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会能帮人规避风险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志武

　　以前书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故事，说历史上灾荒年间，灾民会四处逃难，途中如果经过少林寺或者其他寺庙，肚子饿了可以进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休整一两天，或者佛庙、教堂听到哪里遭灾，也会主动安排资源，前往赈灾。如此等等，看起来宗教的出现和发展本身似乎也是对缺乏金融保障的一种反应，就跟儒家家族组织也是对生存风险的一种反应一样。

　　那么，宗教真的能帮老百姓规避风险吗？如果孙挺的印象是准确的，宗教的保险效果到底有多大？哪些群体受益最多？尤其是，宗教跟金融市场之间在实际中真的是相互竞争吗？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方面的研究。

　　教会的保险效果

　　第一份研究是基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数据，检验信教是否帮美国人规避消费风险和个人幸福风险，也考察教会保险对哪些群体更加重要。

　　正如你知道的，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各种保险产品、基金产品、借贷选择很丰富。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需要靠教会网络隐含的非正式保障呢？

　　针对个人收入风险的金融交易，最头疼的是两方面担心：一是逆向选择挑战，就是收入风险低且风险好预估的人可能不会找保险公司买收入保险，而偏偏是风险高且不好预估的人更会买保险或其他金融产品，使金融机构注定要亏损；如果这样，没有金融公司敢卖保险了；假如他们因此而提高产品价格，那更会把风险低的客户挤走。再就是更头疼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你的收入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提供收入保障了，你可能就会停止努力，反正有保险公司给你垫底。

　　所以，金融市场很难针对千千万万的个人提供收入保险，而一般性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虽然具有保障的效果，但是这些金融产品的支付不跟投资者个人的收入涨跌挂钩，因此，除非你的财富很多、能做很多基金投资，否则，即使在目前的美国，金融工具也还是不能完全规避你的各种收入风险，包括失业、伤残、灾害、战争等风险事件。普通美国人还多少要靠家族、教会和政府福利来提供额外的风险保障。

　　可是，教会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好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者经常参与做礼拜和其他教会活动，给教友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时间，这些教会活动、教规和捐款对教徒来说当然是成本投入，但这些既是对未来的保障投资，也是创造机会让教友更多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更好判断你未来收入风险的高低，监督你是否会浑水摸鱼、只搭便车等等。换句话说，教会活动虽然花费很多时间和做出各种付出，但好处是帮助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隐形交易成本，这使教会在有些情况下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跨期交易的挑战。

　　那么，信教带来的实际保险效果如何呢？哈佛大学的Luttmer教授和两位合作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他们使用了1985-2000年间4.4万多美国人的收入与消费数据，以及1987-88、1992-94美国两次幸福感调查数据。他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家庭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家庭消费平均会下降0.115%。但是，对于信教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消费平均只下降0.069%，也就是说，信教家庭的消费会更加稳定、应对收入下降的能力更强。

　　这里，你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消费风险完全被规避掉了，那么，不管收入下降多少，他们的消费都不会下降，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系数为零。从这个意义讲，这三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人信教能带来40%的消费保险效果，因为信教家庭的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度要低40%！

　　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对哪些群体最重要呢？他们发现，对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白人，宗教的保险效果最高，达52.4%；而对于至少上过大学的白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仅28.3%，要少很多。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读书多的人，收入也高，所以，靠参与教会获得消费保险的必要性要低。的确，对于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费保险效果为68.7%，而人均收入高于1.5万美元的家庭，保险效果为20.6%。还有就是，金融资产多的家庭，通过信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会越低。从这里，你也能看到为什么收入低、受教育少的人更会信教，因为他们从信教得到的保险好处显然更多。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美国的黑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幸福感保险方面。对他们来说，收入下降时，消费也会下降，但信教并不明显减少他们的消费冲击；可是，当收入下降冲击幸福时，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会少64.9%，也就是说，教会让黑人家庭的幸福对收入波动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却得不到这种庇护。可是，信教带来的幸福保险对白人不明显。

