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美国税改和国际税制改革影响几何？中国可四招应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作者：朱光耀

　　编者按：2021年7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与德邦证券研究所合作举办的“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研讨暨研究报告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发表了题为《从后疫情时期，全球生产力竞争战略高度，研判美国税改和国际税制改革的影响和应对》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朱光耀

　　关于后疫情时期，美国的税收政策改革和国际税制的改革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出研判和应对政策的选择。

　　01

　　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的角度

　　认识美国和全球税制改革的经济背景

　　（一）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世纪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这种变局的演变。2019年疫情之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全球经济总规模是87.7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是21.4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24.4%，中国是14.3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6.3%。中美经济规模之比，中国GDP是美国GDP的67%，这个比例在2020年发生了新的变化。2020年，全球经济下降了3.3%，也就是从原来的87.75万亿美元，下降到84.85万亿美元，而中国经济上涨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上升到了17.3%；美国经济下降了3.5%，从前一年的21.43万亿美元下降了3.5%，即2020年经济规模是20.6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规模比重上升了1个百分点，但美国的比重只是轻微下降，还是占了全球规模的24.37%，因为全球经济规模下降3.3%，美国下降了3.5%，美国总规模仍然很大，但是中美经济规模之比变为71%。还有一个关键的数据美国很重视，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下降了42%，实际到位的全球直接投资8540亿美元，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上升了4%，达到了1630亿美元，美国下降了46%，美国实际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134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对比已经非常清晰，我国经济规模占到美国的71%。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历史上从来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70%，并在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挑战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比如1995年，日本经济规模达到了美国经济规模的70%，但美国丝毫不考虑美日同盟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全力、全方位打压日本，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对美国直接形成竞争的产业发展。

　　（二）后疫情时期，全球生产力竞争空前激烈。美国非常明确、直接地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唯一能够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只有中国。拜登总统下面三条政策阐述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拜登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确保在其任期内中国经济规模不能超过美国。众所周知，这是拜登的公开讲话，非常直接——经济规模上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这也是对美国人的一种保证。

　　2． 拜登明确，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将使美国在在与世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发展基础设施的成本是在竞争中击败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这句更加直接和明确，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是击败中国的代价，必须要付出。

　　3． 拜登宣称，不允许中国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这条极为露骨，就是直接排斥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试图在规则上，使世界与中国脱钩。

　　总结就是：拜登总统直接且公开明确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为了击败中国的竞争，不惜一切代价；不允许中国参加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

本文在中国网上的版面截图

　　02

　　要从全球竞争力博弈加剧角度

　　对美国税改意图进行战略研判

　　拜登政府在试图战胜疫情，恢复美国经济，恢复同盟国关系的基础上，全力打压中国，但是力不从心，在资金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拜登政府制定了“三个计划”：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1.9万亿美国救援计划已经通过了，而就业计划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尽管争论很大，但现在两党基本形成了1.2万亿传统基建项目的共识，两党妥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当然，拜登有反复，他希望就业计划和家庭计划一起通过，而家庭计划的核心是社会保障——民主党政策的核心——这是共和党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过关的。综上所述，第一个救援计划，民主党依靠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使用预算协调程序强行通过；第二个就业计划，两党互相最大的妥协，削减拜登提出的金额，削减非传统基础设施的项目，最终两党有可能一致通过；第三个家庭计划，则是共和党绝对要阻拦的。拜登政府通过救援计划的时候已经使用了预算协调机制程序，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则，预算协调机制程序，一个财年之内只能用一次，也就是说今年9月底之前，不可能再用预算协调机制通过家庭计划。所以，美国家庭计划的通过，肯定会延迟。

　　美国在2020年财年，财政赤字3.1万亿美元，赤字率14.9%，而为了三个新计划的实施，2021年财年拜登提出了6万亿的财政预算，其中法定项目支出4万亿美元，可自由支配项目支出1.6万亿美元，包括7，56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此外，利息支出3，050亿美元。尽管经济增长加快会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财政赤字为2.3万亿美元，赤字率预计10.3%。目前美国国债余额已经达到28.4万亿美元，从2020年初的23万亿美元，在不到一年半时间增加了5万亿美元，2021年7月31号美国国债上限在暂停两年之后将到期，将对美国财政政策形成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2020年3月11日联储资产负债表4.3万亿美元，到现在已经超过8万亿美元，接近翻番。美联储现在还在坚持0%-0.25%零利率政策，坚持每月1200亿美元债券购买，目前看很难维持。6月30日，美国隔夜利率回购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每月800亿美元的12倍，说明市场内流动性泛滥。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状况紧张，又有大规模的救援、基建和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有鉴于此，美国的增税计划迫在眉睫，对其构成和影响，需要进行认真分析。

