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未来二十年，中国最强劲的新增长极在这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张海冰 朱长征

　　2021年3月，广东发布了《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如此一个重磅的文件，不但在国内、国际关注度不及预期，甚至在资本市场和当地社会也几乎没激起任何涟漪。如果说，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过去四十年发展滞缓是因为风头水尾的交通末梢和产业末梢，那么当港珠澳大桥直通香港、高铁高速公路直通广州、深中大桥和深珠城际铁路（规划中）直通深圳之后，一种全新的区位发展优势是否已经或正在珠江西岸悄然形成？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西岸将成为21世纪的新浦东，并在未来二十年逐步与珠江东岸发展水平趋同，那么这里的哪个区域最像当初浦东的陆家嘴？ 

　　当中国原有的对外开放格局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时候，如何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果能依托大湾区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把这些年粤澳合作的成果和设想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成果，做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珠江西岸城市能否扛起当年浦东开发、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大旗，对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探索做出重大贡献？

　　一、大湾区的失乐园，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在与深圳和珠海的朋友交流中，许多人都对珠海特区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扼腕叹息——同样位于珠江之畔，珠海不但与深圳特区发展有天壤之别，与湾区的东莞、佛山相去甚远，即使与内陆城市相比也仅与山东菏泽市、河南许昌市、江苏淮安市经济总量相当，在全国城市中排到70多名。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犹如分跨珠江口东西的两颗明珠。深圳面积1997平方公里，珠海1736平方公里，两市不仅面积相差不多，198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大体相当。40年过去，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2020年GDP达2.76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市和北京市；而2020年珠海经济总量只有3482亿元，仅为深圳的1/8。如果放在长三角的江苏省，珠海也只能在13个地级市中排第11名，屈居苏北的淮安市之后。

　　同样是移民城市，目前珠海的常住人口还不到深圳的1/6。从2009到2019年的十年间，珠海常住人口只增加了53.25万人，而深圳仅2018、2019年就分别净增49.83万、41.22万人。在2020《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广东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深圳有8家，珠海仅格力电器一家。从上市公司数量看，深圳在内地、香港及国外上市的公司总数到去年底超过400家，而珠海仅有38家。截至2020年底，深圳本地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36万亿元，珠海则为6620亿元。

　　如果进一步比较珠江东西两岸城市就会发现，珠海发展的迟缓实际上是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我们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9+2城市群简单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珠江北岸包括广州、佛山、肇庆。2019年，珠江东岸城市GDP总额达65812亿元，西岸城市为13491亿元；珠江东岸城市总人口为3430万人，珠江西岸只有1071万人；珠江东岸占大湾区出口货物值的八成，珠江西岸只占6.32%。

　　珠海乃至珠江西岸城市过去四十年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广为流传的解释是深圳敢于突破禁区、敢为天下先，而珠海方面则思想观念相对保守。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开放方向等原因也很重要。

　　据笔者的一位校友回忆，他1988年到珠海市工作，当时既无飞机直达，也无铁路直通，须先到广州再乘坐公共汽车，中间下来乘坐几次摆渡船才能到珠海。不仅如此，即使在珠海辖区内，先天的地理阻隔也加剧了交通不便。斗门、金湾等区与老城区（香洲区）被西江隔断，来往非常不便，更不用提彼时横琴还是一片荒岛，不具备建造厂房和住宅的条件。90年代建成的珠海机场一度是全国唯一不通高速公路的机场，珠海港也曾经是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港口。

　　凡此种种，致使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里不仅处于大湾区的交通末梢，而且在产业承接上也处于大湾区的传播末端，成为大湾区的失乐园。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路线，过去四十年大湾区的产业传播首先从香港到深圳，然后到东莞、广州、佛山，最后才到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

　　二、三十年河西，新区位优势悄然形成

　　如果说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珠海、中山等珠江西岸城市寄希望于澳门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珠江西岸的交通条件、区位优势、人文环境和产业基础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1999年京珠高速公路广州至珠海段建成通车，2012年广珠铁路、广珠城际轨道全线投入运营，无论是航空、陆路、铁路，从内地城市直达珠海、中山都已经非常方便。如今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之间，高铁半个小时可达，乘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也1小时可达。

