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公元2020极不平凡的一年已经过去。农历庚子和辛丑交替，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一年轮中的生机勃勃开启了。《财经问题研究》在中国知网上首发了我的“二元体制转轨数理经济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论文。这是我收到的最为珍贵的新年礼物。也想分7次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里发出，在牛年与朋友们分享，并谨以此向朋友们拜年！
从2014开始到2017，用了四年时间，我研究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写成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从2018年开始又思考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均衡和安全的中高速增长水平上。期间写了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但是，似乎还是没有从数理逻辑上想得较为透彻。这7年中，看了很多杂志和书籍，观察了大量数据，与团队讨论了很多次，重新温习多年前学习过的经济学教科书，开了不少研讨会，求教了许多经济学界的智者，包括与安徽大学年轻的许文立博士间的交流，都使我受益颇丰。这7年我学习和悟得的经济学知识，要比上大学到癸巳的33年还要多。
在2018—2020三年的研究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分析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逻辑框架：（1）从增长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回归古典经济分析，将没有市场化配置的土地要素纳入投入产出分析。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广义技术进步贡献的。发现了在二元体制国家，很大比例的TFP来自于大力度改革周期中改革形成的要素利用率提高和要素配置改善。与广义技术进步增长贡献是一条平缓平行曲线不同的是，改革形成的TFP增长曲线其呈倒U型分布。
（2）转轨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存在市场竞争性指标与体制扭曲性指标的差距，用“应该有，但没有”的反实事法可以计算出体制扭曲性的闲置及低利用—扭曲不可纠正性体制剩余及其产出损失，用“从没有，如果改革应该有”的还原法可以计算出体制改革消除扭曲盘活的要素数量及其再投入增加的产出规模。
（3）费雪货币模型比较适用于以GDP流量为基础和以收定支略有剩余型经济模式的货币、流通速度和价格分析工具；对于支大于收债务型经济模式的今天，尤其是中国土地房屋等可交易和可抵押资产对于债务的信用保证和货币币值稳定必不可少。因此，学理上建立一个“GDP+资产、各自价格=货币、货币周转速度=债务、债务周转速度”三部分平衡的宏观经济货币平衡模型，可能是经济学界可能不得不做的一个工作。
这样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会有不少错误，非常希望学界同仁们拍砖，我们一起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创新和进步。
许文立博士率领的团队，他们年轻有为，经济学、文献梳理、建模、编程、数据搜集、计算、调整等方面的知识、悟性和技能都令我吃惊，并且课题组成员间充满了合作精神。我感谢他们辛勤的工作，并祝新的一年中他们幸福和快乐。
新的一年，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为这个国家的民生、富裕、安宁、祥和强盛，愿意做这样我应该做的工作。在牛年，为中国祈福！
“二元体制转轨数理经济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专栏之一
原载于《财经问题研究》录用首发《中国知网》2021年2月9日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陆续从计划调节和大一统公有制经济体制，向市场配置、私有制或者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转变，出现了不同的转轨经济学流派。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体量较大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数量较多，其价值选择、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不同，并被区分为“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1990，2002，2004，2006）和“北京共识”（卡瓦吉特·辛格，2002；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从价值取向不同看，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从改革的经济学方法看，则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国家调控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以信息成本、委托代理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各流派。而从体制转轨实践看，则有瞬时型转轨与渐近转型、先后改革与平行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等不同的方案、操作和过程。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看，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向着私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进行了瞬时转轨，效果各异；中国向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近转轨，2020年已经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9.2%、人均GDP达到10500美元水平、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的经济成就；而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越南体制转轨较快、经济成长也不差，老挝和古巴体制转轨进展较慢、经济增长效果并不显著，朝鲜经济体制改革似乎尚未开始。
与大多数东欧国家将近10年左右从一元计划经济转向一元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中国经济渐近型体制改革迄今已经历时40余年还没有结束。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贯穿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翻两番，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0美元发展水平和初步现代化的全过程。
有学者试图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他们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增长率会减少两个百分点。而中国GDP增长在2012年人均GDP6100美元时，就跌到了8%速率以下，到2019年水平为6.1%。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未来15年GDP平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4.73%的水平上。为了从改革寻求经济的活力和动力，规划和建议也部署了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任务。