　　第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上调至28%。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核心是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降到21%，现在拜登要从21%上调到28%。

　　第二，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率，从10.5%上调到21%。Global Intangible Low-Tax Income（GILTI）是怎么来的？2017年税改的时候，为了对美国跨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即专利、版权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收入进行征税，美国制定了这一税种，税率10.5%——是将其收入按对半征收，也可以说是按有形资产收入税率21%折半计算。此外，有两项特殊的优惠政策，一是无形资产收入不到有形资产收入的10%，则可免除此税；二是如果美国跨国公司在当地所纳税收已经达到美国所得税税率的90%，也就是说19.8%，则这项税收可免除。拜登目前计划取消这两项优惠。

　　以上两项，一是所得税税率从21%上调到28%，二是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税率从10.5%提到21%，对美国的增税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预计，未来十年分别增加4700亿和4500亿美元的税收。

　　第三，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0%提高到39.6%。拜登政府反复强调，此项政策对超过100万美元收入才会体现。但实际上对美国东西两岸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影响较大，这两地本来就有资本利得地方附加税，实际资本利得税税率会超过40%，

　　第四，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7%上调到39.6%。拜登强调个人40万美元以下年收入的不受影响，但最近美国白宫和财政部口径有所变化，“个人”要变成“家庭”，这说明在政府内部对征税也是有争论，尚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

　　第五，遗产税，免税额下降到350万美元，税率从40%提到45%。

　　总体上，美国财政部希望未来十年，通过增税政策调整，增加3.35到3.67万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美国GDP的1.3%-1.4%。众所周知，美国共和党历来强调低税收和小政府。所以，税收政策的重大调整，特别是直接针对特朗普2017年税改政策的调整，必然受到共和党的强烈抵制。此外，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对此，拜登的办法是通过直截了当强调“中国威胁”，强调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采取以外促内，“围魏救赵”的办法，加剧美国人对中国竞争的恐惧感，唤起美国民众的民族情绪，促成增税是保持美国竞争力必须付出的成本的社会氛围，从而推进其增税计划。

　　于是，今年以来，有关国际税制改革的戏剧性进展随之发生。国际税制改革是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授权OECD就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进行全球政策研究，该研究源于G20的授权，由OECD担任执行机构。OECD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技术力量很强，而这个过程我国也直接参加。G20授权以后，OECD在研究方面有15项重点，其中第一项是解决数字经济下数字税收问题，因为数字经济是新型经济业态，并带来了全球性的挑战——企业注册地和收入来源地相分离。解决办法就是探讨对数字经济征税的方法，这当然涉及到各方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非常激烈。G20圣彼得堡峰会授权后，OECD成立了一个由139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包容性框架工作组，来推进关于税收侵蚀和利润转移工作的进展。

　　2020年1月，G20与OECD包容性框架形成了一份政策共识文件，即“双支柱方案应对数字化挑战”，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公开的声明，2020年是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是非常极端化的。美国同意“双支柱”方案——第一个支柱就是数字税收，第二个支柱是全球的最低税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进，但是美国保留所谓“自由港”的权利。即美国对于数字税收的政策，可以参加也可以退出，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力。

　　美国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坚决反对。欧盟国家里，法国率先对美国的数字企业征收数字税，其针对的对象是营业额全球范围内超过7.5亿欧元，在法国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的数字企业，征收3%的税收。美国政府表示不满，用关税对法国进行反制，对法国出口美国的奶酪、葡萄酒等农产品加征关税。2020年中美贸易战的同时，另一条战线就是法美贸易战。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马上就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变化。2021年3月份，美国政府通知G20和OECD，美国不再坚持数字税“自由港”要求，4月份，美国提出了最低税率和“百强企业”的征税草案。该草案实际上对原来G20/OECD提出的政策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