　　与珠江东岸的联系方面，除了虎门大桥连接两岸，2018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至珠海城际铁路（深珠通道）也已经开始论证规划；正在规划中的中虎龙城际将贯通中山、东莞、深圳（龙岗）三个城市；水上通道方面，深圳机场码头—中山港、深圳机场码头—珠海九洲港等航线渐次开通。

　　广东省交通规划方面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从规划原则来看，两岸各城市均至少建成一条跨江通道，基本形成公路、铁路、市郊轨道等多方式、全天候的跨江通道体系，实现两岸城市一体化衔接，大湾区主要城市之间形成1小时交通圈。”

　　在市内建设方面，珠江西岸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珠海市的横琴荒岛变成了新区，原来的滩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开发区和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被河流和山脉分割的城市也由一座座大桥和隧道连成一体；中山市近年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布局和建设过程中；江门市一批大桥、高快速路及江湛铁路通车，接入了全国高速铁路网，大广海湾经济区、银湖湾滨海地区、江门人才岛等重要软硬基础设施相继建成。

　　三、新要素比较优势再造新机遇

　　珠江西岸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不仅来自于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备，更重要的来自于新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要素比较优势。

　　在传统制造业时代，经济地理位置中最重要的是是否临近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地，是否靠近水路或铁路能够实现低成本运输，是否靠近产品销售市场。但要素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进程、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化不断动态演化的。

　　根据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前四十年经济发展滞后，主要是在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地理位置等“初级要素”方面不具天然优势；然而，当走过了特定发展阶段后，上述初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创新创业环境、融资便利度、信息与交通便利、研究机构、高等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就让珠江西岸经济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港深增长极和广佛增长极的制造业扩散，一度呈现为沿着高速公路扩散到东莞和惠州等地。未来这些增长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端产业的扩散，将主要受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成本优势、创新创业环境、内外交通便利等的综合影响，逐步扩散到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就像当年的浦东之于浦西，一侧是广阔的待开发空间，另一侧是高度密集的产业、到处寻找机会的资本、技术和拥挤的人口，一旦交通打通以后，两岸的居住成本、医疗、教育、消费水平、发展空间等“势能差”势必趋于“填平”。

　　从人口密度看，中山的人口密度为1895人/平方公里，珠海为1165人/平方公里，江门仅为487人/平方公里，而深圳的人口密度为6484人/平方公里；从居住成本看，珠海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2-5万元/平米，江门仅为11800多元/平米，中山南朗镇为14000元/平米，而对岸的深圳南山区房价动辄10万甚至20万/平米；从医疗条件来看，珠海每千人拥有医师数3.11人，而深圳为3.01人；从教育资源看，深圳201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59万人，而珠海为3.8万人；从消费水平看，深圳市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的支出为12609元，珠海9347元，中山和江门分别只有5111元和4384元……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居住成本，相对轻松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以及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使得珠江西岸城市高级要素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并形成持续吸引要素和产业流入的巨大“势能差”。

　　从发展空间看，中山市面积1780多平方公里与珠海相当，而江门市面积达9500平方公里，发展腹地广阔，这与大开发之初上海浦西、浦东相似——彼时浦西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狭窄，工厂与居住混杂，腾挪余地很小，但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各项要素完备，轻重工业基础领先国内；而浦东却腹地开阔，一旦得到相关政策支持，迅速成为高级生产要素和新产业聚集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区都享受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增长红利”，不论是消除道路不通、海洋阻隔等物理方面的要素流动障碍，还是消除政策、法律等制度障碍，都会因为“势能差”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要素和产业流动红利——对于珠江东岸和西岸而言，既无制度差异，也无文化差异，因而正在累积的交通便利条件就犹如打开了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流动的“堤坝”，大坝两边原有的“势能差”势必导致巨大的要素流动和增长红利。