推进改革和体制转轨并不是为了转轨而转轨，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解决传统体制下的投资饥渴、供给短缺、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等问题，谋求国民经济的高效、稳定和中高速增长。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在分析渐近型转轨（特别是转轨时间较长）国家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时，方法逻辑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扭曲。虽然也有一些文献测算推进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潜能之间的数量关系，但似乎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用于分析中国渐近改革的框架体系。
学术界在这方面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给中国复杂的改革实践造成了局限，使得在改革重要及紧迫性、重点改革部位、改革带来新潜能估算等方面无据可依。
具体表现为：（1）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内在分析陷于比较和定性的猜测。有学者对改革前和改革后，其产出和增长进行比较，发现改革往往带来新增的产出。也有学者对浙江经济增长波动周期实证分析发现，每当推进改革的力量占优势时，经济就会以比全国高得多的速度增长；而当不利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时，经济反会以低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运行， 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是黑箱式改革与增长简单前后数量比较，分析不了体制改革与增长动能的内生关系和结构组合。这样的研究无法给制定改革方案提供较为科学、较为清晰的依据。
（2）新古典增长模型本身并没有表达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间的逻辑关系。由于其既定的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场景，特别是认为TFP来源于广义的技术进步，使得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分析范式与政策含义之间、投入产出分析与改革建议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性。这容易误导政策研究者、方案制定者和行动决策者，即从新古典增长方法的分析看，改革对于增长似乎无关紧要，在模型中没有提高效率的逻辑位置，增长的重点在于教育深化、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新技术产业化。
（3）土地变量不包含在增长模型中，使其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增长潜能无法在方法上体现出来。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一般一国利用的土地数量固定不变，并且农业耕地即使增加，其增加值在总产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边际产出越来越弱；暗含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资产化和市场化了。因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土地要素舍弃了。然而，模型对于分析中国这样大规模土地还没有资产化、国土利用率水平还较低、土地还将从农村农业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业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显然存在重大缺陷。
2011年以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低迷，造成了消费需求不足性的经济增长下行。转轨经济学研究中，就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言，不得不观察和揭示二元并存体制胶着时期，体制扭曲不仅从供给侧影响生产效率、产出和经济增长，也从需求侧造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流程和循环的梗阻，影响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如中国土地的低补偿征用和房地产商单一开发的高房价，转移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收入和城镇居民的一部分可用于消费的收入，从而导致了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工业品生产过剩，甚至使这种过剩常态化。
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践看，自200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债务增加和货币量化宽松供应的时期。2015年以后，创业基金和创业板回落，一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较多的PTP网贷平台发生崩盘。近年来，企业债务违约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债务紧张，一些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坏账率上升。而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看，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进入高负债、多货币、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时代。整体性的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加上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经济扩大负债和增发货币成为不得不用甚至是常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债务的脆弱性和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越来越高。中国也不可能免于全球高负债和多货币政策刺激的竞争。债务的不安全状态，特别是二元体制本身就存在着转轨风险，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传统费雪货币模型在债务型经济模式中的不适用性。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包含债务和资产的宏观经济模型，通过观察资产、资产价格与债务、利率、债务周转速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变动规律，来科学地制定政策，防范债务链断裂和货币币值大幅振荡。在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中，大量土地还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在收大于支保守型经济向支大于收债务型经济转变中，国有企业预算和借债软约束使得借债和货币供应不断增加，GDP流量越来越不能加以平衡，使得债务链、货币币值和金融体系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本文将对上述转轨实践和学术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在学理方面做一些逻辑梳理、方法完善、量化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形成能够解释改革与增长奇迹，以及能够运用和服务于未来改革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实践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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