　　我们须承认，美国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极为固执，在税收法规方面很专业，比如要求第一个支柱不能只针对数字企业，而要针对全球最大销售收入和最大利润额的企业征税；另外，美国甚至借用法国的政策，将最低税收的征收对象，定义为在全球达到7.5亿营业额的企业，但是做了“偷梁换柱”，把法国原来针对全球数字企业的7.5亿欧元销售收入，转为第二支柱针对的全球跨国公司。这也体现了双方的较量与互相针对。今年4月份，美国向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出了这个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方案对具有框架意义的原始“双支柱”内容是颠覆性的。

　　6月5日，G7西方七国的财长会通过了这个方案，核心内容是什么？第一支柱是全球利润额最大、营业额最高的企业，不再仅仅是数字企业，以营业额200亿欧元为界。对于这些企业，利润超过10%的部分的20%，在营业额来源国进行分享。也就是说，利润率不超过10%的部分，企业留下；超过10%的部分，企业须交出其中的20%，在营业额来源地进行分享。同时要求所有实施数字税的国家取消数字税收，这实际把原来的“第一支柱”针对数字企业的内容，进行了重大的修正。“第二支柱”，即对7.5亿欧元营业额以上的企业征收最少15%的企业所得税。这在形式上比美国此前提出的21%做出了让步。在讨论过程中，低税收国家，特别是爱尔兰坚决反对，因为该国税率是12.5%。最终G7通过了这一决议，而我认为，G7首先通过形成共识，然后让G20批准，手段非常恶劣，因为这等于把G20和OECD的进程变成G7来主导。

　　6月30日，G20/OECD包容性工作组通过“两支柱”方案，130个成员同意，9个成员反对。这9个成员里有3个欧盟国家：爱尔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还有肯尼亚、尼日利亚、秘鲁、巴巴多斯、圣门斯特和格林纳达、斯里兰卡，这9个里有影响力的是前3个。欧盟是27国，是协商一致原则，有一票反对就能改变它的进程，但毕竟3个国家在欧盟还是少数，而另外6个国家更是得不到尊重。所以，整体来看，这是美国有胁迫意味的政策实施策略，虽然不应向其学习，我们要了解美国推动政策改变的方式。美国的胁迫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两项政策：

　　一是耶伦财长公开宣布美国的“盾牌计划”，在多数国家都同意最低15%的全球税率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以不参加全球税制改革的协议，但是美国有权力对任何在美国经营的跨国企业的收入进行优惠抵扣。根据2010年G20框架下的“税收信息分享”原则，即企业银行信息对税务当局公开，所有企业在美国经营享受的政策优惠，都已经记录在案。如此一来，企业在外国享受的税收政策优惠系数尽知，在全球最低15%所得税税率下，企业要交足15%的税收。换句话说跨国企业若不在一国赋税，就须在另一国赋税，也就是说，你尽管享受了注册地的税收优惠，但是你在美国经营的收入部分，要通过你在汇出利润时，交足15%的差额，也就是向美国纳税。这就是美国公开宣布的“盾牌计划”。

　　二是在6月5日G7财长会达成协议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西班牙、奥地利、印度、土耳其、意大利、英国进行301调查结果，并利用关税对这些国家实施数字税进行反制，但延期180天实施。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同意了“双支柱”框架却不真正实施，不取消数字税，美国会对其进行关税反制。

　　综上所述，美国为了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措施是，先稳定发达国家内部状况，包括英国、意大利等，以征收关税威胁反制；对一些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则使用“盾牌计划”进行威胁。

　　6月30日，G20/OECD有130个国家宣布同意，该计划预计在7月9日至10日的G20财长会上得到原则批准，并提交10月份G20领导人会议审核。因税收属于国家主权范畴，2022年相关成员国要先经过国内立法程序，于2023年实施。

　　拜登在7月1号发表声明：“感谢130个国家签署经合组织有关税收协议（未提G20），支持将全球最低税率设置在至少15%的水平，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以上，他们的支持使我们距离达成全面的，全球税收协议，结束企业税主体竞争更近一步，全球最低税率将确保各国不再为吸引跨国公司而争相压低税率，不再为保护跨国公司利润而牺牲财政收入，跨国公司也将无法通过利润转移来逃避税负，还有利于打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美国竞争力，使美国能够将更多财政收入用于投资，从而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美国还需要改革国内企业税法，国会应尽快通过美国制造税收计划，将高薪就业岗位带回美国，并确保税法服务于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的利益，期待各国在今年秋季达成全面协议。”6月30日签署，7月1日就发表声明欢呼胜利，拜登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

