训投资收回去，员工就跑到别的企业工作了，企业给别人做了嫁衣裳。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经济学家认为，不会有企业有积极性去培养这些技能。中国现在考虑可不可以通过职业学校、社会、政府，甚至结合市场的力量来投资做这些事，我认为在这一块特别需要商业创新。美国也发现一些行业和一些城市里的某一些技能的员工，有一些第三者的中介机构，用中国的市场语言，可能是一些劳务外包公司，有的劳务外包公司提供面向低技能的外包服务。其实各种各样的高技能的员工的培训，外包也是值得去探索的商业模式。在今天短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大企业，尤其包括国企，还有一些我刚才提到的在行业和城市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的劳动服务公司，都应该在技术与职业培训方面做一些工作。这也是前面谈到的，当一个国家经济低迷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的机会成本是低的。当市场低迷、产品销售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去拼命生产更多产品，而更应做培训，为了未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做一些准备，这是人力资本政策应该去思考的。不仅仅要跟短期困难结合在一块看，还要看到我们短期的经济兴衰起伏过去之后，要认真思考一个踏入中等收入的国家需要怎样技能的广泛劳动力。不要把它理解成这些技能多么高大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业，每一个方面，不同技能的提升都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事情。

　　（三）城市与地区发展政策及其为市场主体提供的机遇

　　第三点，怎么乐观地准备未来？我想谈的是城市与地区发展政策，以及市场主体在理解中国的城市与地区发展政策过程当中，能找到怎样的商机？怎么理解这个阶段？我们中国处于从传统的、赶超型的经济，迈向创新型经济的过程当中。怎么理解这件事？我以前有个说法，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中国有6000万到1亿人，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阶层上的划分，跟地理空间也有巨大的重合，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国最好的十个或八个城市里，包含了这6000万到1亿人的城市的科技水平、国际竞争力、商业模式都跟发达国家在一个竞争的平台上，这是中国经济最成功、最富裕、最有活力、最高端的部分。中国还有另外2-3亿人，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浙江福建的小县城或其他的一些城市，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错。刚才提到的6000万到1亿人，经济发展水平大于等于西班牙的水平，不是指总量，而是技术高度和竞争能力。东部地区的2-3亿人，高于或大于等于波兰的技术高度和竞争水平。

　　中国还有9-10亿人处在继续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踏入中等收入以至于将来再走出中等收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韧性大，跟中国内部有这样的一个阶梯分布有关，不仅是收入阶层上有这样的分布，其实地理空间上也有这样的分布。因此给中国企业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中国东部那2-3亿人的经济活动，珠三角、长三角作为世界工厂，跟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程度非常高，有时候甚至某些指标表明其联系程度都高于东部跟中西部地区的联系。我在理解中央提出来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时候，就把这个证据和思考嵌入在里边，中国下一步，这10个最优秀城市里的人和东部地区的人，应该成为技术竞争能力、管理技巧的发源地。企业家应该做一个有心人，将这些技术、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管理知识，甚至一些产业业态，带到那10亿人当中去，在地理空间上带入到中部和西部，带入到那些还没有那么有名的中西部的大城市，带入到那些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看一个国家200年的工业历史，会发现技术的发明是人类经济进步最核心的根源，但更广泛地来看这些问题，技术发明之后有一个外溢和扩散过程。中国经过长期经济发展，也到了这一阶段，也就是说中国那些最好的城市、发达的城市、东部的地区更加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把新的东西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马达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因为我们还有9-10亿人还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还有巨大的产业空间和市场空间。这就需要城市、地区的发展政策跟广泛的市场主体在全国的地理空间上去思考，去布局。

　　我举一个例子，整个欧洲跟中国是一个可比的经济体，无论人口和地理面积都差不多，欧洲各国发展都不错，虽然德国跟希腊、西班牙等有差距，但是中国有一天要完成融合和齐头并进，还有非常长远的路，这就是机会。还有个例子，瑞士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山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很差，但瑞士在整个工业革命的200年抓住了自己的优势，其经济体有非常大的特色。发展经济学总结说，瑞士比较注重税收制度、营商环境和把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变成优势。比如说世界500强公司，瑞士占有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国家人口对应的平均比重，这就提醒和鼓励我们中国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当中，不太可能期待着那9-10亿人都从他们所在的还不发达的小城镇、农村或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迁移到东部地区，那东部地区也容纳不了。所以我们需要制定这些地区发展政策的人，能够看到阻碍经济发展的绝不是资源的匮乏，绝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是营商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我相信当我们解放思想，有那么多勇于探索的地方政府官员，发挥好政府的牵领作用，创造好的营商环境，然后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能够把东部的中心城市的资源、观念、技能，更广泛地扩散出去，与地方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结合。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下一个阶段的用武之地：城市与地区发展政策。

