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郭德纲说如果我跟科学家争论火箭的燃料用汽油好还是煤油好科学家拿正眼瞧我一眼他就算输了。当然这也算科学家的另一种右派式傲慢,科学要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商学兵服务,科学家凭什么瞧不起丝毫不懂物理知识的但是充满爱国热情的人民群众和一些自以为学者的学者?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应该有国界。于是就抢占了爱国的道德高地,好像中国的火箭可以摆脱一般的物理学热力学原理可以按照有特色的动力学理论飞上天一样,任何质疑中国火箭的言论都会冠以不爱国甚至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的名号。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但社会科学与火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门槛比较低,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拿货币经济学来说,读了几本充满臆想性质的畅销书(比如《货币战争》)就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精髓洞若观火了货币博弈的实质,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各种臆想并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具有特色的货币经济学理论,然后拿着这把锤子四处“创造”钉子。更可怕可笑的是大声疾呼让国际结算占比不到3%、储备货币占比不到2%(最高到1.9%,大部分时间在1%左右)的人民币来取代相应占比超过40%、60%(最多到85%)的美元。爱国热情值得表扬,但爱国也要讲客观规律科学原理,最起码的要知己知彼吧。有些大声疾呼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完全替代美元的说得不客气有点当初大师兄刀枪不入的悲怆既视感。
中国近当代史无数个教训表明,爱国这个事情最好的姿势是低调的实干,等基础搭牢了时机成熟了实力到位了自然水到渠成,不要还没准备好就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嚎叫暴露目标。真不知道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叛国。
当然,上面说的数据是静态的(截至今年上半年),还要看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美元占比和地位相较过去的确一直在衰弱,人民币的地位的确在上升。但即使美元衰落、人民币上升的趋势持续了那么久(至少20年),两者的客观和现实差距依然巨大。认识到这一点——客观、理性的认识到现实差距——才是所谓“科学”的起点,才是所谓的真正的爱国、爱“人民币”,真正的从社会科学、金融学理性的视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毕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大地位与弱小的人民币地位不成比例(2019年中国贸易份额全球占比超过10%,但用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不到3%)。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当然盼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梦,但是正是我们真心想着中国经济好,人民币好,我们才需要正视现实,正确认识到差距,然后找到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一点点克服问题,一点点推进实践。而不是只会大声批评美元霸权,号召人民币应该脱钩美元独立自主,但却没有任何实质可行的方案。毕竟在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上,硬通货才是硬道理。我们拿着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市场上取代其它货币,对方就是不认我们能怎么办,难道也怨对方不讲政治不爱国?
不可否认,当前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充满问题,甚至处在危机的边缘,也的确在利用其世界货币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但是要知道,现代法定信用货币的发行,实质上都是在征收铸币税。中国央行发现的人民币纸币、准备金等基础货币就不是征收“铸币税”吗,就不是用没有价值的纸张换取实在的商品和服务吗?看看货币史,从足值贵金属货币到不足值货币,最后到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铸币税是怎么演化的。但也恰恰是生产成本为零的纸币、法定信用货币,大大的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使得经济摆脱了“贵金属货币供给量约束”下的通货紧缩问题,迈向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扩大了美元的供给,但美元的供给是全球化发展的内生需求拉动的,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称“美元是全球化的结果”,这里的美元是指世界美元)。
但是,既然信用货币没有成本,央行能随便开动印钞机印吗?当然不能。货币供给是一回事,人家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即货币需求约束。元朝,魏玛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经济、货币体系是如何崩溃的?你能随便拿着印钞机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薅羊毛吗?当然不能。对方也可以不用美元啊,为什么还要把美元做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应对未来不时之需?比如储备三个月的进口额度的美元,以在特殊情况下购买粮食石油等紧缺物资以及还债。这些都是现实,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光喊着用美元外占来作为货币发行基础是帮着美元国际化,要去美元化,要让人民币结算和储备占主导有什么用?我们倒是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国际市场愿意吗?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可行吗?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经济学常识,那就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主要供给者不是央行,而是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控能力发放贷款,然后在负债端创造广义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是基础货币的3—6倍,即所谓的货币乘数。只要银行放贷行为的背后有真实的实体经济活动,那么广义货币就是内生的、生产性的,非政府性质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广义货币也不算是“铸币税”(除非用作财政支出)。这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真实票据学说的观点。