　　耶伦财长也发表讲话：“今天是美国经济外交史上具有历史性的日子，全球在过去数十年都在进行一场自我伤害的国际税收竞争，美国降低企业税率，其他国家也降低其税率作为回应，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税率普遍下降，所有国家都遭受损失，低税率不仅未能吸引新的企业，还剥夺了各国本可用于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重要领域的资金。对美国而言，今天达成的这项协议将确保企业承担应缴税负，美国将进入一场可以依靠工人技能和基础设施实力取胜的竞争，建立起一个帮助美国工人和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的税收制度。这也是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

　　所以，无论是拜登总统的声明还是耶伦财长的讲话，把这场全球税制变革对美国的意义都坦诚直白地说出来了。

　　03

　　要从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前景

　　对国际税改的重大影响进行研判

　　第一，国际税制改革同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互联网巨头凭借商品服务抽象化，交易活动网络化，成功实现了全球赚钱，只在注册地纳税的优势，使得各国财政很长时间内束手无策，也造成全球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数字税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因为美国在数字领域有着绝对领先的地位，比如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脸书这五大绝对是全球领先，美国百般阻碍数字税的推行。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国际税制改革随心所欲，但拜登政府操作的专业性更强，可以说是偷梁换柱，表面上顺应了国际进程，但是毫无忌惮地塞入美国的私货，坚持美国的诉求，并且想方设法推进政策的落实，总之绝对不能让领先的美国数字企业成为全球税制改革打击的出头鸟，千方百计要“把水搅混”，把其他国家都拉进来，而且把金额提高到200亿欧元。虽然200亿欧元，前面提到的五大公司也跑不了，但如果持续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在进行降温，用200亿欧元来弱化对美数字企业影响。这也使得英国不得不强烈要求把金融业排除在外。同时美国明确要求欧洲取消对美国的数字税，并以威胁方式将301调查反制搁置180天，视情况而定是否使用。所以，美国在策略上的方法十分专业，让人很难挑剔，我国也须用专业的方法来应对。

　　第二，国际税制改革意在重塑世界经济体系，重构全球税收规则。在拜登于协议签署后欢呼美国胜利的同时，美国一些学者明确表示，这次国际税制改革是美国继一战以来，第三次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实施重大变革。第一次是1918年1月底，美国提出了“威尔逊14点原则”，确定了美国全球贸易的领先地位，核心就是航海自由（14点原则的第二条）。第二次是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二战末期，1945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而现在是第三次美国要引领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引领直接投资方向、生产力竞争规则及关键产业回流美国。这是同美国关键产业研究，特别是包括芯片、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先进医疗业和先进电池等关键产品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行为将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产生重大影响。全球范围的企业赋税水平已从80年代初的40%降至目前的约23%，这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际最低税率的提出，有可能促使全球减税周期的结束，新的加税周期的开始，三链发展势头放缓，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

　　一是当前全球通胀上涨，加税将使跨国企业不得不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向下游转移成本，要生存就必须向下游转移成本，推动全球商品价格的上涨。现在石油价格70美元/桶，预测明年可达100美元/桶，俄罗斯经济学家已经提出可能达到200美元/桶，因此确实不可小看相关影响。我们的研究要拓展到全球，这一趋势变化可能造成部分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这也是耶伦财长反复强调国际税制改革对美国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二是税收是投资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据测算，对外国直接投资税负每增加1%，将导致直接投资基金减少3.7%，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调整的情况下，再叠加美国供应链的新政策，最终影响可能会更加直接。

　　三是原本依靠低税的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本来后疫情时期，美国抽紧银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挑战，已经对中小国家的市场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再加上税收政策调整的压力，冲击影响不可小觑。而美国是不会顾忌这些国家的。