　　从产业辐射看，深圳、广州的很多加工装配环节持续向附近城市转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研发、设计、制造环节也需要在扩散过程中寻找更有效率的组合。从要素溢出来看，不仅人才要素已经开始向周边溢出，技术、资金、企业家都需要沿着边际生产力寻求更高的要素回报……随着人员、要素和产业流动带来的“区域趋同”，可以想象，20年以后，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就像今日上海的浦西和浦东，除了产业和企业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上必将日益趋近。如何在上述“区域趋同”的过程中，利用好珠江西岸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大湾区内企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摆在全国投资者面前的重大投资机遇。

　　四、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拥抱新增长极

　　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曾经说过，“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问题。”历史证明，浦东开发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对上海、对长江流域——在90年代初期的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浦东开发”这一战略举措，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加快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步伐，浦东开发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如今，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集各种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于一身，又值新时期各种新业态风云际会，正在获得像当初上海浦东那样的巨大发展良机——虽然从增速上未必能上演浦东开发从几十亿元到1.3万亿元的GDP增长百倍的故事，但是其未来几年的经济总量增长必不会小于浦东，如果再考虑到新时期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对探索“一国两制”实践的政治意义，新区位优势、新增长极和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带来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综合影响可比当初的浦东开发。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于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而言，过去几十年主要依托澳门的资金和产业，的确很难形成大湾区另外一个增长极。

　　在珠海特区起步之初的1980年代前半期，澳门的人口不足30万，以后缓慢增长，到去年底增至68.31万——这个数字可能还略低于北京市两个比较大的居住社区天通苑和回龙观的居民人数。历经数次填海造地后，澳门陆地面积现为33平方公里，是香港的1/34，仅为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一个零头。2019年澳门GDP为4347亿澳门元，其中博彩及博彩中介业的GDP占比达到50.9%，加上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占95.7%，第二产业只有4.3%。澳门一年的出口货值，只相当于香港一天多的出口量。

　　虽然澳门也是珠海等城市主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但是珠江西岸城市，不可能承接澳门的博彩产业，也不可能从澳门获得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动力，甚至所获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协同效应也与香港对珠江东岸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些经济总量上的客观情况并不能淡化珠澳合作的意义，如果不把珠海与澳门的合作限于更小的横琴岛上，而是把合作设想放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把横琴这盘棋下成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的腾飞的一盘大棋局，就能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山铺路，为一国两制和全面融合、互相促进、创新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新时期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试验田的地理空间要足够大，实际影响的市场要足够大、形成的产业集群要足够大、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要足够大——只有用珠江西岸经济区的腾飞来切实促进并改善澳门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提高其国际影响力，才能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不久前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韩正同志再次强调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丰富“一国两制”、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专门提到“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改革探索中，不论是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规则体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动制度，与澳门相接对标的营商环境体系，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自主决策权，项目、产业、人才引进的合作机制，还是借鉴澳门税制简单、税率低的优势，克服关税壁垒和税率差异等障碍，提升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等等，如果最终仅止步于30多平方公里的横琴岛内，这些探索恐怕难达到做“大文章”的要求。

　　如果把新时期粤澳深度合作区对外开放的设想和探索，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把珠江西岸城市的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和多年来与澳门探索粤澳深度合作的成果和设想相结合，那必将有利于珠江西岸更好地承接来自于东岸增长极、北岸增长极的产业辐射和要素溢出，而且一旦这些产业辐射和要素转移在珠江西岸形成产业协同的外部性或“乘数效应”，必将产生新的技术成果、新的产业集群和市场聚集效应，进而对整个大湾区的区域平衡和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但将促成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大发展，还可以探索成为“双循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

　　近几年来，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及时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战略思想。对于一个每年出口100亿双鞋子、300亿件衣服的国家，双循环新格局绝不是改变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或出口转内销，而是更迫切地需要探索新形势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0年前皇甫平为浦东新区发出的呐喊言犹在耳，如今当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原有的对外开放格局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时候，如何依托大湾区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把这些年粤澳合作的成果和设想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成果，对于整个国家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探索将做出重大贡献，珠江西岸城市有条件扛起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珠江东岸“敢为天下先”的大旗！

　　五、唐家湾：未来投资新热土

　　从区位发展次序上，在上海浦东开发的过程中，陆家嘴地区作为标志性的地域和开发起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珠江西岸的开发，目前看还是缺乏真正有战略高度的区位发展次序。

