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明春（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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