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经济“头部化”的影响和对中小企业的冲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张海冰

　　近几年全球经济“头部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很多行业的“头部”企业、“腰部”和“尾部”企业之间，出现了市场份额、要素资源配置和资本市场估值等方面的两极分化现象——市场份额更多被头部大企业垄断，资本市场追捧头部企业，生产要素向头部企业流动，“腰部”企业被头部企业挤压，“尾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加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将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目前美欧等国家已经开始重视经济头部化带来的负面因素，并发起与之前历史上不同的反垄断新政策，我国也应当加大对新时期经济头部化问题的研究力度， 并及时提出应对有效的应对措施。

　　经济“头部化”现象加剧

　　经济“头部化”的主要特征是市场份额的“二八现象”甚至“一九现象”。在某些领域，一两家大企业就可以占据一个行业90%以上的市场份额。根据交通运输部披露的数据，2020年10月，共有8个中国网约车平台月订单总量超过100万，其中，滴滴出行月订单量为5.62亿，其今年新推出的平台花小猪出行月订单量320万，两者订单量合计占总订单量的90.58%。在外卖市场，2019年3季度，美团和饿了么两家的份额就接近98%。在移动支付市场上，2019年支付宝和腾讯财付通合计份额达到了94%。

　　在其他一些领域，市场份额的“二八现象”也很明显，例如，2018年全球电子游戏行业的市场规模近1349亿美元，排名前25的游戏公司总共贡献了1073亿美元的营收，抢占了近80%的全球游戏市场，同比增长16%；2019年，排名前50的游戏公司占据了全球游戏市场份额的85%。在短视频社交软件市场上，以抖音和快手构成的第一梯队占据了56.7%的中国市场份额，以抖音火山版、西瓜视频、微视等构成的第二梯队占据了24.9%的份额，6家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达到81.6%。

　　与市场份额“头部化”相伴随的是盈利能力两极分化和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趋势。从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数据来看，在沪深两市4000余家上市公司中，沪深300成分股公司就贡献了60%的营业收入和80%的净利润；上证50指数的50家成分股公司，则贡献了上证A股43.5%的总营收和49.5%的净利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二季度，中证100、中证200、中证500、中证1000指数的净利润增长率（整体法）分别为12.47%、5.14%、-12.54%和-10.57%，足见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之严重。

　　从上市公司的股价走势上，大市值股票持续走强，中小市值股票则不断缩水，2019年以来，在中国股市上市的约4000家上市公司中，市值500亿元-1000亿元之间的公司股票上涨服务远远大于市值小于100亿元的公司股票涨幅。资本追捧头部企业不仅体现在股票二级市场，在私募股权市场、信贷市场资金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由于资本都越发去追逐市场上最头部的公司，不仅中小企业融资难，连“腰部”公司也正在被资本市场冷落甚至抛弃。

　　当然，向头部企业集中的生产要素不仅是资金，人才、技术、土地，甚至政策资源都在向头部企业集中，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经济“头部化”的深层次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垄断竞争，以及大小企业分化是正常的。越成功的企业，其盈利越多，越有能力从事研发、推广、并购等活动，从而获得的资源更多，市场份额扩大。但是近些年以来的经济活动“头部化”现象之所以日趋严重，还有很多新的因素。

　　首先，互联网经济加剧“赢家通吃”的头部化趋势。在传统经济中，只有供电、供水等少数行业因为巨大的初期投资而产生了具备自然垄断特征，然而新经济中，互联网络“零边际成本”的特性使得在竞争中具备一定优势的企业很容易快速扩张，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最终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同时，互联网经济催生了头部企业对流量、数据等软资源的垄断，而流量和数据的垄断则进一步加剧了新经济的头部化趋势。

　　其次，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拓展了头部企业的规模边界。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由于财富的创造模式离不开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其生产组织方式、盈利实现方式也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具有一定的边界。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知识产业、高端服务业、软价值制造业等新产业中，其财富的源泉主要是资本和人的创造能力，不再受土地、自然资源等条件限制，因而很容易集中大量的资本、人才、数据等软资源，从而加剧了头部化现象。以美国加州为例，由于具备大量的人才、技术、数据、资金等软资源，该地区的新产业发展蓬勃兴旺，头部企业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管理规模边界限制，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传统中小企业。

　　第三，统一大市场催生超大型的头部企业。在各省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时，往往会形成“诸侯割据”的竞争态势，例如在改革开放早期的电视机等家电行业，往往是各省都有自己的电视机厂占据本地的市场，外省的产品较难进入。在全国大市场基本形成以后，领先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自己的市场规模，以十亿级人口的超大市场推动下，一旦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其平均成本就会降低到中小规模企业无法竞争的水平，进而不断挤压腰部企业、尾部中小企业的市场。

　　第四，资本的助推作用。自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滴滴和快滴通过红包大战为新产品开路之后，“烧钱”来抢占市场份额、耗死对手的做法已经成为很多新产业的惯用套路，在2014年爆发的“滴滴”对“快的”的烧钱大战中，在5个月的时间内滴滴补贴了约14亿元，快的补贴了约10亿元，两家全年补贴估计约40亿元，最终以两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合并形成了更大的头部企业。2017年，美团和饿了么两家外卖平台也展开了补贴大战，据统计，美团为价格补贴投入42亿元，获得60%的市场份额，饿了么投入30亿元，获得30%的市场份额（刘文军，2019）。资本助推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已经占据头部地位的企业，利用其资金、数据、客户、流量等优势，不断“跨界”进入新领域，例如腾讯、阿里利用其在社交软件业务、电商业务积累的客户、数据、流量和资本优势，在进入支付、游戏、音视频等领域时，相比其他白手起家的创业公司具有明显优势，更容易形成新领域的头部企业。