　　从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来看，澳门的角色独一无二；从承接珠江东岸、珠江北岸新增长极的区位优势和人口优势看，中山市的优势最明显；从发展软产业生态所需要的人才和软资源看，珠海特区有一定的基础；从发展腹地和长期发展空间来看，江门条件得天独厚……从更精准的重点发展区域看，未来珠江西岸经济区一马当先的可能是位于港珠澳大桥西端的横琴岛、位于深中通道西段起点的中山市翠亨新区和位于深珠通道珠海起点的唐家湾。

　　群众的眼睛雪亮的，资金是最聪明的——尽管政策不鼓励炒房，但是房地产资金的流向和房价的变化，还是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对珠江西岸区域发展的看法：过去几年，横琴的住宅均价已经涨到5~6万，而中山翠亨新区的房价在深中通道开始建设之日起就开始上涨，如今随着深珠通道规划明确，唐家湾又开始成为投资的热土。

　　首先看横琴新区，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与澳门毗邻。事实上，过去几年珠海人看好横琴岛的房地产，其实寄希望于澳门方面来“抬轿子”；而澳门人看好横琴，则是寄希望于珠海方面来“抬轿子”。在这样的互相“抬轿子过程”中，横琴的房价已经有了较大幅度上涨，然而，目前横琴实际运营的企业数远远小于注册企业，更鲜有世界级企业的亚太区或中国总部落户于此，以珠海长隆为代表的休闲旅游至今仍然是横琴少有的人气产业。所以横琴深度合作区的关键价值在于为“珠江西岸经济区”提供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验探索，而考虑到其在产业聚集方面和对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辐射能力等方面局限，其实并不具备担当珠江西岸经济区龙头的条件。

　　位于中山市东部临海区域的翠亨新区，包括南朗镇、横门岛及周边海域，总规划面积230平方公里，东与深圳隔海相望，向北与广州、佛山相连，南部与珠海相通，是珠江西岸连接深中通道的桥头堡，区位和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区内已经建成京珠高速、广珠轻轨、翠亨快线，在建和即将建设的有深中通道、中开高速、东部外环高速等快速对外通道，1小时内可通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和珠海五个国际机场；区内中山港澳码头为国家一类口岸，航线可直达香港、澳门和深圳，新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金融商务、科技服务、会展创意、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综合来看，翠亨新区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虽然优于横琴，但对东北角辐射包括珠海、江门在内的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恐怕有难度。

　　如果把珠江西岸比作1990年代的浦东新区，那么真正可以比作陆家嘴的，其实是位于珠海和中山之间、深珠城际铁路的起点——唐家湾。

　　从区位优势分析，唐家湾往北可直通百公里外的广州，京珠高速、广珠城际轨道贯穿而过；未来深珠通道建成后，将与深圳实现半小时交通；目前从唐家湾绕道虎门大桥驱车前往深圳还需要两个小时，但深中大桥2024年建成通车后，一小时可达深圳宝安机场；正在规划的深珠城际铁路开通后，从唐家湾可一站通往深圳南山区；从唐家湾向南沿情侣路是澳门及拱北口岸，可经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由此可见，惟有唐家湾，才是地理区位上向东、向北、向南发展的中心，其对珠海、中山、江门的辐射作用也最大。

　　产业方面，作为珠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体部分，唐家湾很早就被确定为“科技创新海岸”，是国家和广东省重点支持的软件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地，坐落着国家级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金山软件园、南方软件园等产业园区，已经吸引了金山办公、魅族、YY等企业，具备良好的软产业集群发展基础。

　　高素质人才方面，唐家湾周围现已有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多所知名高等院校，成为珠江西岸人才资源最集中的地区。

　　除了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唐家湾半岛还是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宜居、宜游的风水宝地。北倚青葱翠绿的凤凰山麓，面向浩瀚的南中国海，山色水影交融，风景迷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很早就对外开放的古镇，这里走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创办人唐廷枢等近代名人，在当时的海外，唐家湾的知名度甚至不低于广州。当然，唐家湾的大排档等美食也非常有名，就像珠海人常说的“吃在唐家湾”。

