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1978年以来三次大改革开放与三次经济增长上行回顾专栏之一
——节选于周天勇著《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75到第80页
1976年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主模式国民经济U型增长的最低点，为负增长1.6%。“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科技教育受到重创、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10年，后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呈L型格局。
1977年虽然没有正式改革开放，但是，工作重心或多或少从阶级斗争转向了推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走上治理整顿之路，加上大兴引进国外项目，投资规模增长较快，财政赤字刺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1978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1.7%。
1979到1984年的6年，应当看作是中国摆脱“左”的体制和发展模式后，第一个J型增长的时期。1979年到1981年是J型，也即第一个S型增长的开始。GDP起初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反洋冒进，平衡财政及外汇，控制1980年7.5%的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上碰到1958到1960年生育大幅度下滑造成20岁左右劳动力供给和结婚生子人口增长收缩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1%。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是短期较小的调整性降速。
一、工作重心转变与改革开放启动第一次J型增长
从1982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高速度增长的时期，最高时的1984年达到了15.2%。这种高速度的增长，动因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
1． 整个国家体制的功能，从从事政治运动为重，转向了动员力量发展经济为主要工作。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擅长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向了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执政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国有经济在资产规模、引进装备、人员数量等方面，加大了财政、土地和信贷等投入，增加了员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
2． 对一大二公体制颠覆性的变革，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活力和动能。如废除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大队和小队体制，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探索资产承包经营改革；城镇允许个体户发展，兴办国企和街道大集体经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城市工程师下乡，以及城镇机器设备等向农村转移，乡镇企业产品市场自由交易；扩大城乡农产品贸易市场交易规模，国有企业生产完成国家任务后一部分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价格实行双轨制。
3． 对外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当时工业现代化需要外汇，中央决定建立经济特区，进行来料加工，出口创汇，当时的劳动力来自于东部农村和乡镇。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显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际产品生产和销售中得到有效利用，使劳动力比从事农业创造了更多的国民收入。而外汇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当时引进国外先进装备的规模，增强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4． 前20年左右人口增长上行的因素，助力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1956年到1965年间，除了1959到1961年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和低于10‰以外，其他年份除了1962年为17.24‰外，在20‰到38‰的高位增长率之间。
图1 中国1960到196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这些较高速度增长的人口20年后，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包括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末期陆续回城，这些劳动力进入个体工商户、城乡国企和街道办的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农村联产承包经济，既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又获得收入，增加储蓄，结婚成家，扩大消费，强劲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当时，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思想观念、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进行突破性的调整，如果没有这些扭转乾坤式的重大改革，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长达8年的J型增长。
二、1989风波及改革收缩触发增长下行
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15.2%后开始下行，中间虽然有1987年和1988年两年反弹，但1990年降低到谷底3.9%。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6年的L型增长。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动能下降的情况看。
1． 第一步改革释放活力的边际作用递减，动力释放殆尽。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制、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城镇中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改革，开始的几年作用显著。但是，从时间过程看，越到后期，活力就越来越弱。比如，农村联产承包制产量增加，但收益不如城镇中务工高，农民不再安心种粮，从1988年开始，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再如，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和资产经营承包等形式的改革，出现拼机器设备、轻积累改造、鞭打快牛、积极性减弱、冗员不能分流等一系列问题。
2． 理论上公有制比重争论兴起，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质疑，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处于停顿，甚至收缩阶段。如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和就业人数，1978年时为15万人，1984年增加到339万人，规模爆发式增长。1985年到1988年速度放慢，四年间只从450万人增加到659万人。而1989和1990两年，则分别下降为648万人和614万人。城乡个体私营创业就业受到一定的冲击。
3． 近千万知识青年回城创业就业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结束。1977年开始，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快速返回城市，到城镇国有集体个体经济中就业，形成新一波的创业和劳动力供给潮。一部分1977到1979年三年间考入大学，1982到1983年间毕业，形成“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波人力资本进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这部分动能，在1984年后也释放殆尽。
4．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消化“价格—工资”联动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遇到1989年政治风波与国际经济制裁。1987和1988两年，推进放开市场和价格改革，以及工资增长过快，消费物价两位数上涨，开始用压缩投资规模的方式，给国民经济降温。而1989年春夏开始的政治风波，交通运输等受阻，职工工作受到波及，与国外间的经济联系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围堵和制裁，加工贸易和投资受到影响。如1985到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分别为38.73%、22.69%、21.51%、25.37%、-7.20%、2.43%；实际利用外资年增长率分别为65.85%、60.25%、10.80%、20.99%、-1.16%、2.27%，国内投资和吸引的境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
图2 中国1978到1987年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而1986至1987年的经济上行，主要源于两点，一是1986年行政事业和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增加形成国民收入，并扩大消费需求。二是19年前1967到196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小幅上行，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力供给，获得收入，增加消费需求。二者重合作用，引致第一轮S型国民经济增长的略微上翘。总的S型趋势中，可以平滑处理。
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到1987年，我们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S型增长时期。其特点是，第一个阶段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体制改革、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知识青年回城、从国外引进先进工业装备、来料加工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各种动因形成的时间前后、长短不同，逐步从边际动力递增转向了边际动力递减。但是，从1978年到1990年看，中国GDP总规模从3650亿元增加到了61130亿元，人均GDP则从381.8元增加到了1653.9元，基本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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