　　城市发展其实可谈的话题很多，这里又跟我前面一个观点结合起来。我们刚才提到无形资产的投资对于今天应对短期经济困难很重要，对于增进长期增长活力和增长国际竞争力很重要。我们要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投资，如研发、营销、设计、品牌、软件等。政府政策里边，金融政策、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跟无形资产的投资特别相关，城市要着重分区，通过土地的利用政策实现城市功能区的分区，造就一个局部的小环境，让企业们能够共享一些便利的设施设备，又能够增加交流，增加互相的溢出效应，从而打造一个又一个无形资产投资的枢纽。无形资产的投资也是乐意扎堆的，这就是城市区域发展政策仍然有待于搞经济的、搞城市规划的进行跨学科的结合，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科技时代、生物科技时代、金融科技时代把这些事情做好。

　　（四）动态看待全球经济格局

　　最后第四个要点，我谈一下乐观地为未来做好准备涉及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全球的经济格局的问题。很多人有意无意的会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甚至只看中美的问题。美国的GDP20万亿美元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跟美国一般大，甚至比美国还大一点。按照市场汇率，中国15万亿美元，离美国也很近了，再有10-15年，可能就跟它持平。然后欧洲多大？日本多大？算一算，来谈这个事情。在这个框架下想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但有时候是误导的。它忽略了一个动态，什么动态？20年后的世界经济格局、30年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大概率就不是现在谈论的这几个大国的问题了。OECD研究局有一份报告说，到2050年的时候，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是印度，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第四大经济体，我相信对面的观众好像不会有太多人能想到，是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工业革命前150年形成的工业强国，属于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一大半都被挤出去了。我想提醒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解决好我们中国国内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技术竞争问题，还需要有世界眼光，而且是动态的世界眼光。

　　在我看来，未来30年不是美国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不独独是中国的世纪，是7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纪。综合最近我看的几个研究，大家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在哪儿？最近有个新闻说，美国搞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IPEF。我认为他还是有眼光的，这些经济体也是未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我举几个被认为在未来20年人均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速度第一快的国家被认为是越南，速度第二快的国家被认为是印度，速度第三快的国家被认为是菲律宾。我大约列举一下，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被认为在未来30年会在4.5%以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就是2-2.5个点，也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2-3个点，甚至更高。高2-3个点的力量基本上就是不得了的，30年后回头一看世界格局大变了。也就是说，我纸上谈兵的说，大概率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经济的起飞阶段。比如说越南，我认为比中国经济落后15年到20年，比如说印度，比中国经济落后15年，按照我的一些指标来测算，它们就像飞机一样，已经起飞了，在平稳的飞行。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量的2/3就在刚才说的这些国家当中，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在墨西哥、在巴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全球眼光，要认真去领会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等全球经济战略，特别关心一下刚才提出的这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跟中国的经济体形成了互补，也有竞争。但不要一提竞争就认为是坏事儿，有时候竞争是好事儿，竞争会带来共同繁荣和进步。所以今天看到经济的短期冲击比较激烈，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对未来的预期不稳这种情况大可不必。

　　我刚才讲了四个方面。一是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可以去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新发展阶段下一步的竞争力所在。第二是人力资本政策，人力技能以及劳动市场上的各种服务公司的创新。再举个例子，美国的护士外包服务的公司市值有数千亿美元。第三是中国国内大循环的梯度，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循环，是让中国经济繁荣的技术、技能、管理、商业模式，更加普惠地遍及中华大地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一定要给中国找一个有信心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地方，还有这么多值得去付出巨大努力造就繁荣的巨大人口，虽然有困难，所以更需要创造性。第四，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说明了一个道理，特朗普把贸易协定撕毁了，美国要重建贸易协定很难。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框架，而且大家有兴趣，但是真正的兴趣一定在于市场的活力。所以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更高水平的开放，东南亚，包括我列举的其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其一，会改变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国格局，它是一个动态的大国格局，必须抓住这一点。其二，它们的繁荣有时候需要中国的帮助，中国的持续繁荣也需要和它们互相的经贸往来。这里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在今天中国短期有那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最近一两个月的表现令人担忧，但是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平衡好防疫和经济发展，让短期的东西尽量不影响长期的轨道。我着重分析了我们长期应该注意的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和几个角度，希望我的纸上谈兵能对各位听会的好朋友们，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做决策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启发，我就认为达到目的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