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19万条法规入世与21世纪中国经济高增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1978年以来三次大改革开放与三次经济增长上行回顾专栏之三

　　节选于周天勇著《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80到第90页     

　　究竟如何启动新一轮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呢？我们需要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上行和下行进行一个回顾性分析，并判断我们所处经济增长的格局，以及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关系。三次国民经济高速增长，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启动和推动的。1998年时，最低季度经济增长跌破7%。是什么样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启动了第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答案是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修改和删除了19万条法律法规，其实就是非常大规模各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21世纪10余年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后的第三轮国民经济S型增长，从1997年到2013年止，总共17年。经历了从1997年到2007年的J型增长，虽然中间通过4万亿的强刺激，2009年到2010年增长率小起，但2007年后到2013年，仍然是一个下行的L增长。构成改革开放后时间最长的第三个S型增长阶段。

　　图．1   中国1997年到2014年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WTO促改革推动新世纪初经济J型增长那么，这一S型增长的动能来自于哪些方面，其动能边际和连续性减弱源于什么原因，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我们看到1997年到1999三年，经济增长率从9.23%下降到6.82%，再下降到6.69%。除了前面分析的第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第二轮个体私营改革、对外资开放措施动能边际效应递减，1973年到1978年人口增长率下行对20年后经济增长形成的下行压力等外，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这三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重要的诱发性原因。

　　虽然由于人民币没有放开自由兑换，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大陆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股市动荡、房市大跌和货币贬值，使得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由于人民币、美元与其本国货币间汇率的突然变化和紊乱，生产经营受到波及，有的抽回资金去挽救国内企业，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外资流入迅速减少；韩台新等货币贬值、人民币挂钩美元相对升值，导致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出口因成本升高受到影响，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香港回归后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大陆为了保卫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然而，在世纪之交，中国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三轮S型增长的持续上行阶段，从2000年的7.58%到2007年的14.2%，长达8年之久。我们来看这一轮上行增长的动能来源：

　　（1）加入WTO后的改革开放效应。新一轮外资进入中国潮，特别是高速增长的出口，强劲地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推进了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有关体制改革。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对不符合WTO规则和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逐步降低关税，便利了人员、技术、商品、企业等的进出、交流、工作、注册、结算、资金出入，促进了投资进入、公平竞争、贸易扩大，出口增长。1999年时，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数为212436户，外商受中国加入WTO前景的鼓励，以及加入后涌入，到2007年时，发展到406442户，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001年到2007年的规模分别为468.78亿、527.43亿、535.05亿、606.30亿、603.25亿、630.21亿和747.68亿美元，规模增长幅度较大，货物出口增长率则分别为6.78%、22.36%、34.59%、35.39%、28.42%、27.16%和25.68%，GDP的贸易依存率逐年提高。

　　（2）国际产业又一次向中国转移、国内经济主力人口上行及其转移配置等增长效应。欧美产业向中国梯度转移，与中国又一波20岁人口增长期及其转移结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是进入21世纪，欧美产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接替了东亚日本和新兴国家和地区产业向中国转移递减的趋势，产业组织结构从过去的家族企业为主，转变成了大的跨国公司进入。要素和层次方面，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转变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产业。年底外商登记注册的企业数量，2001年为20.23万家，2007年则达到40.64万家，6年间数量翻了一番。

　　二是1979年到198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高增长的时期，20年后陆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人口。这一轮人口上行增长成因为：农村改革开放初期，人口还没有开始流动，自留地及联产承包自然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对生育有利；1000余万知识青年回城结婚生子；计划生育开始时，还不太严厉。这一轮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上行增长，20年后陆续进入劳动供给，特别是开始了21世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和城镇的又一次大转移和再配置，其获得收入、结婚生子、生活开支、居住需求等，虽然后期变弱，但总体上成为21世纪前10年左右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天时地利来源。因为即使有产业梯度转移、外资进入，如果劳动力短缺和老化，没有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也不能转化为国内需求和出口强劲的动力。

　　对于经济开放推动经济增长，一些学者进行过实证研究。比如赵晋平研究计算， 1983-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GDP增长0.286%；费威的分析，1990到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GDP增长0.37%。2000年以后，现代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使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2000年到2007年经济主力人口的又一次上行增长，形成的剩余劳动力与跨国公司的制造业相结合。这两个方面，是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经济增长速度上行8年之久的重要推动因素。（见前1979年至1989年人口增长与1999年至2009经济增长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2． 中国1979到1987年人口增长对20年后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3）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企业的破产、重组和改制，盘活了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的要素和资源。由于体制成本太高，国有经济无法在中小经济规模体中生存，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小国有企业容纳了众多的劳动力，占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些装备资产，但普遍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当时，以山东诸城中小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等多种形式，全国各地对中小国有企业采取了改制救活一批、出售转制一批、破产退出一批，在20世纪9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改革，体制上变成了股份合作、有限责任、私人所有、公私合资等多种形式共存。中小型国有企业多种形式的改革，盘活了巨额的劳动力、人才、土地、装备等资源，改制后扩大生产、改造装备、提高效率，或者为国内需求生产，或者加入WTO后其成为出口产品供货商，成为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新一轮上行的重要动力。