　　因此，说唐家湾是天下难得的宜居、宜游、宜学、宜业之地，并非虚言。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强化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与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协同发展，规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唐家湾无论从区位优势上，还是从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人才、文化、产业优势上，都是未来珠江西岸大发展的龙头——开发好唐家湾，就像90年代开发陆家嘴，对整个珠江西岸发展将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六、为了不错失又一次历史机遇

　　上天的垂青，历史的轮回，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如果缺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珠江西岸有可能错失又一次历史机遇。

　　关于珠江西岸城市之前为何被年轻人抛弃、错过历史机遇，网上被吐槽最多的恐怕是珠海，如：

　　“珠海有那么多大学，但是为什么留不下大学生？”

　　“珠海公务员工资收入堪比上海、深圳，而企业员工工资却只相当于内地水平。”

　　“珠海的民营企业占比太低，经济活力不足。”

　　“珠海是个让年轻人失望的城市，人来了又走，人来了又走。”

　　“横琴最多的人群是去长隆的游客和工地工人”， “除了财政政策和大楼到位，其他什么都没到位，七大支柱产业也没起来”，“在已经形成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的前提下，想在横琴这样的离岛建成金融中心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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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评论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不会是全无道理。

　　谈到留住和吸引人才、引入企业和软资源，虽然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也出台了一大堆政策，但是其中较少有自身特色，更看不到像深圳那样“敢为天下先”的。

　　在一线城市都纷纷在全球范围内抢高端人才、抢资金、抢各种软资源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的情况下，如果珠海等城市宁可漠视高科技产业初具规模、人才云集的唐家湾，既不能面向珠江东岸，更不能面向全球，而宁可把眼光局限在横琴，甚至担心重点发展唐家湾会“肥水外流”到附近的中山，这样的格局恐怕真的有点太小了。

　　而在唐家湾，无论是土地整体布局，还是产业政策，专业化服务，都缺乏高瞻远瞩的合理规划，暂时还看不到当年浦东陆家嘴那样的气魄和氛围，正在浪费珠江西岸最好区位和发展机遇。

　　从珠江西岸城市产业规划上看，很多城市貌似还没有真正找到面向未来的产业方向，比如珠海市政府的产业规划提出，要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重点的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与江门市在“十四五”期间要打造“新材料产业、文旅业、大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等六个千亿产业集群”的提法看上去差不多，与中国其他几百个城市的产业规划也没有太大区别。如今中国哪个城市的产业规划中没有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难道不管是否具备竞争优势和产业基础，各地都要从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规划中拷贝这些内容吗？盲目的同质竞争和投入，又要消耗掉多少财政资源，造成多少资源浪费？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珠海，还是中山、江门，珠江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和产业集群的完备程度上均不及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州、佛山，在前述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集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经失去先机。

　　从新区位优势、新增长极和新的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出发，珠江西岸城市既不应该再拷贝国家产业规划文件，也不应该盲目追随珠江东岸的产业结构，而应该立足于新时期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优势，把重点放在吸引高级生产要素——高素质人才和技术、数据等各种软资源，重点打造新时期的软产业生态群，一旦依靠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成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资本等要素亦会随之而来，产业聚集效应由此逐渐形成。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简单靠政策就可以带来一个区域的快速发展；如今，不仅要靠政策，更要靠人、靠与创新创造相关的各种高级生产要素、靠优势产业聚集和产业扩散、靠乘数效应——从这个角度看，珠江西岸经济区，比海南已经有太多令人羡慕的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大湾区珠江西岸的几个城市，是继续邯郸学步、各自为战？还是尽快建立“珠江西岸经济区”统一规划、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高瞻远瞩的协调发展机制？

　　虽然过去四十年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曾经落后于深圳、厦门等特区，甚至落后于大部分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发展，但是毕竟昨日已去，如今面对这些难得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制度和政策优势，未来在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珠江西岸城市的决策者们能不能像90年代的浦东新区、对岸的深圳那样，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呢？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朱长征为研究院研究员。特别感谢陈全生参事、杜跃进先生、李治华先生，以及来自澳门、珠海、中山等地的朋友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内容只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