那么通过经常顺差和资本账户进入中国的美元是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基础货币,还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呢?就这个问题问一下那些给别人扣第五纵队帽子的货币专家们,我保证他们一半人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恐怕没有操作过实务,所以才充满了美国政府印钞全球征铸币税的臆想。事实上,除了美元现金,中国的离岸美元都是通过美国的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流入的(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存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内)。离岸美元体系的“央行”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的商业银行(想一下中银香港、工银香港等商业银行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的“央行”角色)。当然,美国商行也需要美联储发行准备金作为基础,说是美联储印钞全球征收铸币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现代货币就是信用货币,既是资产又是债务(这是其类似量子的波粒二重性的复杂性),除了美元现金外其它的并不能完全认作为铸币税,毕竟你也可以拿着换回的外汇到美国、到国际市场上买实打实的商品和服务而畅行无阻。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但美元并不是国内流通的法币,加上过去很长时间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大量美元现金(银行存款)和低息证券(美国国债)堆积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人民银行又不得不在负债端发行基础货币,为了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又不得不行使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20%以上),造成了大量的货币无效率窖藏(低息美元存款和国债,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一方面费劲拉存款,另一方面又大量缴纳法定存)。这样就造成了很奇特的世界货币景观:
中国世界工厂以牺牲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外汇,作为债权人以极低的利率(平均大约3%)借给美国政府、大型投行和跨国公司,美国投行和跨国公司又转过头来以FDI等形式享受较高的超国民待遇(地方招商引资对外资的政策优惠)重新将资本投入中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有人全口径估算年平均收益率高达18%),这显然是个“不公平”的投资和交易格局。所以中国长期保持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逆差的扭曲现象。
这实际上是“经济大国、货币小国”形成的效率漏损。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按照国家自信的精神推进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同我前面一篇文章《美国能有印钞机买下中国吗》讲到的,无论是2012年以来加快推动的人民币货币互换还是2015年旨在推动汇率自由浮动的811汇改,实际上分别是想从量和价上双管齐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事与愿违,当811汇改打开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预期后,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香港、台湾的离岸人民币存款,都成了做空人民币的筹码(即拿到人民币头寸后立即在国际市场抛售换成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政策通过海外的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收回离岸人民币头寸以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大量收缩,人民币国际化严重受阻。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建立自己的内循环系统,并不是某些“学者”们臆想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际上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和作为价值贮藏货币职能的基础设施有没有?在这里,我说的基础设施并不是支付结算和记账托管的IT系统,而是一系列的与其它国家货币体系接轨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你要做国际货币、世界货币,当然要建立与世界兼容的普遍货币规则体系。
美元的问题、美元隐含的危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的主权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我一直在强调,那些批判我亲美崇美的“学者”们却视而不见。但问题是,如果美元崩溃,会换成谁来担当世界货币的重任,欧元?日元?它们好像也是危机重重。排到第六位才是人民币。但做世界货币就不需要成本吗?全球性的货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汇兑的自由化,可以作为基准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具有国际视野和准则意识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人才队伍,等等,这一切我们具备不具备?如果不具备,又如何让别人来心甘情愿用人民币?(用调研时一个海外金融机构的话来说,他们也想储备人民币债券,但是在风控系统内找不到对标的市场化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那些拿着纳税人钱的学者们,与其四处叫嚣寻找捉拿“第五纵队”,高喊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没有具体解决方案,不如扎扎实实的研究我上面说的这些中性的技术问题。方为“爱国”。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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