　　第三，国际税制改革的进程尚未完成，存在四个障碍：两个是美欧自身的阻碍，两个是技术性的阻碍。

　　一是美国共和党的制约。因为国际税制是国际条例，按照美国的法律，参议院要有2/3参议员同意，也就是说100名参议员中要有67名支持国际税制改革条例通过，但目前美国国内共和党强烈反对。而美国众议院方面对税改的制约是筹款委员会，该委员会副主席布雷迪就明确表示反对。此时，拜登政府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首位，称要和中国竞争必须付出成本代价的说法有多大的说服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欧盟有3个国家反对。6月30日，匈牙利、爱尔兰、爱沙尼亚对加税表示反对。三国在欧盟内部协商一致的过程中具有平等地位，但欧盟内部对这些国家一定会施加巨大的压力，很难坚决顶住。最终方案可能会有附加条款，但总体上凭三个小国试图扭转形势非常困难。当然还有非洲的大国尼日利亚、肯尼亚，但美国使用“盾牌计划”，也可以绕过这些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三是关于美国最大数字企业亚马逊的税负问题。亚马逊是全球营业额收入最大的企业，但如果查看利润表，其总利润不超过10%，主要因为其服务对象都是以零售为主的消费者，如此利润率低。此前提到第一支柱是营业额200亿欧元，利润额超过10%以上部分的20%分享，但亚马逊就没达到10%的标准。这点欧盟也看到，并且态度坚决，称如果无法对亚马逊征税，那么整个协议都不会签署。美国妥协的方法是把亚马逊云单独计算，其利润绝对超过20%，且总量也很大。然而，非常全面严谨的国际协议，单列一个公司分开计算属于国际先例。下一步如何发展，值得研究。要成为引领全球规则制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将这些都研究清楚。

　　四是有效税率的计算。OECD政策文件仅初步框架就有30多页针对有效税率的计算，确实不能小看。这是关系到我国重大利益的技术性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企业所得税率是25%，但高新技术企业是15%。高新制造企业享受的研发加计扣除是75%到100%，一般的高科技企业是75%研发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100%加计扣除。举例来说，假如是高新制造企业100元的利润，税收则是乘以15%是15元。如果研发费用为10元，100元-10元=90元，90元×15%=13.5元，即为13.5%的实际有效税率。如何维护我国的政策底线，我们研究的时候必须算清，并需要在签署谈判文件前加以明确。

　　总而言之，前面两个问题是美国国内争斗，欧盟内部博弈，而技术性的政策问题则和我国直接相关。

　　04

　　要从维护中国利益角度

　　提出我国的应对方案

　　第一，我们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引领，使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保持一定增长速度。2021年，IMF预测中国经济增长8.4%。6月份时将美国的增长率从原先预测的6.4%提高至7%。也就是说在2020年美国GDP20.68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7%，增长近1.5万亿美元，中国则从14.66万亿美元基础上增长8.4%，增长约1.23万亿美元。就增长绝对量而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增长的绝对量可能第一次超过中国。2008年以后，中国对全球新增增长贡献量保持在30%左右，美国是10%左右，双方合计是40%左右。面对两大经济体增长变化情况，我们要保持高质量的发展，创新引领，对未来发展非常关键。同时，我国有“十四五”规划目标，有减碳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更显得十分关键。

　　第二，我国要继续大力提升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水平，要继续使中国成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乐土。2020年，在全球下降40%多的情况下，我国吸引投资是正增长4%，成为全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个成绩非常重要，来之不易。面对美国的全方面竞争和打压，我们要下更大功夫保持全球竞争力，保持对国外投资的吸引力，保持对全球供应链的紧密融合和坚定韧性。这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实现。

　　第三，要坚持多边主义。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与G20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坚定不移地保持政策的持续沟通，同时一定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应对和改变美国试图引领的“先发达国家后其他国家”，或者“先G7国家后其他国家”的国际规则制定模式。就捍卫国家利益而言，美国是不讲道理的，因为这符合拜登政府的需求。拜登明确说了，要把中国排除在国际贸易制定规则之外，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制，后续WTO的谈判或其他重大谈判，我国一定要全方位地参加，提出中国方案，发挥引领作用，持续发出声音，全面提出要求，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第四，我们须提高对问题研究的全局性、战略性和专业性。一是全局性，要有全球视野，同时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对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全方位参加。

　　二是战略性，即在战略方向上坚持国际规则的制定，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有利于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服务于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大局。

　　三是专业性，我国专业部门对问题研究要更准确，更全面，提供更完整的报告和建议。具体到国际税制改革的中国审批程序，鉴于美国和欧盟在通过该方案的立法程序方面，均存在不确定性，建议密切观察美欧立法程序进程，审慎启动我国立法程序，并以此作为博弈手段，同美欧进行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交流，争取我国的最大利益。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