　　第五，有关政策把对新经济“婴儿”的支持给予了新经济头部企业。一直以来，中国对于新模式、新业态采取较为支持和宽容的态度，由此催生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约车、生活服务O2O、共享单车等新产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然而，在这些新领域的企业变身为“头部企业”之后，很多部门和地方仍然把这些企业当成新事物，并给予婴儿般的政策支持，结果必然纵容了这些头部企业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在滴滴出行与Uber中国的合并案中，市场上存在较强的质疑甚至反对意见，商务部尽管表示正在对滴滴进行反垄断调查，但调查结果一直未能出来，实际上对形成市场垄断开了绿灯。显然，中国各级政府对于新产业、新模式的扶持对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旦“婴儿”成长为企业巨头，也应该及时取消其婴儿待遇，并按照企业巨头的标准来进行监管，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经济头部化的影响及对中小企业的冲击

　　头部企业垄断地位一旦形成，必然影响到消费者福利和其他市场竞争者的创新，在一些平台型企业上经营的中小企业也面临“租金”上涨，经营负担加重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并实施《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已经明确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作出认定和限制，但实际上垄断型平台企业对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挤压并不止于此。

　　首先，消费者福利下降。例如在网约车行业，消费者已经感到垄断型平台上打车费用在上升，在部分电商平台、在线旅游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消费者进行区别性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的数据被滥用，隐私得不到保护的危险正在增加。

　　其次，初创企业创新动能和意愿下降。头部企业过度发展，往往导致不是通过技术、服务、客户体验的竞争来分出胜负，而是单纯比拼资本数量，导致“钱多者”通吃，形成对创新者逆向淘汰的弊病。一些大的平台企业对于好的创新、创意、创业项目，采取类似“抄袭”的手段，利用自身的资本、数据、技术等资源迅速形成竞争优势，新领域的创新企业无力面对这样的对手展开竞争，要么失败退出，要么被并购，这样的局面也不利于新行业形成良好的市场生态。

　　第三，中小企业负担上升。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如大型电商企业、生活服务企业、网约车企业、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平台等已经成为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展经营的平台和管道。当前，此类企业滥用垄断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提升流量价格、要求经营者在寡头型平台间二选一、屏蔽其他信息渠道等方式来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增加自身的收入和市场份额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在生活服务平台上，餐厅等开始抱怨平台提成费用过高，有餐饮企业的数据显示，某生活服务平台上，每单外卖，平台会扣点21%，骑手配送扣点10%，支付手续费扣去0.4%，再算上每份优惠活动商家承担80%的优惠成本，一份原价40元的单子，到手往往只有20多元，有时平台还会要求商家加大优惠力度，或者对在两个平台同时上线经营的餐厅提高抽成比例，导致商家利润进一步下降。在电商平台上，卖家为流量支付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线下经营中“商家为房东打工”的现象正在线上重演。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上经营的商家曾表示，一年上亿的营业额最终利润只有一两百万，重要原因就是在平台上购买流量的费用过高，然而如果不为此付费，自己的电商店铺和产品就根本不会被消费者看到。还有一些形成垄断地位的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平台，对上传作品的创作者和创作单位制定的版权“霸权条款”等等。

　　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新兴头部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备了公共产品的特性，中小企业对头部企业的依赖在逐渐加深，如果对新兴的头部企业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和监管，可能给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成本负担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2020年疫情冲击下，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受到严重冲击，疫情的冲击之后的复苏进度远远落后于大型企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2年2月开始发布的小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运行在50的中值以下，长期低于大型企业PMI。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PMI指数短暂靠近后，又出现了了进一步的走势背离扩大。2012年5月以后，大型企业PMI逐渐震荡走高，而小型企业PMI弱势震荡，8月时二者差值最大达到4.3，2021年1月时大型企业PMI为52.1，小型企业为49.4，差值仍达到2.7。

　　图1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PMI指数走势对比

　　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则显示，从该指数发布的2009年4季度到2011年第二季度，该指数一直运行在100以上的景气区间，而在2011年二季度之后，该指数即落入中值下方，直到疫情前该指数大部分时间运行在92-93的不景气区间。根据该指数的指标设计，0-100为不景气区间，常年运行在92-93的不景气区间，也显示出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恶化态势。受疫情冲击，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一度创出了82.0的低点，其后有所恢复，但是到第四季度也只达到87.0，尚未达到疫情之前92.7的位置，说明中小企业的复苏进度非常缓慢。

　　图2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总之，全球经济头部化现象愈演愈烈，既是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越来越大的必然结果，也有超大市场的催化作用、风险资本支持下的不正当竞争助力，同时与过去几年政策对新经济领域的垄断巨头给予婴儿般的支持和包容也有一定关系。虽然近期相关政策对于新经济平台企业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开始重视并加强管理，但是无论是相对于国内对电网、铁路网、电话网、移动通讯网、供水企业的价格和行为监管措施而言，还是相对于美国对谷歌、苹果等的反垄断调查，对Facebook收购竞争对手的起诉，对Facebook、亚马逊滥用数据和不正当竞争的调查相比，都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考虑到很多行业头部化的趋势仍然在强化，并带来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失衡、失业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对于经济头部化原因、影响和应对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