　　幸福保险为什么对黑人更显著呢？原因可能在于，当年18、19世纪黑人被从非洲卖到美国南部做黑奴，一开始在收入和地位都很低，所以，对物质消费的偏好就不高，淡化对物质的诉求，但教会活动可以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和精神支柱。因而，当收入受到冲击时，黑人家庭虽然从教会得到的消费保险不多，但教会提供的情感支援与幸福保险极为重要，而不参与教会的黑人得不到这种幸福保险。

　　实际上，两位匈牙利学者利用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信教的人承受失业、离婚、丧偶等负面事件冲击的能力强，也是教会提供的幸福保险，缓和精神受打击的程度。

　　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

　　另一份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员Daniel Chen（2004）做的，他使用印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研究伊斯兰教提供的保险作用。印尼总人口2.3亿，87%的人口为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卢比疯狂贬值，由1美元对2400卢比跌到1美元对16000卢比，食品价格上涨1.61倍，大大冲击印尼人的生活。那么，印尼家庭是怎么应对金融危机的呢？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人信教的程度是否有明显变化？

　　陈博士的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信教的家庭的消费冲击小于不信教的家庭，宗教机构帮助平滑消费冲击的效果明显。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人均非食物月消费每下降1美元，这家人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学习的次数就会增加2%。由于金融危机后，人均月消费下降3美元，因此，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平均增加7%左右，说明金融危机显著增加了印尼人新教的强度。金融危机中期，大概61%的印尼家庭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到危机之后的199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1%。

　　另外，金融危机之前，18%的家长让孩子在伊斯兰学校读书，但危机后上升到30%。事实上，伊斯兰学校比世俗学校贵很多，而且课程没有很好的持续性，学生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学校，也可半工半读，学习效果不如世俗学校。只有希望孩子变成虔诚的穆斯林的家长，会将子女送去这里。这也证实金融危机后宗教信仰强度显著提升了。

　　这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经常性地遭遇灾荒或金融危机，每次风险事件后信教的人数便会增加。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样的社会里信教人数占比必然会很高。

　　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情况是否不同呢？这就涉及到宗教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关系问题。陈博士发现，对于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群体而言，金融危机对宗教信仰强度的影响会低80%。尤其是，原本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并没有明显增加，信教强度没有变化。因此，拥有金融工具的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小，或者即使他们受到冲击，也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平滑掉危机的影响，没必要增加对宗教保险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危机期间变得更虔诚的教徒家庭来说，之后，他们对金融信贷和政府救济的需求减少40%，而不参加读经班的家庭，之后对金融的需求仅减少6%。

　　其实，正如孙挺说到的，中国在各历史时期也有过跟印尼、美国类似的经历，在中国还缺乏金融的支持下，佛庙以及其他公益组织发挥过救急赈灾的关键作用。虽然以前的家族在安身立命、规避风险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毕竟再大的家族也难以超越数百人，而且家族成员一般生活在同一地方，当灾害影响面比较大时，整个家族会同时遭遇同样的冲击，没有谁能帮谁，因此，基于家族的避险效果有限，而这时候，跨越地域、跨越社区的宗教组织的保险价值就更加凸显。北京大学颜色教授和同仁的研究表明，在1900-1920年间的中国，遭遇灾害越多的地区，教徒人数增加的也越多。这印证了信教的保险效果，也说明宗教需求与灾害遭遇有关，尽管两者并非是100%相关。

　　今天的第一个要点是，即使在金融高度发达的美国，教会发挥的保险保障效果也非常显著。在收入受到冲击时，信教家庭的消费也会下降，但比不信教家庭的消费降幅要少40%。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功能明显。

　　第二，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的经历看，教徒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高于非教徒家庭。危机冲击之下，教徒人数和宗教信仰强度都明显增加。信仰强度增加后的家庭，对金融的需求会减少，而从一开始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家庭，信仰强度在危机后没有明显增加。

　　第三，由于一个家族的成员一般都生活在同一村庄，相隔不远，所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家族网络能够提供的保险保障会非常有限。而教会网络往往跨越地区、跨越国界，所以，基于宗教的保险可以较好地弥补家族和金融市场的不足。

　　本文原发于《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本文作者介绍：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