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意见领袖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方面的成效，以及得益于政府的一系列规模性政策，中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其他国家。然而，受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不平衡特征，主要是消费需求与供给恢复速度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恢复速度失衡等短期不平衡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只能达到-2%左右。若不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难以恢复到市场所期待的5%左右增长水平。从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增长结构失衡情况在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严重，其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须前瞻性地把握。

　　一、经济恢复的短期不平衡制约下半年复苏力度

　　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恢复呈现出两个短期不平衡特征：消费需求的恢复速度滞后于供给，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上述两大短期不平衡征既是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恢复速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下半年经济恢复力度的关键因素。

　　首先，消费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6月10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可见不但全国各地复产复工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然而，需求面的恢复仍明显滞后，从拉动经济增长60%的消费增速来看，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8%，虽然逐月明显收窄，仍为负增长；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0.6%。预计下半年会逐步转为正增长。

　　其次，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5月中国制造业增长5.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高；与此同时，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服务业的恢复速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预计上半年中国经济至少负增长2%以上。

　　下半年，随着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下达，基本建设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受疫情影响，虽然海外需求并不乐观，但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严重下滑，由于疫情防控物资出口迅猛，以及其他国外厂商受疫情影响供给中断造成的物资短缺，下半年出口负增长的情况或仍将好于预期。然而，如果消费和服务业不能尽快恢复的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经济下半年仍然不可能回到市场所期待的5%以上的正常增长水平。

　　所以，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二、 提振消费须从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入手

　　当前最高决策层面在“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还是以围绕搞投资、上项目来展开的，短期难以改变。

　　例如，虽然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

　　如果同样的资金规模用来稳消费，会受到那些宏观决策机制的制约呢？比如，假定给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那6亿中低收入者每人发2000元，实际所需财政资金规模不过1.2万亿——三口之家可增加6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1万元收入，这将带来较大力度的消费复苏。相对于花费1.2万亿给中低收入者做消费补贴而言，拿出1.2万亿稳消费肯定会遇到层层阻力，其决策难度远远大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进行基建投资。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地区基本建设需求饱和，有稳定回报的项目又被PPP项目“鱼过千网”似的反复筛选以后，上半年有稳定回报的可选专项债项目已经有些供应不足，因而在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项目申报弄虚作假、可行性论证走形式、资金分配上用专项债“堵窟窿”、宏观上挤压民营融资、稳增长远水不解近渴等问题。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恰从微观上说明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从财政部、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稳增长决策和传导机制，仍然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项目审批、项目实施为核心的。因此，提振消费，要从宏观决策机制和传导机制入手。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机制与政策杠杆效应

　　如上图所示，稳消费的决策和传导机制要从收入传导、利率传导、边际消费倾向传导等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展开。

　　具体地说，首先应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出发，严格限制和大幅减少不合实际的基建投资规模，并从机构设置上减少围绕基建项目筛选、申报、审批等环节的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把宝贵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到稳消费上。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消费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考虑到疫情冲击下提升消费的迫切性，也可从中央政府层面一次性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补贴，迅速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利率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发力，一定要尽快走出影响决策的认识误：第一，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有什么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消费低迷时期借口“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仅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

　　第三，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传导机制来看，旧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以5G、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如果用消费补贴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旧消费上可以用较小比例的消费补贴撬动，在新消费上则可以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撬动，无论是小比例补贴老消费，还是大比例补贴新消费，都可以轻松启动数万亿消费需求增量，比远过度扩张基建投资见效快、“乘数效应”大。

　　三、 服务业复苏要打破交往障碍，新旧经济增长失衡影响深远

　　目前来看，国内几乎绝大部分地区疫情都已受控，但是各地相互之间的交往还远远没有恢复，大部分大城市的酒店实际入住率依然低于50%，餐饮、商业、旅游景点、线下教育、茶馆、影视娱乐等恢复情况较差。

　　有学者说常来常往才能恢复经济，这对服务业非常重要。根据作者不久前在云南、福建、广东、上海等地旅行的经验，从一个低风险地区到另外一个低风险地区旅行，通常要花较长时间填写14天以内的行程、航班号、座位号、途径城市的居住地等等，有时候由于行程较多需要填写半个小时才能成功获取一个新地区的健康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形成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交往障碍，降低了“来来往往”的频率。建议各地应尽快取消本地健康码，应统一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

　　最后，一定要高度重视疫情之后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受益人口不平衡性。受疫情冲击，很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是毕竟与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以美国为例，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失衡，特朗普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疫情失控和国内分裂，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依然不在少数——谁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主要靠硅谷、波士顿等少数地区、少数新经济行业拉动，而大部分传统产业却没有分享到增长成果的事实？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靠煽动旧经济的大多数而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不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长期失衡，他也没有到处发动贸易战、破坏全球化的借口：如果不是美国制造业只占本国GDP的11%，而服务业占79%的产业结构，怎么会有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和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的贸易结构？

　　疫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也是新经济引领的增长，如果新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少数人群、少数行业、少数地区，会不会带来和过去十几年美国类似的社会问题？受到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从70%回落的如今的50%，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3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支持新经济的同时，应该保证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都是以后经济增长结构性不平衡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