　　（4）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及房地产推动，国有企业与工业化互动扩张的双重增长效应。一是这一阶段经济主力人口的增长，以及向东部和城镇的转移，在国内对居住的需求增长在上行。而且城镇居民在收入增加后对出行家庭轿车的需求增长也较为强劲，关联地推动了钢铁、有色冶金、煤炭、水泥、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和集中，也促进了交通、能源和城市的建设，建筑业也需要大量的投资、中间产品供应和劳动力参与。经济主力人口的家居消费需求，也拉动了家用电器、家具用品、日用家庭消费等工业的发展。

　　二是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债务重组、下岗分流、主辅分离、上市融资、停交利润、土地进账等措施后，负债降低、准入优先、贷款容易、资产膨胀，其体制成本的消化又适合于重化工业大规模、专业化、标准化式的生产方式。而且，一部分国有企业因贷款易得而成本比民营企业低，地方政府也愿意将土地拍卖给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国有经济大举进入扩张着的房地产业。这一时期，国进民退，国有经济在合适的时段内遇到合适的扩张机遇和政策偏向，虽然效率很低、创新不足、质量较差，但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后期阶段，成为推动经济数量、规模和粗放增长的一个重要动能。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宋冬林等学者的研究，从改革开放初起分为1981—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三个阶段，在弹性系数可变的计算下，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2.0%、11.0%、8.5%，中性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5.4%、4.3%和7.2%。

　　图3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可以看出，中性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刚改革开放时。由于“文革”后期，教育知识技术水平与当时的欧美日以及韩国台湾地区等的差距非常大，其增长贡献率特别高。但是，后来到20世纪90年代边际递减，而到加入WTO后随着新一轮的开放，中性技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又趋于上升。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则从80年代工业化开始到2007年提前成熟，以及引进先进设备，工业技术改造，其开始时贡献率较高，其后贡献率边际递减。中资本数量投入，以及城市化的房地产和工业化的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例越来越高。然而，不论怎么说，经济主力人口的增长，城市化房地产和重化工业的推动、资本的大量投入，加上加入WTO后的出口拉动，强劲地推动了1997—2007年国民经济的J型增长。

　　图4．   中国1997到2007年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人口收缩等多种因素引发经济下行

　　然而，同改革开放后的前两轮S型经济增长一样，第三轮国民经济增长，其WTO改革开放、欧美产业转移等边际效应也会递减，特别是前20年的人口增长下行，也形成了2007年后开始的一个长期的国民经济增长下行阶段。为什么走入下行阶段呢？

　　（1）经济主力人口的持续收缩是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最基础性原因。1987年到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3.33‰急剧下降到了10.55‰，也就是说2007年开始，进入经济领域的20岁人口的增长率大幅度下滑，并在2012年开始变为负。从我们测算的不进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线与实际人口增长线的差额看，1970—2015年间，共减少人口2.17亿，其中1—21岁和22—44岁人口分别各约一半。而22—44岁年龄段人口急剧收缩，其结果，一是住宅和汽车等需求的突然萎缩，导致房地产、汽车和其他一系列产业的过剩，传统的工业化阶段提前结束；二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养老成本比例越来越高，产品迅速失去国际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工业化的提前结束，2011年人均GDP5447美元，比韩国和中国台湾从8%速度跌下来的2002和1997年低了一半多和2/3，8%以前现代意义上经济高增长的时间相比较短了10到15年。1987到1995年人口增长率下行滞后20年对20007到2015年经济增长下拽影响关系，如下图所示，呈高度正相关。

　　图5  前20前人口增长下行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下行图

　　如果没有2009年4万亿的财政信贷强刺激，对2009到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上拉，则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与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曲线，更加呈高度正相关。（见图5）

　　（2）WTO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动能呈边际递减，最后消失殆尽，出口负增长，甚至由于一些制造业外资的撤离，成为负动能。从出口增长率看，除了2009年出口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负增长外，2006到2010年分别为27.16%、25.68%、17.48%、31.30%的高速度增长。然而，到了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时，降低为7.93%，2013到2016年上半年，则分别为7.6%、4.9%、-1.8%和-2.1%。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依存度，则从2006年的64.76%下降到2016上半年的32.68%。因为劳动工资和社保等快速上升和征收的严格化，使一些境外在中国大陆投资和经营制造业的企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加上土地、能源、运输等成本也在上升，其产品综合的国际竞争力优势越来越弱。由于22—44岁经济主力人口的萎缩，总需求不足，而生产能力过剩，对市场信号比较敏感的外资企业先向境外转移，其产能的减少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负动力。外商投资规模和外资企业注册登记数量，从2012年开始到2015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可以看出，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境外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外商企业注册数量等增长，从开始一个上升的趋势后，2007年以后，增长率相继放缓，甚至变成了负数。

