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者 夏春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蓝图有两个组成部分，就业计划和家庭计划，总计10年投资3-4万亿美元，通过分别向企业和富人增加所得税来筹集所需资金。尽管美国民众和政党都高度认同两项计划支持的项目，但在增税是否降低经济增长与工作收入上的看法大相径庭。
请忘掉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催眠曲
各种民调都显示，大部分人相信减税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激励富人（通常被认为创造力更高）更加努力地工作。例如，一项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特朗普减税将在未来5年促进经济增长，持相反意见的只有20%。持赞同意见的人解释自己的看法来自于经济学家的观点或者“第一性原理”，也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或者直觉。
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同样的问题摆在全球43位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面前时，只有1位表示赞同，52%表示反对或者强烈反对，剩下的36%表示不确定，10%没有回答。
为什么受教于经济学家的民众和顶尖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如此截然不同？关键原因在于前者的知识来源于过去，而后者的知识来源于当下。
70年代崛起的“芝加哥学派”主张减税促进经济发展，激励创新与勤奋工作，这一观念既直接影响了政策制定，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民众。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70年代“芝加哥学派”崛起以前的1936-1964年，美国的个人所得边际最高税率一直高于77%，其中有一半时间高于90%，这段时间加税的主要是共和党政府，而减税的主要是民主党政府。这与1980年之后，两党对待税率的态度和实际安排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
然而，70年代的经济学家非常不重视数据研究（跟当时数据缺乏和计算机算力不足密切相关），很多观点来源于“第一性原理”，不断地重复就好比催眠曲一样深入人心，现在要叫醒其支持者也并不容易。
但是，现在的经济学是实证主导。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发现，在数据上，很难得出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加税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OECD国家，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统计显著性。在美国，没有证据显示里根减税，克林顿加税，小布什减税对改变长期经济增长有任何作用。
虽然2018年美国GDP增速2.9%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一年，但是也没有达到特朗普所谓的减税将带来至少3%的经济增速。
就连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的报告也承认，考虑到美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到持续复苏阶段，减税并没有带来宏观上的额外好处（只有当2018年GDP增速达到6.7%才能显示出减税的好处）。美国的工资和消费数据都看不到减税带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减税有利于企业和富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富人直接受益于减税，但这并非来自于他们因为减税而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努力的程度。同样，最新的研究显示，对富人征税，他们也不会减少工作时间和努力的程度（但是避税行为明显增加）。
其实大家只要想一想，美国对MBA球员和中国对演员发布“限薪令”后，篮球比赛和影视剧相比之前的精彩度并没有下降，就会明白老一辈经济学家认为的“薪酬高努力，薪酬低偷懒”不只是一种凭空想象，甚至可能是对美国分配制度破坏力最大的思想遗产。
同样，企业股东和员工可以受益于企业所得税率，但为什么企业所得税变化难以影响GDP？
三大核心原因
首先，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二战后的占比最高约7%，随后因为企业所得税率的下降，1980年至今基本处在1-3%之间，2019年仅有1.1%。
与特朗普声称美国企业所得税率过高相反的是，美国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几乎是OECD国家最低的，无论在减税前还是减税后。
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二战后尽管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同样下降，但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维持在7-9%之间，2019年占比8.1%。
类似地，企业所得税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从40%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6.6%，同期个人所得税占比从40%增加到49.6%。
如果说个人对所得税率变化的行为反应都不大，那么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只会更小。
其次，企业所得税率对GDP影响不大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只有大企业才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但他们的数量占比极少，而占绝对多数的中小企业对GDP的影响非常有限。2018年，美国企业总数约600万，而标普500强公司的利润就占了总数的55%。
绝大部分的税率变化，无论增减，通常幅度相对有限，基本不会改变大企业的行为。因为大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关键人才选择创业或者继续留在大企业，要比加入中小企业更具有吸引力，通常他们的利益与企业规模成正比。拜登的企业税方案公布后，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就表示支持。
虽然中小企业对税率更加敏感，加税可能让有才华的个人放弃创业，加入已有的中小企业，
但他们行为的改变，和中小企业数量的变化对GDP的影响甚微。
在特朗普减税前，美国企业联邦所得采取从15%至35%的累进税率，但因为各种税收抵扣优惠，有利润的大企业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甚至低于15%，例如2010年这一数字为12.6%，甚至低于这类企业在全球的有效税率16.9%。
换言之，类似贝索斯这样的天才早就已经创立或者加入了大型企业，即使特朗普进一步减税，也找不到这样的天才，自然也就没办法促进经济加速成长。
现实中，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变化通常幅度有限，特朗普减税和拜登加税，以平均有效税率衡量，增减幅度都在三成左右。但如果变化巨大，结果就会相当不同。
中国在1978年之前，限制民间投资创业，相当于民企要缴纳100%的所得税。一旦改革放开，就会激发民间巨大的创造力，极大促进GDP增长。
第三，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并非随机产生，往往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果”而不是“因”。例如，经济因为结构性原因持续低增长，政府采取减税应对，即使减税可以激励企业家创新和雇员努力工作（实证证据不多），但可能结构性原因更加强大，阻碍减税发挥效力。
在多数国家，这样的结构性原因可能是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例如电力与内燃机的发明对经济增长贡献远远大于互联网，未来新知识发现会越来越难），或者贫富差距的扩大。
美国经济的恶果如何种下？如何摘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恰恰开始于“芝加哥学派”的企业与个人减税主张从1980年开始在欧美成功执行。减税幅度越大的国家，经济不平等程度也越大。
一开始减税只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因为资本市场上复利的“滚雪球”力量和全球化的扩大，逐步转化成为财富上的巨大差距。
研究发现资本越多的个人账户，投资回报率越高（这在A股市场格外明显），教育投入，资本抱团，家庭联姻，财富传承都可以合理化放大贫富差距。
原本集中在制造业的全球化，因为互联网的力量，发展到服务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流量和明星效应”加剧了赢家通吃，贫富差距扩大的分配格局。
全球化还为企业和个人避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剧了政府间的税制竞争。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各国政府争相降低企业所得税，减少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使得国家间扶持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剧，降低了政府反垄断的动力，造就了一批国际超级大公司。
可惜的是，美国极少数大企业蓬勃发展，虽然有利于与之合作的中小企业，但并未拉动足够数量的企业共赢，反而造成“挤出效应”，压低社会总需求。这不仅带来经济低增长，就连比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也处在历史相对低位。
相反，在1950-1980年美国收入和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年代，恰好对应了一个总需求旺盛，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失误是认为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在市场竞争下，分别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因此无需政府进行分配调节。
现实是双方的以价能力决定收入分配，全球化使得工会的力量被瓦解，劳动不再具备与资本进行谈判的力量，“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的自动纠错机制就明显失效了。
必须强调的是，全球化拉动各国整体经济收入上升，没有绝对的输家。是各国内部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产生相对的输家。
从拜登和耶伦的就职演说来看，美国经济的恶果在50年前种下。无论加征企业和富人所得税，以及针对大型企业的反垄断罚款，都意味着一个“大逆转”的时代即将到来。
相对特朗普，拜登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声称加税计划将在短期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只要能够强化美国的基础设施，科研能力，促进家庭健康，改革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为重建美好未来打下坚实基础，经济增长就会水到渠成。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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