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1992年市场化改革启动了第二次上世纪后10年的高增长

2020年10月16日10:12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

1978年以来三次大改革开放与三次经济增长上行回顾专栏之二

——节选于周天勇著《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75到第80页

　　究竟如何启动新一轮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呢？我们需要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上行和下行进行一个回顾性分析，并判断我们所处经济增长的格局，以及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关系。三次国民经济高速增长，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启动和推动的。

　　如果当时我们认为，1978年开启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引进现代工业装备、来料加工贸易区开放等已经足够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若改革和开放就此停顿，则不会有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持续而又快速的增长。

　　图1 中国1988到1996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1988至1996年第二个S型的增长阶段。上面已经分析了1988至1990年三年下行及其原因，也就是第二个S型增长的起始阶段。

　　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重启J型增长

　　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发力，这一次J型阶段中，快速上行时间只有两年，1991年为1989年政治风波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一种恢复性增长，速度达到了9.29%， 1992年则冲到了14.27%的高位，以后一直到1996年，国民经济以接近10%，以及10%以上的速度又高增长了4年。这一轮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动能来自于什么方面呢？

　　1．关键时刻，在深化改革方面，又采取了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在所有制结构上，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调动了城乡居民又一次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一些行政事业和国企职工也辞职或者停薪留职经商创业，形成了又一次兴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大潮。从统计数据看，1988至1991年，城镇个体工商从业和就业人员规模，分别为659万人、648万人和614万人，处于递减趋势；农村个体工商经济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比例，则从10.5%左右下降到了8%左右。这一时期是城乡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时，私营企业注册登记数为98141户，1996年发展到819252户，1992至1996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从68万人增加到620万人，个体工商户从业就业规模从692万人增加到1709万人，而农村个体经济从业和就业规模从1616万人增加到3308万人，私营企业就业从116万人增加至551万人。

　　2．我们并没有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际经济制裁而重归关闭，而是在体制和范围方面，更大力度地开展了对外经济开放，促进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1992年起，外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企业；扩大了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上海浦东对外开放。到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1990年的102.9亿美元增加到了548.0亿美元，外商在华投资兴办企业数量从84371户增加到了240447户，进出口总额则从556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4133亿元人民币，GDP贸易储存度从29.62%上升到33.72%。境外投资增长和进出口规模扩大，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3．这一时期，国内外发展的一个机遇期为，东亚发达和新兴发达国家及地区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与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和城镇转移交加，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这一时期，虽然20年前1968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7.5‰下行到1976年的12.72‰，给20年后经济增速下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但一是当时人口增长速度仍然在高位运行，20年后的经济主力人口仍然处于增长状态，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上涨势头仍然强劲；二是20年后1988年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外流动，1991年后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中西部向东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转移，劳动力结构性的再配置，与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扩张相结合，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大举向中国大陆转移，投资建厂，扩大生产，招用劳动力，实际是国内二元结构转型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交汇，大规模创造了新的国内生产总值，形成的一轮快速的经济增长。

　　二、亚洲金融危机与改革动能减弱

　　然而，改革开放后第二轮S型的国民经济增长，仍然会面临其后期改革开放、20岁左右人口增长下行、结构转型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边际效应递减轨迹变动的趋势。

　　图2 中国1992到1999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可以看出，第二轮S型国民经济增长中，从1988年工资提高和20岁左右劳动力供给增长推高到11.3%，控制投资规模和1989年政治风波使增速下滑到1990年的3.92%，而第二次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又使增长速度上行到1992年的14.27%，呈现了J型增长。在1992年触顶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也即边际增长率递减，一直到1999年为止，时间为7年，其中1993到1996是第二轮S型增长的尾部， 1997年到1999年则成为第三轮S型增长的前端。

　　1993年至1999年国民经济边际增长速度递减，我认为，首先是一个增长幅度高位运行上的略微下行。除了1998和1999两年分别为7.85%和7.62%外，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均在8%以上。

　　增长动能略向下行递减的原因为：1．第二轮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及其经济向外资开放改革的边际效应递减。1998年进行工商管理机构管理与经办农贸市场脱钩改革后，为了部门和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开始向个体工商户收取市场管理费，原有的工商管理费标准也在提高，对个体私营经济收费罚款项目不断增多，金额不断提高，严重抑制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增长势头。而从这一时期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小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已经接近尾声，日韩台新等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处于起步阶段，而欧美国家产业只是零星地向中国转移。

　　2．国有企业从农村借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改革，其边际动能已经消失殆尽。党政各部门对国有企业越管越细，而且党委管人，计委管投资建设和更新改造，经贸委管运行，财政部门管账管钱，行业部门管生产，人事部门管工资，各军工部门管涉军和涉航空航天企业，其他如交通、农业、林业、建设等管理部门都有自己所属的企业。对国有企业在收权，而且多龙治水，应该管的没有管，不应该管的管了不少，而且部门之间职能和管理还相互交叉重复、互相矛盾，企业办事苦不堪言。国有企业进行的厂长负责制、扩权让利、资产经营承包制等改革，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新建和改造扩大的国有企业，到了20世纪中期，冗员过多、经营僵化、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负债过高、效率低下，发生大面积亏损，并在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几乎从整体上丧失了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

　　3． 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急剧下行，也成为90年代经济下行的压力来源。在1972年到1979年较短的8年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高位的22.27‰急剧下降到了中位的11.61‰，下跌了10多个千分点。其原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地方将自留地收归集体，使抚养人口的自然经济来源被断绝，而生产队年终口粮等按工分分配，子女多而工分少的家庭要倒向生产队交粮款，加上农村赤脚医生体制，城镇少生优育和避孕技术的逐步形成、倡导和普及，使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迟他们结婚成家的年龄，相当多地等到回城后，再结婚生子，也是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率定理，以及9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增长等方面，虽然不明显，但也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下拽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