　　（3）原来工业化过程与国有经济扩张组合规模和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因传统工业化阶段的结束而逐步失去条件，成为导致下行的负能量。因为大规模工业企业能消化体制成本和掩盖创新的低效率，这使得在21世纪前10年住宅和汽车等需求很旺的时期，也即工业化后期的扩张阶段中，如鱼得水，规模化数量型急剧发展，无论是钢铁、水泥业，还是进入房地产，凭借资金价格便宜、土地相当多的为低价和划拨，还有垄断保护、国家不收利润等体制偏向，资产大都得到膨胀，一些行业的企业也获得了一定的规模和垄断优势收益。但是，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传统工业化的提前结束，技术进步加快，互联网经济兴起，分步式能源的发展，以及服务业的提前到来，等等，使原来以集中式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国有企业，陷入了难以生存的处境：需求萎缩，生产过剩了；创新效率低，跟不上社会和市场变化很快的需求；过去做大做强从银行中所贷的款、所取得的矿山等资源、所集中的职工，现在都变成了巨额可能无法还清的债务、市场上需求越来越弱的负资产、需要化巨额成本安置的冗员。过去的规模优势，现在变成了巨额的成本和风险。近几年，国有经济生产能力利用率较低、僵尸企业增多、违约和不良债务上升、需要安置的冗员增加、利润率下降和亏损越来越严重等情况，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结束与有数量型规模化优势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样的客观趋势。但是，国有企业在21世纪初10年国进民退中所扩大和占有的人才、资金、土地、矿藏等资源，又很难退出，不能为更有效率的其他性质的企业所利用。

　　（4）税费负担逐年提高，经济金融和高利贷化，土地、能源和交通成本上涨过快，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创。首先，税费负担逐步加重，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大的失误，是没有控制住行政事业协编临编人员的自我膨胀，本来用于公共服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相当部分收入转移到供养人和机构的支出方面。机构和人员规模的不断膨胀持续地对税费形成巨大的需求并千方百计地向企业加以征收，使处在一个发展中的，人均GDP水平要比发达国家低10倍左右的，公共服务和免费交通等设施还提供不足的国民经济中，宏观税费负担率竟然达到37%左右，严重抑制了创业、投资、企业经营和再投资。

　　其次，国民经济金融泡沫化和高利贷化重创了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体制的集中化、行政化和高度垄断，使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银行中的存款和央行再贷款，通过中间融资平台、国企财务公司、信托、基金、典当行、小贷公司等中间环节，到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中，成了高利贷。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通过集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借到的款，绝大多数是高利贷。经济金融和高利贷化，使国民经济利润的80%被金融各业所盘剥和瓜分。

　　最后，土地、能源和交通等成本的快速上涨和昂贵，也重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石油和电力等能源价格，由于垄断和低效率，国内油比国际价格高，电价只涨不降（如煤炭价格下降后，电价并不联动降价）；土地低成本强制征用，政府储备囤积，行政寡头垄断拍卖，炒高房价和地价以争取土地溢价收入、土地财政，使得实体经济的土地房屋成本急剧上升；交通运输则免费公路少、收费公路多，收费价格高而且时间长或遥遥无期，国有高速公路部门冗员多、成本高、效率低，依靠公路和高速公路罚款供养自己的机构和人员，导致中国运输成本竟然占货物成本的18%左右，比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10%左右。有企业家和研究机构比较和预测，在美国和中国投资建设和经营制造业企业，近两年的劳动力、税费、资金、土地、能源和运输等综合计算，已经与中国相当，预测2018年时，美国成本可能会低于中国。

　　（5）对外开放中消费、投资和资金等漏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影响。一是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急剧收缩，老龄化的加快，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增长下行，但是旅游、养老、医疗和健康等服务业却提前快速增长。然而，中国教育、旅游、健康医疗等服务贸易却有着巨大的逆差，而且缺口越来越大。国内教育、旅游、医疗保健、购物等消费流失非常严重，在国内消费增长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游客却拉动了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教育、旅游、零售、医疗健康服务等经济的增长。国内的消费需求变成了其他国家的消费需求。

　　二是国内向国外的非金融投资快速增长，包括制造业产业的转移，房地产商投资国外买地建房再卖给中国人，到国外大举并购，投资餐馆、加油站、超市、小旅店等，流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境外流入中国大陆的国际直接投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表明，在资本产出系数一定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决定于投资率。如果国内的投资大举向国外转移，国内的投资需求转变为其他国家的投资需求，毫无疑问，必定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是因投资无领域、通货膨胀、财产安全等预期不确定或者不明，甚至一些贪腐等，资金从国内流向国外。如果这些资金在国内，可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负债率，可以投资或者消费，可以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而大量外流，则使国内经济整体负债率升高，投资和消费需求流失，对人民币前景看空程度上升，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图6  中国2007到2018年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上述经济主力人口的下行、改革开放边际动能的递减、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的上升、数量和规模优势的丧失、对外经济中的漏损，成为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角度看，外部的出口需求因内外原因相对收缩后，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于规模较大的生产能力，已经显得不足，造成了供给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回顾：

周天勇：1992年市场化改革启动了第二次上世纪后10年的高增长

周天勇：1978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第一次上行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